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儿今年27岁，是一名跨性别女性。2022年7月22日，她被母亲送到秦皇岛九龙山医院。这是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她被诊断为“焦虑障碍、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花四万元住了97天的院。

成长于传统的北方家庭，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厂子职工，是家里的老二也是唯一的儿子，灵儿没少和父母吵架。父母希望她娶妻生子，做出“男人该有的行为”，扔了她攒钱买的雌激素药物——这可以缓解灵儿的性别焦虑。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争吵，她答应了去医院，却没想到被医护绑在病床上电到意识丧失。

在社群伙伴的鼓励下，出院近两年后，灵儿起诉了秦皇岛九龙山医院。她在起诉状中写到，自己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明确表示拒绝医院非合理或超出常规的医疗措施，但被强行留院治疗，权利被侵害，要求赔偿八万余元。

跨性别社工小米透露，在和律师谈起诉对象时，灵儿拒绝起诉把她送进医院的母亲。开庭前，灵儿也和母亲见了一面，母亲还是不认她这个女儿。“她希望各过各的”，灵儿绝望了，“这官司打了有啥意义？我要的不是赔偿，我要的是父母能回心转意，彻底接纳我。”

“有柜无家”是跨性别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但在前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负责人鹿苹看来，“家长能否接受自己的跨性别小孩，更多是看家长和小孩的关系，或者说是靠他们本真朴素的爱。如果有这种爱在的话，我觉得接受TA是迟早的事情。”

跨性别与精神病

2022年10月，从精神病院出院，灵儿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化妆品、女装和雌激素药物都被父母扔了。又是争吵。电击治疗没把性别焦虑的幽灵驱除，女性生活回到原点的灵儿换回了男装，内心却等待着再一次出柜的机会。以男性身份也更好挣钱，她要筹备资金继续买衣服买药。

灵儿打工攒钱买下的激素治疗药物。2022年12月，中国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禁止了包括醋酸环丙孕酮（抗雄激素）和雌二醇（雌激素）等跨性别女性常用药物的网络销售。跨性别女性获取药物的渠道进一步收窄。（图_受访者提供）

入院档案记录了灵儿被父母带着四处求医的经历。灵儿大一开始喜欢穿古装，受到限制便发脾气，大二的时候父母先后带她去了一家三甲医院和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就诊，医生认为无明显异常无需治疗。

灵儿没有和父母提过想成为女性的心思一年比一年重，直到毕业后的一年年底回家，父母见到了化妆长发女装的灵儿，治疗她的“精神问题”便成为这个家庭的心结。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父母带着灵儿去了两家精神专科医院，第一家诊断“焦虑障碍”，开了药，但灵儿没吃，第二家就是秦皇岛九龙山医院，将灵儿以“恶劣心境”收治入院。

秦皇岛九龙山医院，亦为秦皇岛市第五医院、秦皇岛市精神卫生中心。该院是秦皇岛市唯一一所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承担该市多项公共卫生职能及精神疾病的预防、诊疗、康复等工作。（图_医院官网）

九龙山医院对灵儿的诊断是“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它是否属于疾病成为了庭审辩论的一个焦点。8月13日，秦皇岛昌黎县人民法院一审线上开庭审理此案。据《红星新闻》报道，院方认为，灵儿男扮女装，参加同性活动，不符合日常观念，存在主客观不一致。针对灵儿代理律师郭彬提到的，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简称ICD-11），和性取向相关的诊断编码均被删除，同性恋、跨性别已不是疾病。院方辩称，ICD-11在国内并没有完全执行，医院依然在执行ICD-10相关规定。

灵儿在九龙山医院的入院记录，她被院方诊断为“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图_受访者提供）

鹿苹证实了医院的说法。“目前来看，ICD-11在我国还没有大规模地实施，虽然在2018年，发布了‘2019年3月1日起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疾病编码和分类’的通告，但之后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没有大面积执行”。

“但无论是ICD-10还是ICD-11，都不会把一个跨性别者送到精神病院做无抽搐电击治疗。无抽搐电治疗是什么？它用于治疗严重的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双相情感障碍，不是适用于跨性别或同性恋者的治疗方式。”

部分公私立医院仍在提供所谓的“扭转治疗”，基于“性少数群体是需要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的错误假定，试图将其性别认同或性取向扭转为主流社会可接受的顺性别异性恋。（图_网络）

“从医院的诊断来看，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跨性别，什么是同性恋”，鹿苹解释，灵儿是一个跨性别者，她的自我性别认同和顺性别_（指出生性别、生理性別与心理性別一致相同者）_不一样。灵儿的自我性别认同是女性，她喜欢男生，因而她的性取向按照通俗的观念来理解应该是“异性恋”，不是“同性恋”。医院的做法让鹿苹感到荒谬：“连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混淆，医院何谈治疗？”

