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锦丽和父亲住的仅2英里远 很少说话 因为”他们太像了”

卡马拉·哈里斯和父亲住的只有两英里远，很少说话，疏远是因为”他们太像了“

纽约时报的特写故事，报道了少为人知的哈里斯与父亲的关系，唐纳德·J·哈里斯很少和住在附近的出名女儿说话。但他帮助塑造了哈里斯成为现在的她。

在两个月前的竞选演讲中，卡马拉·哈里斯回忆了一个童年印象：她的父亲在一个公园里对她说，“跑啊，卡马拉，跑！别害怕，别让任何东西阻止你。”

这一幕描绘了父女之间的温馨时刻，似乎是父亲对她成就的肯定。

然而，现实要复杂得多。

唐纳德·J·哈里斯，今年86岁，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现与第二任妻子居住在距离副总统官邸仅两英里的地方，但他与女儿的关系已疏远多年，二人很少交谈。

哈里斯的竞选演讲是她罕见地公开提及父亲，这与她经常对已故母亲夏玛拉·戈帕兰·哈里斯的赞美形成鲜明对比。

夏玛拉是一位生物医学科学家，2009年去世。

在哈里斯的总统竞选过程中，父亲极少被提及，倒是经常被她的批评者作为攻击对象。

在与哈里斯的辩论中，特朗普讽刺道：“她的父亲是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而且他教得很好。”

特朗普又错了。根据采访唐纳德·哈里斯的十多位朋友和前同事，有两个明显的事实。首先，作为牙买加裔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哈里斯博士从左翼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其次，虽然哈里斯博士在女儿的生活中大多缺席，但他并非没有影响力。在卡马拉·哈里斯开始她的政治生涯之前，父亲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和她的母亲一样，设定了高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哈里斯的成功。

两位朋友表示，这种父女关系的疏远可能与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有关，而不仅仅是几十年来的分歧。两人都专注于自我提升，对自己和他人要求严格。他们都是慷慨的导师和忠诚的朋友，同时又对外界保持一定的隐私距离。

他们都非常看重忠诚，也都十分固执。

“他们之间关系困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牙买加裔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斯博士的密友格莱德斯通·哈钦森说，“他们太相像了。”

哈钦森表示，他不清楚两人最后一次交谈是什么时候，

朋友们表示，至今卡马拉·哈里斯对母亲更为亲密和忠诚，即使这可能影响她与父亲的关系。2009年，哈里斯的父亲没有出席夏玛拉·哈里斯的葬礼，这没法让卡马拉高兴。

五年后，哈里斯博士拒绝参加女儿与道格·埃姆霍夫在加州圣巴巴拉举行的小型婚礼。然而，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2016年卡马拉当选参议员后，三人在华盛顿共进晚餐，期间哈里斯博士询问了女婿的背景。

哈里斯博士在卡马拉生活中若隐若现的存在，始于1969年他与夏玛拉分居时，那时卡马拉只有5岁。这对夫妇在1972年离婚，哈里斯博士在一场激烈的监护权争夺战中失败，导致他与卡马拉及其妹妹的关系“突然中断”。

哈里斯博士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加利福尼亚州的离婚协议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父亲无法处理抚养孩子的责任。”

他还道，尤其是在“这位来自岛屿的黑人父亲”的情况下，（会觉得父亲）可能“早上就把自己的孩子当早餐吃了！尽管如此，我坚持了下来，从未放弃对孩子们的爱。”

强烈的失落感

像他的女儿一样，哈里斯博士无论走到哪里都表现得很出色。

1956年，这位18岁的高中毕业生，获得了牙买加相当于罗德奖学金的奖项，进入西印度大学学习。他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黑人经济学教授。

他的署名出现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还帮助制定了牙买加独立后长期的经济政策。

2021年，在他的女儿宣誓成为美国首位女性、黑人和亚裔副总统的同一年，哈里斯博士被授予了牙买加政府颁发的功绩勋章，这是一项仅有15位在世人士可以获得的国家荣誉。

哈里斯博士出身于牙买加橙山社区的一个富裕的地主和企业主家庭，橙山位于金斯敦西北约60英里的地方。

哈里斯家族在附近的布朗镇拥有一家超市和其他商店。根据家族传说，布朗镇的爱尔兰创始人汉密尔顿·布朗曾拥有100多名奴隶，哈里斯家族相信他可能是他们的祖先。

哈里斯博士的同学们回忆说，即使在年轻时，他就表现出极高的智力和上进心。哈里斯博士的前高中同学、已退休的牙买加最高法院法官罗伊·安德森表示：“我不至于说他是书呆子，但他确实很严肃。”

尽管看似注定要从事学术生活，哈里斯博士更喜欢与街头小贩和商店老板交往，这些人就像他从小成长的环境一样，而不是局限于象牙塔之中。

这一倾向塑造了他的职业观，他是一位“亲商的经济学家，关注企业家的视角和思维方式”，牙买加商界记者和经济学家基思·科利斯特如此评价道，他多年来与哈里斯博士有过合作。

1961年，哈里斯博士移民美国，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研究生院。

次年，他在一个名为非裔美国人协会的学习小组中，发表了一场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演讲，随后，一名观众上前与他交谈。这位名叫夏玛拉·戈帕兰的24岁女性，来自印度泰米尔婆罗门阶层的上层社会，与哈里斯博士描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几乎毫无接触。

两人在1963年结婚，并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卡马拉于1964年出生。

两年后，哈里斯夫妇带着年幼的卡马拉前往布朗镇，她的牙买加曾祖母通过用指尖在婴儿额头上划十字来祝福她。

关于这对夫妇最终分开的原因，外界知之甚少。卡马拉·哈里斯在她2019年的回忆录中简单地写道：“他们不再善待彼此。”

1969年，当时哈里斯博士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助理教授，他留在麦迪逊，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则回到了旧金山湾区。离婚和监护权争夺后，据卡马拉的两位朋友回忆，她曾向他们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失落感，并表示她深深感受到了母亲的苦涩情绪。

哈里斯博士则继续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各种成就和赞誉。学生和同事们认为他是一位举止优雅、个性谦和的学者，同时也是多产的作家。1972年他离开威斯康星大学，前往斯坦福大学，立即在以保守派和白人经济学教授为主的教职人员中脱颖而出。

他在斯坦福的工作，不仅巩固了他作为杰出学者的声誉，还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哈里斯博士以其对经济理论的批判性观点、对全球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学生和同事的慷慨支持而闻名。

他以独特的视角和对经济公平的关注，为后来的学术和政策辩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论是在论文中还是在课堂上，哈里斯博士都主张市场经济应该是包容性的，而不是垄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