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被称为“离婚搭子”，在社交媒体上常和网友讨论对新型家庭模式的探索。

据2018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与需求调研》的保守推算，全国包括离异和丧偶在内的独抚母亲超过2000万。

传统印象里，单亲母亲是一个人拉扯孩子、孤独无助的形象。今年1月，我们在南京见到了32岁的朱丹玉和41岁的费媛，还有她们的孩子。朱丹玉开朗直接、热情，有些大大咧咧，费媛纤细、沉稳，聊天时会试图探讨深度的话题。她们各自有一个人带娃的魄力，也有柔软、脆弱的一面。

不过，当我们走近她们的生活，会发现“离婚搭子”的实验并非愿景中那么简单。和婚姻一样，她们要面对差异、分工合作。同时，失去了法律关系的维系，如何确立信任与共识，需要在考验中不断摸索。

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都说，她们比过去快乐很多。“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重新养育自己，你会选择、寻找自己的家人。”费媛说。

朱丹玉、费媛和三个孩子的合影。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 受访者供图

五口之家

1月23日，我第一次见到她们五个人“合体”。

朱丹玉的车停在大女儿悠悠的朋友家附近，五年级的悠悠第一个上车，她短发、齐刘海，手里捧着给妹妹带的杯状冰激淋，话不多。

“你写完的是一个寒假的作业吗？”坐在驾驶位的朱丹玉也留着利落短发，看向后视镜问悠悠。

“也不能算一个寒假的吧，我带过来的这个算大半个寒假（作业）了。”

“那你作文日记啊什么的写了吗？”

“没有这玩意啊。”

“你去年到寒假最后一天的时候补作文你忘了是吧？记清楚了，你要到最后一天又忘了我跟你说真的呼死你！”朱丹玉的语气并不凶，是一种小小的警告。

聊天的间隙，小女儿叮当从爷爷奶奶家走出来上了车。她三年级，小小个，声音清脆。她让大家都看看自己“有什么异常”。

“剪头发了，好看。”朱丹玉看出来了。“谢谢，终于不用堵马桶了。”

她和两个孩子说起后面几天的计划：“明天要去卡丁车、真人cs的游乐场，后天我们一起出发去古镇。”

两个女孩兴奋起来，话赶话一句句往外冒：“我明天会很开心的。”“都是你喜欢的。”“她特别喜欢射箭。”

朱丹玉问：“叮当你给我们烤肉怎么样？”

“谁教我？”

“有专门的教练带。”

“那可以！”

“你就负责当后勤部长好吧，负责我们的吃喝拉撒。”

“那不行，拉撒我不管哈。”

车子行驶到公寓，一套两层loft房，是费媛考虑孩子以后上学近挑的地方。2024年6月，房产精装修交付，她搬过去。朱丹玉租在了同一层，她们的工作室在同一栋楼的另一层。2023年，费媛和朱丹玉开始同居养娃、共同创业，成为“离婚搭子”已经两年多。

这天晚上，悠悠、叮当要去和四年级的米米——费媛的孩子汇合，一起泡澡。三个孩子泡完澡，五个人一起和工作室的同事围在一张长桌旁吃晚饭，聊起第二天的公司团建。

“你们明天咋说？是陪姐姐（米米）去上课完，我带你们走，还是跟你妈妈走？”费媛问叮当和悠悠，她戴一副圆方框的金属眼镜，小个子。

悠悠说，想跟着妈妈先过去。叮当和米米挨着坐，小声说着话。“妈妈！叮当说她愿意陪我！”米米很开心地报告。她也戴着眼镜，一副紫色框架，性格内向，很乖巧。

费媛和同事聊天，三个小孩则关注着桌上的菜。“这不是泡菜国的泡菜吗？”叮当盯着桔梗泡菜说。“对啊，泡菜国的泡菜。”米米在笑。“这是桔梗，这道菜的名字叫泡菜。”年纪最大的悠悠纠正她们。

