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出版品牌乐府文化（现已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创始人涂涂收到了一份书稿。这些文字，和他以往看过的都不一样，作者是一个不识字的苗族女性——阿包。

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在带外孙女、干家务活、照顾丈夫的空隙，阿包终于坐下来，对着手机讲述过去的故事，每一段最多60秒，她再把语音转换成文字，然后仔细誊抄在纸上。

故事始于黔东南深山里。1968年，雷山县固鲁村，一个普通苗族家庭里，一个小女孩出生了。11月，贵州漫山遍野里生长着一种长满刺的植物，于是父亲给她起名阿包，意思是长刺的草。这似乎隐喻了她日后的半生。

路边的长刺的草，叫作金樱子。（图/吕思音提供）

在书稿的开头，她写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述说自己的人生，很多年里，我一直都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因为投错胎才来到人间的什么动物？我的前世难道是猪？是牛？是马？还是别的什么牲口？我因为走错来到了人间，却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

经过口述转写，这些连她自己都不能全看懂的文字直白却有力，带着强有力的对命运的控诉。幼年丧母后，阿包被迫退学，20世纪80年代，16岁的她从深山出发，外出当保姆、当保洁，在底层摸爬滚打，可遭逢的厄运接二连三。阿包被拐卖过、被诈骗过，在那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她就像那棵长刺的草，在遭遇风吹雨打甚至被拔掉后还能重新扎根。

2024年12月，在辗转几年后，《阿包》终于由乐府文化出版。

便笺本上的写作

阿包的丈夫潘年英是第一个打捞那些故事的人。

2021年的一天，很晚了，潘年英从卧室走到书房，看到阿包坐在书桌前，正在埋头滴滴答地用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字。阿包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怎么还会写东西？

他凑近一看，阿包写的字竟然还可以，笔画清楚，故事也写得好，只是错别字挺多。

每天晚上或者中午，在把外孙女哄睡、潘年英也去睡觉后，阿包开始偷偷地拿起笔来。写什么呢？她想像丈夫一样写。坐下来，漫长人生中的记忆如雪花般扑来，但她不知道该抓住哪一片。

阿包写字的笔记本，另一边是孙女在上面的画。（图/吕思音提供）

2018年，潘年英因为腰椎间盘凸出请阿包帮忙护理，两个人因此重逢而结合。在每天给潘哥按摩的时间里，阿包不知不觉聊到了往事。任意一个思绪的线头，都能拉出一段惊心动魄的叙事。潘年英听得认真，阿包也讲得越来越多。有很多记忆，她几乎保存了半辈子，从来没对人说过。

潘年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出于对田野调查的敏感，他对阿包说，这些故事很有价值，可以写一本书。阿包哪会写？她就说：好嘛，那你帮我写。

一生里，阿包几乎没有写字的机会。这一生，阿包对写字最难忘的印象是在北京的收容所里，工作人员让她写下名字，好送她回家。那时候她连名字都写不好，生怕自己没写对就错过了回家的机会。

阿包在写字。（图/潘年英摄）

阿包想写的愿望第一次浮现，正是在那次被拐之后。她想写下来，让女儿看到自己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见潘年英一直忙自己的事情，她决定不等了，去超市买来两本便笺本，像在微信和抖音上跟人聊天一样，先讲话给手机听，再按“转文字”键，语音就变成了文字，最后她再抄到本子上。

潘年英觉得惊喜，又给了阿包两本笔记本，鼓励她继续写。“它代表的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在（20世纪）80年代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渗透到城市各个领域。阿包的视角，是蚂蚁的视角。”

普通人嵌在时代里的视角一直很稀缺。（图/《三峡好人》）

断断续续写了半年多，阿包写满了两本便笺本和两本笔记本。潘年英接过手来，做起了最初的编辑工作。一来文本里错别字很多，也没有标点，一大串连在一起；二来很多句子的语义读起来并不完整，很多时候他要重新去问阿包，才能把故事的来龙去脉写清楚。

之后，潘年英找了好几家出版社，有出版社热情接待他，但觉得文本太口语化，希望能把书稿改成像《秋园》一样的文本。但潘年英觉得不对——杨本芬是有文化的人，要求阿包的文字变成《秋园》，不对。