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也显示，在受访跨性别者求助的精神心理专业人士中，“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跨性别知识”的尚不足20%。

2019年，艺术家武老白和同志警察林壑共同发起《恋人》艺术项目，受电影《三块广告牌》启发，他们给三辆卡车贴上反对性倾向扭转治疗的标语，在上海、南京和济南等多个城市巡回。（图_网络）

有柜无家

回到家，度过了一个春节，灵儿在2023年的秋天和家里断绝了关系。亲戚们在红红火火的热闹气氛里串门来往，而就连姐姐，也不知道穿着男装的灵儿想变成女孩的心思。

灵儿有过一段男女切换的日子，后来打工攒钱买了雌激素药物，服用了一年半。她再也不能忍受身心不统一的男性生活，穿女装让她感到轻松。挣扎着跨性别的时候，灵儿很少回家，但每次也都是男装，要么是还没完全适应女装，要么是父母要求她换回男装。家人对此事也讳莫如深， “觉得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丢脸的事情”，灵儿说。

灵儿的自拍照（图_受访者提供）

鹿苹是前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负责人，也是陪伴灵儿的志愿者，她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少跨儿家长，也见证了令人唏嘘的亲缘关系百态。“很多跨儿在青春期，性征开始发育的时候，就会非常焦虑了，TA们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束缚生殖器、偷偷购买激素等等，来降低性别焦虑。父母发现这些举动后，因为没接受过关于跨性别的正向科普，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孩子，第一反应就是去掐灭这种苗头。这个过程中，跨儿们可能会遭到家暴，接着是离家出走，然后可能会被诱骗，甚至被强奸，这些都是在社群中真实发生过的案例。”

经过鹿苹科普后，慢慢地，有家长会开始理解孩子，也会泪流满面，为自己孩子困难重重的人生感到担忧或不幸。但也有传统观念很重的家长，宁愿相信孩子是精神分裂，也不愿接受TA们没有任何精神问题，只是跨性别的事实。

因为不了解跨性别，网络搜索首页又往往是扭转机构的广告宣传，许多家长成为了这些江湖游医眼中的待割韭菜。跨性别社工小米接触过一个贫困的跨儿家庭，父母都在江浙的工厂里工作，家里用来盖房子的几万块钱都扔到了网瘾学校里，家底掏空也没将孩子“扭转”成功。有的家长绝望之下转向求神拜佛。小米参与的“有柜无家”线上展览里有一张佛像的照片，这是一个幸存者提供的。TA的父母觉得孩子是中邪了才想摆脱受之父母的身体，就带TA进了一座庙，要其跪在佛祖面前，跟佛祖忏悔。

“有柜无家”线上展览中，一个幸存者与佛像的故事（图_展览网站）

有的时候，父母接受孩子的性别认同是出于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朴素想法。一个领低保、残障的单亲妈妈对鹿苹说：“我的小孩是跨性别，如果我不让TA做自己想做的事情，TA会抑郁，会自杀。一个活着的小孩和一个死掉的小孩，我会更愿意要一个活着的小孩。我要支持TA的想法，我的小孩才能活下去。”

“很多家长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理解跨性别，因为他们自己不是，但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小孩，他们爱孩子，所以能接受。很多家长到不了积极支持的阶段，但至少他们不会过分干预小孩，不会动用身份地位资源围堵和矫治。小孩在外面受了苦难，遇到了危险，他们会去帮助，这样就挺好的。”鹿苹说。

灵儿谈到，自从和家里断绝关系，父母一个电话也没给她打过。她身体不好，多次因为胸痛晕倒要去医院看病，父母却没有过问过。在外，有一位同为跨性别女性的“闺蜜姐姐”时不时关照她的生活，但“闺蜜姐姐”的母亲不欢迎灵儿。“阿姨觉得我在破坏她们的家庭关系，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去，你儿子就不做女人了？”虽然这位母亲不喜欢她，可她还是羡慕“闺蜜姐姐”能有一个母亲常来看望。

流浪：在公共空间与职场

灵儿离开家乡后，到过济南、成都等地打工，现在又到了天津。她没有住处，日常在外打地铺。在地上垫个蓝色的瑜伽垫，盖上格纹小被子，睡在地铁口或是广场。幸好天津的夏天也不那么难熬。