大家聊到叮当的小个子。朱丹玉说，明年叮当要不就回来调理一下，这一年爷爷奶奶带的多。“不然像‘三寸丁’一样。”她打趣道。费媛说，“行呀，你们看是不是要都住过来。但如果你们俩掐，我告诉你俩全部到门口站着去，听见没有啊。”她看着悠悠和叮当，像是班主任揪出了两个打架的同学，这对姐妹在一起就要拌嘴。

吃完晚饭，朱丹玉还要工作。两人合作成立了一家公司，主要业务在家庭教育，朱丹玉负责运营、营销，费媛负责产品内容的研发。她们还有各自的自媒体账号，平日里除了接送孩子，早上7点费媛直播，朱丹玉陪她一起。中午工作室开会，下午朱丹玉拍视频。晚上她们会在线上教课。朱丹玉出差多，费媛在家多些。

这天晚上，费媛带着米米做辅导课作业，随后给三个孩子准备第二天的早饭。叮当要和米米一起睡，费媛就先陪悠悠睡了一会儿，再回去自己房子看另两个孩子。

这是“一家五口”的日常。

五口人同居时的环境。

从事业合伙人到养娃搭子

四年前，朱丹玉和费媛在工作中相识。那时，朱丹玉创业开书馆，策划了一套书，她是文字编辑。费媛是美术专业毕业的，曾经是初中语文老师，当时在幼儿园工作，负责书的插画部分。

初见，两人都很紧张。费媛发的第一条信息是：“朱总您好，下午几点我们在哪见？”朱丹玉问：“老师您好，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个小时吗？”当天，她们聊了六个小时。

彼时她们都已离婚两三年。除了工作，她们聊到生活、家庭、感情。朱丹玉回忆，“（之前的）婚姻里，我们有很多需要彼此去疗愈的地方，那天的对话让我们像得到了精神按摩。”

费媛也感到，那天交流中，自己的一些情绪，朱丹玉很容易就能理解。她很喜欢有责任感、有“侠义之范”的人。那次见面，费媛觉得在一个90后女孩的身上看到了这样的影子。

那一阵子，她正处在分身乏术的迷茫中。米米上一年级后，工作日费媛独自带她，周末米米的爷爷奶奶会帮着带。这段时间，正好碰上学校开始推行放学后延时服务，费媛作为教师、身在体制内，需要坐班，到点才能离开。这意味着米米2点半放学时，费媛不能去接她，只能让米米延时到第二课堂，将近6点才把她接走。

一次费媛去接米米，得知她在延时服务时很想上厕所，但觉得老师比较凶，没敢说，尿裤子了。

那天，费媛想了一个晚上，自己上班的目的是什么。

在她的价值排序中，孩子比工作重要，她希望把孩子带得更好，让她过得更快乐，但眼下的工作不能让她实现这个目的。

她想把手上的工作辞掉，于是应聘了南京当地一所高中，直到三面被告知要早晨6点半到校，这意味着她6点要出门，和送米米上学的时间冲撞了。

和朱丹玉吃饭的时候聊起此事，工作和育儿无法平衡，费媛情绪崩溃地哭了。朱丹玉安慰她，如果辞职，她俩可以合伙工作。“我们俩一起来干，有什么干不成的？”

费媛形容，朱丹玉的性格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请费媛负责书馆中文板块的授课，教来馆里的孩子阅读和写字。朱丹玉擅长招生，费媛有教学经验，她们要做的就是积攒学生。这样，费媛仍有事业，白天的时间也可以空出来接送孩子，米米放学后还能带她去户外跑动。费媛说，和朱丹玉的合作改变了她十几年体制内的人生轨迹，她的教育理念也得以在互联网上面向更多的人。