他希望保留阿包原本的讲述风格。他说，如果变成文学化的文本，还不如当事者用口述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得有力，不仅不能改，还要保留阿包的语气。

他说：“因为现实的荒诞已经超过了作家的想象。阿包的口述，力量如此巨大，它很直接，几乎就能冲撞进你心里。”

眼见出版无望，他打算只打印出来就给阿包的女儿，完成阿包的愿望就好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乐府文化的涂涂找了过来。他也同意潘年英的看法，这些文字不能改，改了它原本的力量就会消失。

最终，乐府文化接过了这本书的出版。他们决定最大限度地保护阿包的讲述，除了错别字和标点、讲述顺序的改动，几乎是原来的样貌。

作者: 阿包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

2024年11月初，我跟着阿包和潘年英去摆贝苗寨过苗年。在宾馆的厨房里，阿包端着牛瘪火锅走出来——这些年来，即便在外面，只要有条件，阿包都会做饭。

阿包一米五出头，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暗红绣花的上衣，饱满的脸看起来有些亲切可爱。在饭桌上，她亲切明快地招呼人，以至于跟她待在一起，会很自然地和她亲近起来。

阿包会随时拿起手机来记录生活。（图/作者摄）

在吃饭前，安排好大家的碗筷，她便拿起手机来录一段抖音视频。在随后几天的路上，只要开一个话头，只要有人想听，阿包便会进入某一段往事的讲述中。我发现，每讲一句话，她会把尾音稍微拖长，那是一种诉说的、感慨的调子。这也许来自苗族歌谣的传统。

有时候坐下来，阿包会主动提议唱首苗歌，歌词是现想的，想到什么就用歌谣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寨子里高高的山头上，远处的雾慢慢散开，视野十分开阔。对着远方的山，阿包开始唱了起来，我听不懂歌词，却感到这歌声里强烈的诉说和情感意味。她连唱了几首，第一首是表达今天出来摆贝苗寨玩，很开心。她唱的最后一首，是伤心的歌，也是她最不喜欢的：

“在娘家愁啊，在夫家也愁，去到那山岗，去寻找一株茂盛的草、去找一棵葱郁的树，拿一根绳索，吊死算了，谁人在乎我呢？”

她解释说：“（我）家里穷，想着嫁人会好过一点，可嫁到夫家发现日子更难过，还不如回家。”从小，没有人告诉阿包，女孩的命运转折，除了嫁人，还有读书这一种。阿包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读书。

她说，自己小时候对于“读书才有出路”并没有概念，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想上学。

8岁的时候，阿包的母亲生病去世了；隔年，继母带来了4个孩子，家里一下子有了8个孩子要养活。“女孩子读什么书”，于是，家里只有两个哥哥能上学。

阿包小时候的家庭照。（图/阿包提供）

直到12岁的时候，阿包通过采草药卖钱，才为自己争取了两年上学的机会。但在那之后，缺乏劳动力的家里很快又把作为女孩的阿包叫回家。她在书里写：“每当路过学校，听到里面琅琅的读书声，心里就很难受。”

后来，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她几乎忘光了上课的知识，就连名字也忘记怎么写了。多年前，当她好不容易从被拐卖的家庭中逃出来的时候，在北京的收容所里，她被要求写下自己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惊魂未定中，她怎么都写不出来贵州两个字，连自己的名字下面的一个“日”也写得歪歪扭扭。她生怕写错了，就回不了家。

这一生，阿包的人生充满了欺骗与厄运。她觉得，这一切都跟“没有文化”有关。

1984年，16岁的阿包第一次走出大山，到省城贵阳给表姐当保姆。她不仅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城市对她来说就像大型的迷宫。每次表姐带她去买菜，走在路上，她就记路上的标志，记住不同的电线杆上的广告，以自己的方式标记空间。

后来，又过了曲折的几年，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她20岁的同乡老赵。她慨叹自己“头脑简单”，当时以为只是交个朋友，稀里糊涂结了婚，后来生了2个女儿。她说，当时为什么会在老赵家留下，其实是心里很想有个自己的家，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可以回来。

