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33岁逝者陈女士的身份信息中，得到村支书、她叔叔、县镇工作人员重新指认的包括：她不是毕业于北京211名校，她在县里考事业编的最高成绩是第25名，她父母没有借钱替她交房租，她骨灰被撒河里是当地习俗。

这些信息的总成基本上动摇了“贞观”那边爆火文章的基调，这一基调由这些构成：一名失业无着的大龄女性，一名在考公潮流中的失败者、一名被原生家庭压榨的可怜女孩，一名在逼仄的社会中屡战屡败的弃儿，一名孤独死去的零余者。‍‍‍‍‍‍‍‍‍‍‍‍‍‍‍‍‍‍‍‍‍‍‍‍‍‍

社会反响暂且不论，当红星新闻、奔流新闻等派出的突发记者，像侦探一样定位并揭露贞观精心隐藏的陈女士背景信息，并且实地走访给出完全相反的核验结果，“贞观”建构的悲情故事面临瓦解。而这些记者却因求实的职业活动遭到前同行的诟病。‍‍‍‍‍‍‍

一些聚集了在职与退役记者的群里，逝者被揭示的信息越多，与贞观一文差异越大，不可调和的争吵越激烈。仔细看去，前新闻人对事实核查活动的不满，一大理由是未能独立甄别，向外传递的信息都来自官方半官方信源，充当的角色可疑。‍‍‍‍‍‍‍‍‍‍‍‍

而在这一指责之外，一个更尖锐的驳斥是：你们都到了人家村口，就不该只满足于信息核查，还应该另外讲述逝者陈女士的人生故事。因此，前方记者对核查必要性的主张与辩护，与对前方记者的不满、抵触及谴责，需要一篇人物特稿来调和。‍‍‍‍‍‍‍‍‍‍‍‍‍‍‍‍‍‍

既然新闻记者粉碎了贞观一文的悲惨故事，那这篇人物特稿就该是新闻界理应交出的工作成果——不是琐碎的信息真假甄别，而是重新做一个逝者的侧写，给出令人信服的另一幅画像。做核查的媒体不仅有职责这么做，在新闻伦理上也该有这等自觉。‍‍‍‍‍‍‍‍‍‍‍

现在，能不能产出这篇人物特稿，成了“贞观”的辩护者呛声在职新闻人是否有诚意，检验媒体动机是否纯良的唯一硬指标。假如拿不出逝者的新版故事，那现有的核查活动都会被归咎为捣乱，会被认为与当地政府有不光彩的合谋。

至此，一场“对赌”已成。这场肇始于80后、90后新闻人之间的怄气之举，一如既往地演化成“用作品说话”/“无法用作品说话”自证的行业诅咒。显而易见，这次赌局重复了既往许多重大舆论事件下“新闻何为”的分歧，同时加入了随机出现的恼怒。

这场“对赌”还说明，针对机构媒体公信力与记者操守的挑衅，早已从外部哄闹式的长期恶评，渗透到媒体圈内部。这一现实令人沮丧地佐证，新闻操作规范凌乱以致于无法共享，无力建立业内对话；且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新闻人共同体，它脆弱到随时一拍两散。‍‍‍‍‍‍‍‍‍

当“贞观”文章中除死因之外的次级事实被职业记者逐一翻转，塑造一个建立在真实信息上的逝者形象成为急务，哪怕不考虑新闻圈内部楚河汉界般的对峙，这也是真相剧变后自然而然的阅读期待。而这个时候，真正考验新闻记者的时候刚刚开始。

为“贞观”辩护的人给出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自媒体没有采访权，因此它的事实核查能力受限，所以不该苛求它的核验结果，哪怕有事实差错也该被谅解。那么，当机构媒体闯进来，理论上它具备采访权，可并非没有能掣肘它的东西。‍‍‍‍‍‍‍‍‍‍‍‍‍‍‍‍‍‍‍‍‍‍‍‍‍‍‍‍‍‍

截至目前，记者突破的采访前沿，止步于陈女士的叔叔，其父母弟弟都未受访。显而易见，要获取陈女士的生前故事，这几位至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种微妙的局面，这就为人物特稿能否顺利采写制造了极大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