朱丹玉觉得，费媛身为老教师的很多想法也影响了自己，例如，教育应该回归家庭，妈妈、孩子应该共同受教育。

两人的事业有了起色，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她们的生活也逐渐产生交集。朱丹玉看到米米喜欢阅读，成绩好，很羡慕，想请费媛做学管师，给她付费。朱丹玉当时常常工作到9点多才下班，没时间管两个孩子的教育，她们刚上小学，有些叛逆。“我其实不会当妈呀，我太年轻就成为了妈妈。所以我看很多书去学。”朱丹玉说。

一开始，朱丹玉把孩子送去费媛家。慢慢地，三个孩子越玩越近，愿意走的时间越来越晚。刮风下雨、天气恶劣的时候，费媛说，孩子们就别跑了，就住我这吧。孩子们很喜欢费媛，晚上非要住她家打地铺。

作为独生女的米米会向费媛提出让悠悠和叮当过来，“她们可以陪一陪我”。费媛觉得自家的孩子内向谨慎，朱丹玉家的两个很外放，性格上能互补。

回忆起那段时间，费媛记得一件让两人的信任加深的事。2022年底，米米病倒了，医院诊断她患有脓毒血症。

当时床位紧张，朱丹玉帮费媛找人，半夜开车送她们，让米米住进了医院。米米连续几天40度高烧，满嘴的大溃疡破了，瘦了7斤多。费媛在一张窄床上陪了她7天。

受疫情影响，费媛的家人当时没法去南京。母女俩住在传染病区，朱丹玉每天去看望。大年三十，医生和费媛说，如果晚上孩子的烧还是不退，可能要穿刺。费媛很担心，甚至想好了母女俩埋哪。

费媛陪孩子的时候，朱丹玉帮她到处找医生。她还问费媛，烧纸（指祭拜祖宗来保佑孩子）了没有？费媛说，（以前）那都是我爸爸妈妈在祭祖，烧纸钱是大人做的。

朱丹玉说，你不是大人吗？你现在是一家之主，这个事情要赶紧去做。

这样的精神激励在当时对费媛至关重要。

大年三十晚，朱丹玉从家里带了年夜饭挤进病区，陪娘俩过年。费媛很感动。

从小米米体弱多病，去儿童医院是家常便饭。“儿童医院好大好大哦，会让人绝望的大。”费媛说，“车停在负二层，然后抱着个蔫蔫的小孩，她没有力气，小时候胖，我要抱着她走好远好远才能够去挂号。在好远好远那里等，等了一会我又要走好远好远再去排队。”

孩子出院后，朱丹玉说，干脆住在一起吧。她们五人换了一套120平、三室一厅的房子，互相有个照应，也能平摊房租。

到2023年初，朱丹玉创业受挫，书馆要关门，给家长退费，负债了几十万。费媛向她提议，“把自己房子卖了给你抵了呗。”好在，两人后来调整业务并办到线上，把钱赚了回来。

那次低谷后，朱丹玉感到费媛能一起经历大事。

朱丹玉（右）和费媛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探讨家庭模式。

“求同存异”

要组成“离婚搭子”，她们多次强调，两个人在经济和精神上首先要独立。“只是因为你们在一起能过得更好，而不是希望依附、寄生。”朱丹玉说。

费媛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两人的三观要一致，求同存异。“我跟朱丹玉的性格差异性很大，但我们的底色是一样的，一定是善良与利他。每个人都愿意付出。”

有自媒体来采访她俩时，朱丹玉说过一句话让费媛印象深刻：费媛对全世界都很好，对周边每个人都很好，唯独对自己不好，“那我就愿意来做对她好的那个人”。

共同居住后，朱丹玉发现费媛会下意识地照顾身边每个人，孩子、公司里年纪比自己小的同事。家里烧了盘菜，费媛把最好的部分给孩子们先分，然后给朱丹玉分，再自己吃。朱丹玉问她，为什么不先给自己吃？夏天大家吃西瓜，费媛吃籽比较多的地方。朱丹玉说，不，中间那个你吃。她向费媛强调，要让自己开心、舒适了，再去关心别人。