16岁的阿包。（图/阿包提供）

在城市里，没有文化的阿包，为了养家糊口，几乎使尽浑身解数，挑煤、扫厕所、帮人做家务、卖菜。几年后，她努力经营的家在一场因为“超生”引发的处罚中，被打回原型。

最惨痛的记忆，发生在小女儿3岁的时候。那时已接近年底，在贵阳人才市场，阿包遇到了承诺给她找活做的陌生女人，三天后，她登上了开向河北的火车。直到进村住下那一刻，她才后知后觉——自己被骗了。那家人花了3500元，从人贩子手里买下了她。

其实最初她有过被解救的机会。拐卖的家庭听说阿包已经结扎，没有生育能力了，便让阿包发电报到家里发来赎金赔偿损失。阿包发去电报后不久，两个穿制服的人上门来问阿包，要不要回去。当时阿包心里没底，懵懂地拒绝了，“当时哪里知道嘞，怕又来了个骗子，不知道要被骗到哪里”。消息传回老赵那里，老赵以为，阿包跑了，不回来了。后来，在自己的书稿里，阿包讲述了自己如何出逃，在两个多月后回到家里。

但像阿包这样最终逃出的被拐女性，少之又少。在阿包被拐之前，她的亲妹妹也曾经失踪了长达5年。大约在1989年，阿包妹妹和同乡一个女孩初到贵阳找活计，阿包记得妹妹和那个女孩一大早就搭乘公交车到人才市场，之后就没回来。

5年后，阿包与妹妹重逢。妹妹不是一个人回家，她还带着丈夫和儿子。阿包说，当年妹妹被拐到安徽一个偏僻的农村，发现这男人勤快、人挺好，就留下来了。但关于妹妹当时的挣扎和最终如何接受命运，无人知晓。

与妹妹一同被拐到安徽的那个女孩就没有这么“走运”——那家男人喜欢打人，且好吃懒做。多年后，女孩离婚并逃回老家，后来再婚了，可日子并不幸福。

在书的结尾，阿包写道：“像我们这样的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潘年英说，阿包把她的遭遇都归结于不识字，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前工业社会的人来到了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困境，像寨子里很多知识分子，懂得艺术、医术和地理，却也并不识字，因为苗族本没有书面的文字”。

对于阿包开始写自己的故事，潘年英觉得惊讶，同时又觉得合情合理。他说，“某种意义上，大家都觉得她有点蠢，老是犯低级错误导致被骗”，但实际上，她“很聪明，很多东西一学就会”。在医院检验科打扫卫生的时候，阿包甚至是医生的“助理”。

潘年英说起前几天汽车的挡泥板掉了，他从网上买了一个回来，结果阿包自己拿了个工具就把它装好了。

阿包的确聪明灵活。在摆贝游玩的几天，我拿着个相机跟着跑，遇到有趣的人却不好意思拍，阿包就热心地拉着我直接跟村民沟通。在苗年节仪式开始后，村民们吹着芦笙转圈跳起了舞，场面热闹无比。阿包几乎冲到最跟前，举着手机尽情拍。

阿包给村里的老人拍照。（图/作者摄）

坐在亭子里休息，阿包开始整理素材。我发现她的照片，构图竟然很好。她熟练地把人表情太僵硬的照片删掉，说“不自然”。这几年，阿包已经成了潘哥的摄影助手，因此也学了不少。

老来的爱

2019年，当潘年英正式提出和阿包在一起，当时阿包的丈夫老赵已经因癌症去世多年，阿包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大学教授，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配得上你？”阿包的女儿也觉得潘年英在开玩笑：“以他的条件，怎么看得上你？”

但某种程度上，是阿包拯救了潘年英。2018年，潘年英与妻子的婚姻走到尾声，腰椎间盘突出以及各种毛病都找上门来，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当时连走路都成困难了”。他心里预判，自己“可能是到尾声了”。

潘年英想到了前妻的表妹——在医院做护工的阿包。16岁刚到贵阳的时候，阿包就是帮她的表姐和潘年英照顾他们的小孩，后来潘年英和阿包还有几次相遇，互相留了电话号码。他想请她来照顾自己的最后一程。