灵儿在天津露宿街头的家当（图_受访者提供）

三十多度的热天里，洗澡成了头等难题。灵儿平常会去“闺蜜姐姐”家洗澡，但她的母亲让灵儿实在难以招架，不太方便的时候她也会去公共澡堂。

有一回，灵儿穿着红色吊带裙，脚踩一双白色平底凉鞋，去了一个公共澡堂。能体验搓澡服务，网上团购价才三四十元，这对手头拮据的灵儿来说很合适。搓澡的阿姨对她的打扮很好奇，试探着问：“姐姐，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灵儿心里一阵难受：“天津人管任何女的都叫姐姐，你都称呼我‘姐姐’了，你还要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浴室也分男浴和女浴，她被推去了男浴。灵儿觉得自己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符合男性的穿着打扮，要当着一帮男人的面脱内衣内裤，她不能接受。穿好衣服，灵儿退钱走人。

鹿苹同为跨性别女性，她在换衣间、公共厕所这样的集体私密空间里也找不到容身的位置。鹿苹留了长发，戴了耳环，一副女性化的装扮，她担心去男卫生间可能会让那些男士不适，而去女卫生间又容易招致一些女性的抨击。她的害怕也来自于如果被人发现，可能会被当成变态流氓，面临违法犯罪的风险。所以现在外出，她就会尽量不喝水，想上厕所的时候就憋尿，这也导致她的膀胱问题越来越严重。

鹿苹以前还喜欢游泳，成为跨性别女性后，她再也没有去公共泳池游过泳。由于使用激素，她的乳房已经发育了，这让她没法在男更衣室换衣服，女更衣室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她注意到，在二元之外，中国还是有很多第三卫生间的，但可能会标注为残障卫生间，而不强调无性别的属性。即便去了明确标注“Unisex”（无性别）的卫生间，鹿苹也会被保洁拦住，要求按其指派性别（指一个人在出生时被分配或指定的性别）去男卫。

公共空间对她们的驱赶也蔓延到求职上。灵儿大专时学的是音乐表演，毕业后面试了不少直播娱乐公司，想找个网络主播的活。按她的说法，有一家公司的人直接骂她是怪胎，让她滚，然后就把她的微信拉黑了。直播公司也是按照男女来安排包装风格的，很难找到有专门培养跨性别者的。

第一年做主播的时候，直播公司让灵儿走男性风格路线。灵儿说，自己身材娇小，穿了高跟鞋差不多一米六，扮男性效果不好，后来改了女性路线。目前就职的公司则让她走反串路线，营造一个私底下女装的“异装癖”人设。灵儿也在抖音上开个人直播。观众鱼龙混杂，她收到“改装车”等冒犯性话语是家常便饭，其他主播也不愿意和她们这些“不正常的人”连线PK。

在济南、成都辗转打工时，灵儿发现餐饮服务行业还有些空间能让她进入。往往是她和老板聊得来，老板看她干活麻利又有眼力见，也就默许着招进来了，但这时手下员工又有意见了。一方面是不好安排工作，通常男的就给安排到后厨做厨师，女的就给安排做传菜员，灵儿“非男非女”，两边都不好安排；另一方面是住宿，岁数大的女员工不认可跨性别，年轻一些的女员工仍把她看作男性，害怕被侵犯。

现在她盼望着有一天能在天津找辆电动车跑外卖。外卖员不限制性别，如果有顾客在意她不协调的外貌和声音，带上口罩就解决了。相比睡路边，一天吃饭只花十几元，困难时翻垃圾桶找吃食的日子，跑外卖一天赚150元够她花销了。

灵儿分享自己的日常伙食，一份白粥配榨菜（图_受访者提供）

鹿苹也观察到，面对企业就业歧视，很多跨性别者会更倾向去做自雇佣的零工散活，随之而来的是收入的不稳定，进入传统企业甚至事业单位的少之又少。“比如社群里的一个男跨女伙伴，她在事业单位工作，已经做完手术了，但她依然按照传统男性的装扮去上班。她没有在公司里出柜，所以其实是过着一种双重生活。”

不出柜，是出于现实考量，毕竟耀眼的学历在跨性别后也会成为废纸一张。小米接触过一位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跨儿白雨霏，她曾在跨国药企工作，辞职后刷爆信用卡做了性别置换手术，身份证性别也改了，但接下来的一年里都因为学历性别与身份证性别不符找不到工作。

雨霏告诉小米，她连街边一杯五块钱的奶茶都喝不起，被迫去了夜店面试一份保洁工作，去了才发现是要她陪酒，一番惊心动魄之后才逃离。因揣着假学历很难去大公司，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律师和小米等社工们协助她和教育部门交涉，正式修改了学历上的性别，后来她又回到了一家跨国医药公司上班。