费媛说，“我们就像池塘里的鱼。很多鱼喜欢在中间游泳，甚至跳跃。我永远是贴边游的那条，朱丹玉就属于在中间的那种，她可能发现了在旁边的这条鱼，觉得这个姑娘挺不容易的，也很坚韧，想着要不要去帮她一把。”

“坚韧”，是两人评价自己和对方共有的特质。还在婚姻里时，费媛有过独自带米米看病的经历。米米1岁时，一次一直指肚子表示疼，费媛很怕是阑尾炎。暴雨中，她一手抱着米米，一手开车。米米不舒服，狠狠地叫，吐在费媛身上。

进医院做了检查，说疑似阑尾炎，先挂水消炎。没地方坐，费媛买不到床，就坐在地上，她发现大家都有吊水的杆子，米米没有，她抱着米米，一只手举4瓶水。凌晨2点去医院，她们到7点才离开。

离婚后，她用“新生”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但一开始，她不确定能不能独自照顾好孩子。米米幼儿园小班暑假时，她一个人开车带孩子去了北戴河，发现“我有什么困难做（克服）不了”。“开玩笑，我的名字叫妈妈。”费媛笑着说。

认识朱丹玉之后，费媛发现她也是“没什么不可以”，“像野草一样”。朱丹玉成长于江苏句容茅山，小时候上学要从村里走到镇上，土路、泥路走一个多小时。后来去县城，再到南京，大专毕业后结婚，朱丹玉一开始把生活重心放在对丈夫事业的辅助和对家庭的陪伴上，后来自己从微商入手，学习怎么做销售，再创业，失败后又再次创业。

成为“离婚搭子”，朱丹玉说，“我们更多时候像战友，共同抵御社会的风险、养育孩子的风险。”

实际上，她们也有脆弱的时候。费媛对米米的健康最紧张。“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是跟别人走得很近，因为我需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大，然后我才可以保护好她。”

原先一个人带米米，费媛顾虑安全问题，在家门口放男性的鞋子，在阳台放男性的衣服。快递的签收人名字都是男性的，“刘庆强”，一个70后名字。晚上若有人敲门，费媛会害怕。但现在有了朱丹玉，她的性格更“勇”一些，遇到邻居扰民，会上前敲门解决问题。

但费媛知道，朱丹玉内心也没有外表看起来这么强悍，但她还是愿意去担责任、往前冲，“这是我在她身上看到非常大的一个闪光点”。

一起生活，迎面的则是许多细节上的差异。起初，朱丹玉乱放衣服的事让费媛头疼，费媛有些洁癖。朱丹玉觉得，“每个人对家庭的整洁程度的要求不一样，我的耐受度是5天，你的是1天，我们有分歧，那就取个折中。”她和费媛说，以她的房间为分界线，房间里的费媛不管，公共区域她听费媛的。

“几乎到目前为止没有吵过架，（我们）都是那种爱聊天把事聊清楚的人。”朱丹玉说，再后来，她请了阿姨做饭，一个星期帮她打扫一次。

“我们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孩子养好，”费媛说，“我经常跟她讲就是抓大放小。”

朱丹玉后来分析，她们能做到没有很大冲突，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强的绑定关系，对对方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让她感到自在的是两个人同为女性，能“被看见、不内耗”。她举例，可以把她们都不爱干的家务，例如做饭，外包给阿姨。“如果在原先的婚姻家庭当中，我去做这个决定，老人可能是会反对的，为什么不自己做呢？价值观有差异，她觉得你的时间不值钱。但作为自媒体从业者，我的时间就是钱。”

这个家里，财务上是费媛管钱，采购大笔开销，每个月给朱丹玉发生活费。孩子们的开销主要集中在饮食和校外的补习课程。朱丹玉原本是月光族，费媛更偏“精打细算”，孩子的饭、菜、水果，为追求营养均衡，她会在各个平台上挑选比对。