在贵阳高铁站，阿包见到了潘哥，“穿着一个军大衣，提着一个包，拄着拐杖，戴着一顶帽子，像个老人，看那个脸”，阿包一下忍不住掉了眼泪。

在贵阳女儿的家，阿包像在医院当护工护理病人那样照顾潘年英：每天，先用灌满热水的玻璃瓶子热敷，接着每次按摩一个小时。那时候，阿包才有时间问起潘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她也讲起自己从前的经历，潘哥总是静静听。有时候听着听着，潘哥难受得掉眼泪。阿包说：“很少看到男人流眼泪。”当时她心想：“这个男人的心好软啊。”

他形容自己像“一个落水的人”，而阿包是那根浮木。在阿包家里的40天，他感到久违的家庭温暖，他想到小时候生病，只有母亲这么关心过他。

阿包与潘年英在摆贝苗寨。（图/作者摄）

他聊起与前妻失败的“知识分子式”婚姻。两个人因为文学爱好走到一起，但是“知识分子都太有主见了，固执、复杂，太难沟通。知识分子想象有一种灵魂的交流，其实那个东西并不存在，灵魂永远属于你自己，是很孤独的，反而我觉得阿包很简单，我也很简单”。

在与前妻离婚后，潘年英净身出户，把房子和几万本书留给了前妻，身上只剩下80元，住进了学校的办公室。阿包来了之后，看到潘年英的床是一块木板，用书叠起来垫着。

阿包的到来，带着重建家园的魄力。2020年，阿包带着潘年英，一起在外面租了个很破的房子，花了几千块钱装修，买来书架、电视、洗衣机、冰箱和一张上下铺的床，把日子重新过了起来。此后，潘年英的腰病没再复发，身体状态也日渐好转。

在去往摆贝苗寨的路上，同行的潘年英的两位旧友告诉我，潘年英这些年年轻了好几岁，状态都不一样了。潘年英笑着，“就像鱼离不开水，鱼到了水里就会活过来”。

这些年，他们几乎寸步不离。一起出门锻炼，一起接送外孙女，空闲的时候，两个人开着一辆一样上了年纪的车四处看风景。有时候潘年英出去拍摄，阿包就是摄影助理；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潘年英也叫上了阿包，让她坐在最后一排听课。

在前不久，潘年英写了一个小说，小说里是他和阿包出行的真实经历。在黔东南深山的寨子里，他们遇到了几乎无法通过的野路，旁边就是悬崖，却无法掉头，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潘年英让阿包下车，去前头帮忙看着。

事后，他对阿包说，其实当时是想让她下来，万一自己掉下去了，也回去通风报信。阿包说，你都死了，那我还活什么，跳下去得了。

看得到光的房子

汽车继续开往摆贝苗寨。车行驶至榕江县，我们遇到赶场，便下车去凑热闹。阿包见到本地的百香果，熟练地讲了价，爽快地买下了10斤的百香果，接着又买了不少猕猴桃和丑苹果，满载而归。

等回去的时候，我和阿包一时找不到潘哥的车。过了会儿，潘哥着急地找了过来，嘀咕着，“女生就是方向感太差，你看女司机……”

阿包不服气，“我们女的方向感不好？我们女人一天忙几十件事情，忙这忙那，你们男的一天就忙两件事，就是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

阿包很忙。每天早上5点多起来，跟着手机上的视频跳舞一个小时，接着准备早餐，通常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和馒头，然后洗衣服、打扫卫生、给潘年英做护理。每天忙完一切事情，阿包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唱歌、跳舞，看看短视频；而另一间房里，潘年英则看书、写东西，互不干扰。这是他们的日常。

阿包在摘菜。（图/吕思音提供）

前几年，大外孙女没有人带，她就到贵州兴义的女儿家带大外孙女；小外孙女出生后，她把小外孙女带到湖南湘潭一起生活。

阿包几乎忙个不停，在兴义、长沙以及潘年英的老家之间奔波。直到去年，外孙女上了幼儿园，阿包终于有了一些空闲。但紧接着，潘年英的妈妈病重，不能自理，阿包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职责，给老人洗漱、翻身按摩、喂饭、做理疗。最近，阿包生怕老人夜里有需要，干脆跟老人睡在一起。

在外出的几天，每到一处，只要有厨房，到了饭点，阿包就会就地取材，张罗起饭菜，连早餐都不会放过。她给我看她的手，“你看我的手，咦，干活太多，都成这样了”。我问她辛不辛苦，她说“当然辛苦，但我已经习惯了照顾别人啦”。

