武汉大学一名研究生顾某通过选调生考试，被分配到甘肃嘉峪关工作。她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记录了自己从报考到决心离职的心路历程，表达了自己对加班、工作地点气候和环境的不满，还将自己比作失去自由的“黑奴”。

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这篇小作文充满个人经历和感想，却引发舆论争议。不少评论指作者顾某没有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就报考了公务员，应予批判，并尽早清除出公务员队伍。

但也有人说，多数人报考公务员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钱多、事少、离家近？为什么要对考公真实意图故意视而不见呢？

据中国媒体报道，顾某是武汉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被拟录用至嘉峪关市直部门单位工作，有一年的选调生试用期。今年4月，顾某已申请取消录用资格，并得到批准。

武汉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上个星期四（5月30日）接受採访时，对这一离职事件给嘉峪关带来的影响表示遗憾，并强调顾某的个人选择不能代表武汉大学在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的选调生群体。

该工作人员强调，武汉大学有超过3000名毕业生成为选调生，其中很多人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建功立业，这件事不会动摇武汉大学选调生扎根基层砥砺奋斗的信心，更不会改变武汉大学学生有志于到基层工作、服务国家和人民的决心。

嘉峪关以地势险要，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与千里之外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遥相呼应，闻名天下。嘉峪关市由明长城嘉峪关得名，2023年GDP约382亿元人民币（71.05亿新元），在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中排名第13位。（资料图片）

选调生的争议

在引起争议的小作文里，顾某透露她是在见识过一些私营企业的嘴脸后，不想错失应届生身份的机会，选择了考公，但历经辛苦参加完甘肃省选调生考试后，却被分配到嘉峪关市市直单位，“省内最远的一个地级市”，因此想放弃。她说：“我心向自由，更爱繁华迷人眼，我不能对不起自己。”

但顾某父母家人却认为公务员稳定、工资高地位高，不应放弃，在她妈妈和亲戚每天“几十个电话，几十条语音”，甚至“歇斯底里”的劝说下，她接受了嘉峪关的工作。但入职后，顾某很快因受不了加班、当地的饮食和气候，申请取消录用资格，即离职了。

这篇文章引发多种批评，有人批评她贪图享受、不珍惜选调生的身份、没有担当和责任感。红网评论说，顾某不是脱不下“长衫”，只是想举起“高脚杯”。

2023年6月9日，中国北京招聘会上一名女性头靠桌上。儘管中国的总体失业率有所下降，但该国的青年失业率却徘徊在20.4%的历史高位。（Getty）

选调生被认为是中国公务员中含金量更高的一种。首先在报名阶段，参加选调生考试要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是中共党员（预备党员）、有校级以上奖励，以及有学生干部身份等。正式入职后，选调生作为干部候选人，起点也比一般公务员更高。

前媒体人胡锡进评论此事时说，做公职人员，就需要有服从国家需要，组织让去哪就去哪的思想和心理构建。

《新京报》评论则指出，比起对顾某本人的批评，更应该反思的是当前社会的“上岸思维”——许多的年轻人、家长都认为进入体制内是最理想的选择。

这条评论支持者众多，但也有人问：为什么会有上岸思维？还不是因为海上惊涛骇浪太多。

上岸思维背后的不安全感

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1179万人，继续创历史新高，大学生就业的形势仍然严峻。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至24岁失业率达14.7%，仍大幅高于总体失业率5%。

内地青年失业问题严重。图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新华社）

财新网星期一（6月3日）在一篇“校招尚未走出寒冬”的报道指出，企业要降本增效，因此更偏好性价比高的社会招聘，减少了校园招聘名额；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对大学生友好的入门级岗位数量压缩明显。

金融、互联网等行业的裁员潮更增加了应届生的不安全感。智联招聘发佈的《2023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近几年来高校毕业生择业的求稳心态正在逐年提升，高校、国企等代表稳定的岗位是毕业生的首选。

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91万3900人，较去年同期的250万人多了41万多，同比增幅达16.4%。最热门的岗位有3572人通过资格审核，仅招募一人。

像顾某这样优秀的名校毕业生看上去是有选择的，可不必“上岸”，但若把风险要素考虑上，他们的选择范围就会一下子缩小。而在现实中，也恰恰是更懂得如何考试的名校毕业生，更容易通过包含了逻辑、科学、数学、政策分析等题目的公务员考试。

公职的内在艰辛

胡锡进说，随著年轻人工作难找，不稳定性增高，公职在求职者眼裡被理想化了，它们的一些内在艰辛被忽视了。

随著年轻人工作难找，不稳定性增高，公职在求职者眼裡被理想化了，它们的一些内在艰辛被忽视了。（新华社）

的确，上岸之后，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并非像想象中的“钱多、活儿少、离家近”，可能是正好反过来的“钱少、事儿多、地方远”。关键岗位还需要牺牲旅行自由、在社交媒体上发言受限等；一线人员在特殊时期，加班加点也是常事。

《纽约时报》称，冠病疫情期间，中国的基层公务员承担了清零政策的执行角色，成为他们的一大痛点。《解放日报》在上海封城期间的文章直言：广大基层干部和一线工作者承担著繁重的防疫任务，更要努力化解群众的焦虑甚至怨气……被当过“出气筒”“解压阀”，感受过身心俱疲。

报道还指出，虽然一些年轻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但也不能保证自己在私企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左右为难。

《南方週末》去年的一篇“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的报道也指出，当前不少名校毕业生著急“上岸”，回到县城的体制内工作，但工作和生活的落差却很难接受。

报道中的受访者认为，除了薪资较低、不习惯催婚催生的氛围，体制内一些工作内容也增加了他们的压力和迷茫。

内地公务员竞争激烈。（新华社）

其中一名硕士生受访者说，入职不久，他和同事的工作要遵从一张轮值表，轮到自己时就要一大早赶到办公室，然后开始各种杂事：泡茶、订公车、跟拍、打印名牌。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并不需要研究生。

同样的，也有同情顾某的网民问：一个德语文学硕士，去嘉峪关的基层做什么？许多情况下，明知可能岗位不合适，却仍在求稳的心态下做了这样的选择。

显然，公务员的工作不适合所有人。民众期待的是吃苦耐劳的人民公僕，体制需要螺丝钉，但当前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应届生们，却未必怀著做公僕或螺丝钉的心情。

在考公热没降温、录取人才学历素质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思考如何解决年轻人期待与公务员要求不匹配的问题，思考如何通过提升选拔制度，找到意愿和能力都更匹配的人才、精准用人，提升年轻公务员群体状态。总之，归咎于一两个年轻人不愿奉献，是于事无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