对孩子的教育，两人起初也有不同的看法。朱丹玉认为，学习这件事随缘就好，成绩“就那样吧”，她的童年比较自由，“我对小孩就是她想去哪想干什么我会支持”。

费媛觉得，不行，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的，要让她们在学校里有好的感受。住在一起时，主要是费媛在抓三个孩子的教育。“谁管谁负责，我只提，不插手。”朱丹玉说，这样的边界让她们没有产生过矛盾。

她们成为了三个孩子的“家长”。悠悠在校外上课的老师对接家长，找费媛；家长会，也是费媛去开。她训导完孩子，孩子们会跑到朱丹玉那偷零食吃，朱丹玉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这学期，叮当和爷爷奶奶住，爸爸找了家教。悠悠五年级了，费媛说，“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她身上。”

五个人出去玩，从左至右依次为悠悠、朱丹玉、叮当、费媛、米米。

孩子们的世界

去年暑假的一天晚上，费媛带着悠悠，准备开车去接米米放学。下楼时，从台阶上一脚踏空，“duang”的一声摔了下去。悠悠把她拉起来：“怎么办？”费媛说：“完了，我脚好像断了。”悠悠吓得“哇”的一声哭起来。

费媛安慰她：“不要慌，我们先去把妹妹接回来，开车去辅导机构。”到辅导机构是晚上8点多。悠悠说：“你在这等我，我去接妹妹。”她接了米米，告诉米米妈妈脚摔了，两个孩子商量说，还是去医院。当时朱丹玉正在出差。

车里有一个户外露营的小推车，是朱丹玉为方便费媛给孩子看病买的。到了医院，孩子们让费媛坐在小推车里，悠悠用力拖着她往前走，一边安慰：“没事的没事的，一定没事的。”米米拿着妈妈的医保卡去挂号，嘴里默念：“我不慌我不怕我不慌我不怕。”

回到家，费媛没有去二楼自己的房间，就在一楼地上睡。两个孩子陪她，也不上楼去。“我们三个人在地上打地铺。”回忆起这段经历，费媛的脸上挂着笑容。

孩子们推费媛用的小推车。澎湃新闻记者 陈蕾 摄

费媛谈到之前网上对她们的评论，“好像丹丹很自私，把小孩都丢给我养”，其实对她来说，和孩子交往的过程非常治愈。得益于多年做老师的经验，辅导孩子学习也是“老本行”，“非常简单啊”。

她给我展示孩子的照片，“我们那三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老大悠悠很聪明，性格像妈妈，风风火火，思维跳跃又比较马虎。悠悠的功课不算特别好，费媛让悠悠上过奥数课，“想通过奥数，让她有自己的优点，找到更多自信”。悠悠还会吹笛子，上过学校的公众号。

米米非常喜欢看书，朱丹玉给她买过《哈利·波特》的原版书，她四年级已在学PET（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中的第二级，难度大致相当于国内高中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情感细腻，会偷偷写侦探小说。

最小的叮当动手能力强，画画好看，性格很能坚持。之前在书馆，来的孩子们要穿一次性袜子，叮当曾经蹲在一边帮忙叠了好久袜子，堆得像个小山一样。五个人一起住的时候，叮当还会刷碗，够不着水斗就踩着板凳刷。她爱吃西瓜，总是会吃到地上，“很可爱”。

费媛很在意孩子们从小培养的习惯。家里特意没有装电视，因为她觉得书本的内容是孩子主动学习的，电视的内容是被动输入的。

她用“好玩”来描述养孩子的过程：“看着她生命中一点一滴的变化，时常会有些惊喜。”

三个孩子。

孩子们相处起来，有自己的小世界和语言。

1月23日，我和她们坐着一起聊天，她们聊起头像，爱吃和不爱吃的东西，班里的同学。

悠悠突然吐槽起爷爷的车：“爷爷车上贼臭，每次（坐）都头晕。爷爷用车运送自己种的菜，还有活物，他把鱼放在车上。车上还运过天牛和蝉！”