从前在医院的时候，她护理病人；之后她又昼夜不停地照顾病重的老赵；父亲生病的时候，也全由她照顾。有一次父亲身体不能动弹，她给父亲刮痧，热敷，没过几天父亲竟然又能走路了。她似乎就是有这样的生命力，有她在的地方，即便原先寸草不生，也能重新长出花儿来。

阿包说：“其实这（照顾潘年英）像是我自己的一份工作，有我的好处，也有他的好处，我看他电脑里已经存着好几个书稿要写。”

潘年英说：“在阿包整个人生中，（她）没有见过一个人是像我这样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待着的。她是向往这种文化生活的，她自己没有读书很遗憾，所以拼命让两个女儿上完大学。她之所以很愿意为我做很多事情，是想让我节约更多时间坐在书桌前看书写字。”

阿包有一个朴素的信念——人心换人心，对别人很好，别人也会对你好。潘哥说，多来年，她靠着自己的善良挣扎出自己的命运，就像在医院打扫卫生的日子里，她为别人考虑，也因此换来了一些机会。

阿包在路上。（图/作者摄）

阿包刚与潘年英在一起的时候，阿包的女儿小菊就经常问妈妈：“我说妈妈，你跟潘叔叔平时到底有没有话说？他整天看书、写作、去上课，你干啥呢？”小菊一度觉得：潘叔叔是不是就是找了个保姆？但后来她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妈妈也在向潘叔叔学习，妈妈这些年改变了很多，现在竟然写起了书。

自从小菊记事起，妈妈就没有一天不上班，一天打几份工。她说，妈妈童年时，家里有8个小孩，“在当时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里，后妈当家，她很需要去表现自己，不然会被骂——你不为别人做什么，别人凭什么给你饭吃，给你地方睡？这个经历造就了她一辈子都需要不停地忙碌，不停地做事”。

“一定要给别人创造价值，不然就会被别人抛弃。”小菊说，“我觉得她特别有被人抛弃的感觉，但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很感谢她，拼命给了我完整的童年。”

小菊看过阿包还没写完的书稿，她在电话里突然说了很多，“我知道我妈妈确实不一般”。她不敢想象妈妈被拐的那段经历，她说：“感觉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可能就死定了，出门回不来了，但我妈妈好像有一股劲……”

阿包记忆中最灰暗的其中一段，是在那个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的地下室。在逃出河北家庭的时候，她被送进了北京的收容所。那个“地下室没有窗户，一间一间的，没有门，里面七八十个女人，有的在哭，有的在打架”。在等待的日子里，地下室日夜开着灯，没有自然光进来，不知道白天与黑夜，她觉得自己随时也要像其他人一样，又哭又笑地疯掉。

想起这些，她对我说：“所以说，我死过一次，重生了。”

十几年前，贵阳市开始规划一个名为花果园的庞大的棚户区改造搬迁项目，在市中心的南明区，将会建一个全国最大的动迁小区。阿包在当时的雇主程丽（化名）的鼓励下，决定去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当时花果园楼盘还未动工。房产销售问阿包：你想买几楼的？阿包心想，越高越好，高处有光，最后她选了39楼。此后几年，楼房拔地而起。

她喜欢这个房子，可以俯瞰整个贵阳，看得见全城的风景。后来她和潘年英搬进去住过，潘年英恐高，老担心失火。阿包笑话他，“我说老潘，你怕死啊。”潘年英喜欢安静，阿包喜欢城市的热闹，在贵阳几十年，她有许多姐妹，逢年过节经常一起出来唱歌跳舞聊天。她跟我说，其实，“如果没有跟潘老师，我现在的日子也不会差。打几份工收入起码有四五千。我可以一直凭我自己的能力，把日子过好”。

现在，她把房子租了出去，跟着潘年英到老家去。潘年英一辈子的书写与家乡有关，退休后，他有个愿望，想在老家盘杠村建一个书院。这几年，潘年英的积蓄和退休金也几乎用于书院的建造，两口子因此省吃俭用。阿包说，“他是个名人，想要回家建房子，我能理解，也支持他”。

在潘年英的鼓励下，这两年，阿包已经写完另外一本书，预计叫作《姊妹》。那些憋在心里的故事，她还有好多好多没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