2012年《青年报》对白雨霏求职困难的报道。2018年，在多方协助之下，她将申请寄到教育部高教司，终于收到回电，成功修改学历信息，成为跨性别社群中第一个成功修改学历的案例。（图_网络）

2014年教育部便有出台规定，“学历注册并提供网上查询之后，学校不得变更证书内容及注册信息；学位授予信息经报送审核后，原则上也不允许更改”。简而言之，毕业后不允许更改学历信息。很多跨性别者要工作一段时间才能攒够钱去做性别重置手术，手术完成是改身份证性别和学历性别的基本条件，但此时显然已经过了改学历的最佳时间。鹿苹说，也因为教育部近年来大力打击假学历，改学历政策收紧，以往通过请求高校给教育部高教司写信改学历的方式也受到影响，改学历越来越难。

“生为女人，就要一辈子当女人，生为男人，就要一辈子当男人，那这活着有什么意义？永远要为了所谓的生理性别而活。”灵儿的愤怒飘散在空中，又被无形的墙打回来。

拒绝“被精神病”：支持与自主

在答辩状中，九龙山医院依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六条，以灵儿自知力不完整、“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为由，称家属代签知情同意书、收治灵儿入院符合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

据《红星新闻》报道，灵儿的另一位代理律师郭睿庭上提出，灵儿无暴力倾向、无自杀行为、无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且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已经明确表示不需要住院治疗，不符合强制收治的标准，但医院仍旧予以了收治，存在过错。

在深圳衡平机构创始人黄雪涛律师看来，这是一个好打的官司，医院收治的法律瑕疵相当明显。

黄雪涛从2006年开始关注精神障碍群体强制收治议题。当时，她的委托人深圳女孩邹宜均，因为与家人意见不合、有利益冲突，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她仔细研究了各地的《精神卫生条例》，发现强行收治没有法定程序，医院剥夺患者人身自由如入无人之地。这促使她在2010年创立了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推动立法。

2006年，为一家寺庙做法律顾问的黄雪涛偶然介入轰动全国的“邹宜均被家人强送精神病院”案，事件引发社会强烈舆论，院方迫于压力停止收治当事人。（图_网络）

灵儿代理律师郭睿依据的法条背后，就得益于衡平机构推动的改变。在《精神卫生法》经过全国人大讨论的审议期，衡平机构提交了五次立法建议，成功用“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取代了原来的“自知力标准”。现在的法律是，患者也有拒绝住院的权利。至于对自身、对他人的危险性可以再论述，而不是由医学术语粗暴定义。

《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院方以此辩称，因为灵儿母亲签署了非自愿住院医疗告知书、非自愿住院治疗住院知情同意书、非自愿住院治疗住院病情评估书等一系列文件，所以医院的收治有法律依据。但黄雪涛认为，家属的确有权强制诊断，但非自愿住院和非自愿治疗没有法律依据，法律上没有说无能力就可以由家属代签知情同意书。

“一个27岁的人，你凭什么说她是无能力的人呢？有病就没有能力吗？”黄雪涛说，“能力”——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词是一个法律概念，九龙山医院错误地理解成了“医学标准”。

院方辩称的灵儿“自知力不完整”也没有法律依据。“在精神科医生的话语体系里面，没有自知力等于没有能力，没有自知力就等于没有知情同意能力，十几年前就是这样，但这其实是偷换概念，用医学术语替代了法律术语。‘自知力标准’早从法律文本中废除了，但是在现实当中，这种遗传可能还存在。”

医院架空当事人自主权、医疗决策由监护人接管被黄雪涛称为“替代性决策”。她认为，当事人的法律能力不能被否认，能力欠缺的人也有自主决策权，但外界要提供支持。“甚至植物人，我们也可以用支持性自主决策的方式去对待。当一个人完全没有了表达能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努力寻找TA本人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回忆TA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不是说‘我都是为了你好’而替你做决定。如果找到一些痕迹和证据证明我们的这个决策跟TA本人的决策有冲突的话，那我们还是应该放弃我们以为‘好’的东西。”

黄雪涛也是一个母亲。她可以想象，跨性别的家庭成员，自己也肯定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障碍。作为父母，不能成为中间最大的障碍，加重孩子的痛苦，父母应该提供的是支持，帮助孩子面对外界的挑战和困难。

代理律师透露，开庭后两天，医院马上就透过法院询问灵儿一方是否接受调解，目前双方仍处于僵持阶段，未达成一致。律师也更倾向于调解，这样可以更快拿到钱，而对灵儿来说，她失去的天伦之乐却没有人可以赔给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