“闻了之后我头晕，我每次打开车门一闻到就开始憋气。”叮当鼓着腮帮子憋气，“然后把所有窗户都打开。”她连续做出大口呼吸的动作，像一只大热天吐着舌头的小黄狗。

和叮当、悠悠相处的过程中，米米是没什么脾气的中间角色。悠悠和叮当有好吃的，都会想到给米米分。被问到喜欢三个孩子一起生活，还是两姐妹一起生活，悠悠和叮当都说，两个人更好——她们各自更愿意和米米待在一起。

米米像妈妈费媛，很会为他人考虑。和米米一起上车的时候，她会说“客人优先”。

在悠悠和叮当的视角下，她们先是跟着“媛媛老师”学画画，和米米玩熟了，逐渐在老师那吃饭，再之后，她们搬到了一起。对悠悠来说，这样的日子比之前更开心，因为“媛媛老师会陪我玩”。

有时晚上费媛带三个孩子去散步，悠悠很想拉她的手。“小孩嘛，米米就觉得你是来抢我妈妈的，就把我手紧紧拉住”，费媛就把悠悠的手拿过来，一人拉一个。不过，叮当在的时候，她就有些为难了，“我做八爪鱼好不好”。

“媛媛老师”对她们的关怀很细致。有一次费媛驾车送米米去辅导课的路上，叮当说起同桌打自己。费媛问，对方是男生女生？真打还是闹着玩？有没有找老师？原本说笑的车内，费媛的声音变得认真起来。

她坐在驾驶位，教后排的叮当：“再遇到（这种情况），课都别上，你把铅笔盒往地上一摔，摔得越响越好，然后大声喊救命，明白吗？”

“离谱你才能引起老师的注意，不然你举手说老师他打我，老师只是让你坐下来保持安静。如果只是小打小闹问题不大，如果真揍你，就这样做。”费媛说。

三个孩子在一起。

一个人可以，更多人更好

悠悠问过朱丹玉：“爸爸妈妈为什么不住在一个家里面？”

朱丹玉回答：“你上幼儿园的同学和上小学的同学不是一班同学，为什么幼儿园同学没跟你在一个班呢？因为她们的选择不一样，未来要去的方向不一样，所以就分开了呀。但不代表说你们关系不好，你们可以用小天才手表聊天，可以还是好朋友。我跟你爸爸分开是我俩的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是很爱你。”

朱丹玉和前夫因为孩子保持着联络。之前前夫住得离她们很近，会管孩子的上下学。朱丹玉经常开玩笑说，前夫是自己的远房亲戚，“他只是孩子的一个亲人，不用和他很熟。两个人分手后，也希望为了孩子好”。前夫会给孩子的教育投入资金，前一阵子孩子过生日，他办了一场10岁宴，两家亲戚都来参加。费媛这边也是相似的情况，孩子每天都跟奶奶视频。

不少人帮她们带过孩子——2024年，朱丹玉和费媛去上海录节目《妈妈咪呀》，米米被短暂托付给了同事、一个1999年生的年轻女孩，送她上学，给她做早饭。费媛说，当时米米躺在被窝里哭，因为想妈妈，带她的姐姐也在哭，和费媛说，“姐你快回来吧”。

和费媛、朱丹玉的公司合作的两个中医也是单亲家长，他们在工作室会帮着照顾几个孩子，帮她们监督健康饮食。

费媛回忆，自己从小在安徽的教委大院长大，父母工作很忙，孩子们放学的时候脖子上挂个钥匙，自己开门回家写作业。大人没回来，就会跑到别人家“东家混混、西家混混”。她觉得那是养娃合伙的雏形，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大家一起拉扯拉扯也就大了”。

朱丹玉上初中时，在姑姑生活的县城上学。姑姑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天天盯她学习，最后她考上一个不错的高中。“养娃搭子这个事情，在那个年代根本就不稀奇。”

其实，养娃过程中仍会碰到障碍。费媛最开始一个人带娃，米米学校的正门口正好有青年公寓，离得近，但只租给无孩的年轻人。

作为单亲妈妈，费媛觉得，“我们俩如果每个人单独在社会上生存的话，都是可以生存下来的”，不过也需要更多的帮助。“妈妈们本身的力量可能比较柔弱，但集体的力量很大，”费媛说着大笑，“就有点像以前的互助小组，以前抗战时期的妇女救援大会（妇女救国联合会）。”

走出婚姻后，她们曾感受到其他关系的支持。朱丹玉在离婚后谈过一段恋爱。她去跳伞，在高铁上认识一个大学老师，加了联系方式但许久没有说话。有一天朱丹玉因想去考研，在朋友圈问去哪找自习室，他说，可以去他们学校。

随着接触变多，他和朱丹玉吐槽工作中的烦恼，朱丹玉和他吐槽当下不知道做什么，两人聊着聊着，疫情时从朋友转为恋人。朱丹玉说自己性格天马行空，对方则是一个条理清晰的人。她第二次创业时，写了项目计划书，理工科背景的他帮她修改，朱丹玉成功募得资金。

二次创业过程中，他一直陪着朱丹玉。然而，恋爱两年后，他想要结婚，遭到父母反对。

在这段关系中，朱丹玉体会到了被坚定地选择和无条件的爱，“是你的灵魂我喜欢，你有趣，你这个人我喜欢。我心疼你的过往遭遇”，而并不是因为“适合”在一起。这是她在上一段婚姻中没有感受过的东西。尽管对方一开始没有提起父母施加的压力，自己扛着，朱丹玉感受到了他的变化，“会感受到他的痛苦”。

她开始劝他，“我们退一步，退回朋友的状态吧。”对方不愿意，他们拉扯了两年，最终分开。

回忆这段感情时，朱丹玉有种释怀，“我感受到全然的爱，在他的真挚下，我也投入了炙热的爱，我就觉得圆满了。”到现在，朱丹玉、费媛和他都保持着交流，他们有一个群，“养老三人组”。

眼下，朱丹玉和费媛都觉得不会再结婚。朱丹玉感到最近几年的工作已经填满时间，恋爱是个奢侈品，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费媛认为没太多精力再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她担心另一个人对孩子可能的风险，而托举孩子是她近十年最重要的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去选择创业，而不是选择上班？”朱丹玉说，“搏一搏。”费媛还提到，朱丹玉需要回馈农村的父母，“年纪再大一点，所有的压力都是她的”。

对于曾经婚姻中的痛苦，她们不愿多展现。现在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有盼头”，彼此的相处也越来越熟悉，费媛称为“跳双人舞”。她平时喜欢一个人呆着，或者和人安静地探讨深刻话题，但和朱丹玉很难聊这些，朱丹玉的想法犀利、新颖，会大声说出来。

“但是她会观察到我一些敏锐的想法，会询问我的意见。然后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费媛说，公司的账目朱丹玉也交给她在管理，两个人之间虽然没有法律保障，“信任特别强”。

说到未来，她感到她们还会往前走很久。“我们的利益捆绑很深，这个利益捆绑包括情感上的，人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会有一种互相依赖。你们的亲密关系是在不断进步的，因为我在不断地经营这段关系，她也在经营。”

今年1月24日，一个冬日，费媛和朱丹玉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参加公司的团建。大家聚在室内，台上有公司的年轻员工唱歌，米米挥动着户外捡的枝条，随着节奏摆动。比她小一头的叮当也挥动起手来。悠悠更像孩子中的大人，坐在边上安安静静的。

团建尾声，绚丽的烟花在漆黑的夜空中绽放。大人、小孩的脸庞被照得亮亮的。

还一起住的时候，费媛和朱丹玉度过了很多共享奇思妙想的夜晚。孩子睡下后，她们对饮，聊“做梦”，聊孩子长大后送她们出国读书，带她们旅游，畅想工作之后的发展。

酒杯中，两个自由的女性，带着她们对下一代的期盼，对未来的设想，思绪飞满屋子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