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出身社会最底层、没能完成中学学业且常被评价为“泼辣”“粗野”的女性，可以在充斥着牛剑背景和行业精英的英国政坛达到如此高位。雷纳的身上究竟有哪些特质？对她的任命又将会给新任的斯塔默内阁带来什么帮助？

7月6日，英国伦敦，安吉拉·雷纳抵达唐宁街10号参加内阁会议

“问题少女”

1980年3月，安吉拉·雷纳出生于英国大曼彻斯特东南的斯托克波特镇。英格兰西北部的两条河流戈特河和塔姆河在斯托克波特交汇，形成默西河，再一路向西在利物浦进入爱尔兰海。这个原本岌岌无名的小村庄在工业革命后迎来人口暴涨，借助水力机械的发展，成为了纺织业中心，生产棉毛制品，尤其是帽子。1884年，小镇每年要出口600万顶帽子，甚至连本地的足球俱乐部的昵称都是“制帽匠”。不过，随着20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的逐渐衰落，斯托克波特镇不复往日辉煌。最后一间帽子工厂在1997年倒闭，小镇也变得破败、脏乱，镇子上的居民大都在贫困和失业中挣扎。

雷纳的童年经历了小镇衰落的全过程。雷纳的父亲是个浪荡子，很少回家。而母亲完全不识字，且患有严重的躁郁症，家里的三个小孩只能靠外祖母同时做多份零工养大。雷纳14岁就在当地一家夜总会陪酒，抽烟、骂人、打架是家常便饭。

16岁那年，还在读中学的雷纳怀孕了，孩子的爸爸是她19岁的男友。指望同样年轻且贫困的男方担起做父亲的职责自然是天方夜谭，雷纳选择辍学，在政府的福利房中生下了这个叫莱恩的男孩。

雷纳事后回忆，这次怀孕生产的经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她开始思考要如何照料这个小生命。此时，正赶上布莱尔的工党大胜，终结了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两任保守党首相连续18年的执政。像雷纳这样的人，恰是“新工党”政府帮扶计划的重点：连中学毕业证都没有的单亲妈妈雷纳得以进入斯托克波特学院，学习手语，并获得了社会护理专业的二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之后成为一名护理工，终日奔波在本地的独居老人和残障人士家中提供照护。

在职场上，年纪轻轻就经历了社会多年洗礼的雷纳也有自己的优势。她出身社会最底层，很懂得如何与本地的中下层劳工阶级打交道。如此“接地气”的女性很快就被工会看上，拥有超过120万名会员的英国最大的公共行业工会UNISON吸收雷纳成为代表，她最终成为了UNISON在英格兰西北大区的领导人。此时，雷纳刚满30岁。

斯塔默（左）与雷纳。图/视觉中国

从政之路

在UNISON工会工作时，雷纳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工党，但此时她更多是以地方党派政治的对手方出现。雷纳代表社工抗议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预算上的紧缩政策，与家庭护理服务的私有化提案作斗争。此时已经结婚并是三个孩子母亲的雷纳还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房中，为和曾经的她一样深陷于贫困、低学历、酒精和药物滥用的底层人士奔走，号召提升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并通过组织培训让底层社工获益。

雷纳的劳动成果透过她精心整理归档的记录可以展现，在几乎不堪重负的文件架上，摆满了工友们给她的感谢卡片。雷纳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每当觉得一天过得很糟糕时，她就会翻看这些卡片，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会提醒她“自己在做的是怎样一件事”。在雷纳的努力下，虽然时任的保守党政府大幅缩减了公共服务预算，要求斯托克波特市议会在4年内节约5000万英镑开支，地方政府也被迫停止提供很多支持服务，但是斯托克波特政府在工会的压力下并没有对这些地区社工进行裁员。事后雷纳表示，在紧缩的环境下能保住社工们的工作岗位，就像是“廉价举行婚礼”，虽然过程不甚完美，但结果总算可以接受。

2014年，在工会工作中崭露头角的雷纳被选为工党在大曼彻斯特地区莱恩河畔阿什顿选区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在2015年的大选中，雷纳无悬念胜选，成为这个老工业基地选区183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国会议员。雷纳在她的首次议会演说中表示，自己“要继承前任议员们的遗产，继续走在为选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不过，我无法穿上前任们的皮鞋，因为我只穿三英寸高、花花绿绿的高跟鞋”。

的确，将近1米7的身高、一头披肩红发、踩着细高跟、香烟几乎不离手的雷纳，无论怎么看都和人们传统印象中的英国精英政客相去甚远。不过，这位党内同僚眼中“工会女孩”也和现在的首相斯塔默一样，刚一进入议会，就在工党的内部混乱中驶上了政坛快车道。

2015年，工党选出了党内左翼科尔宾成为新任党魁。在这次选举中，雷纳站错了队，选择了科尔宾的对手伯纳姆。但是，2016年的脱欧公投改变了雷纳的命运。虽然工党大多数议员都是脱欧的反对者，支持留欧也是工党的官方立场，但作为党魁，科尔宾本人对于英国是否应该脱欧的立场非常模糊，也非常不愿意公开站台宣传留欧。当英国选民最终选择脱欧的公投结果出来，科尔宾马上就被工党同僚愤怒的声音淹没。

2016年7月，工党影子内阁成员因为抗议党魁科尔宾在公投前对于留欧宣传的消极态度大面积辞职，已经几乎无人可用的科尔宾旋即任命了刚进入议会一年的雷纳进入影子内阁担任影子教育大臣。很快科尔宾就遭遇工党议员的正式弹劾，激活又一次党魁选举，工党超过两百名国会议员中支持科尔宾留任的只有屈指可数的18人，而雷纳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由于工党的党魁选举机制和保守党不同，普通党员、注册支持者和工会成员代表都可以参与普选投票，在任议员并没有更大的投票权重。最终科尔宾在普选投票中险胜挑战者史密斯，保住了党魁之位。逃过一劫的科尔宾投桃报李，这次站队正确的雷纳坐稳了影子教育大臣的位子。

有感于自己挣扎于底层又最终被迫辍学的青少年时代，雷纳在任上提出了类似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的“国家教育服务系统”概念，倡导建立一个从托幼阶段直到成人教育的全免费公立教育体系。雷纳在提出这个宏大计划时不无动情地表示：“高质量的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应该对所有人在一生中免费开放。每个孩子、每个成人都很重要。建立这个系统目的就在于打碎在学习这件事上所有的藩篱。”

但是，彼时英国已经陷入无休止的脱欧争拗之中，雷纳在教育领域的宏大计划已经少有人在意。2019年底，工党在大选中惨败，英国最终完成脱欧，对雷纳有提携之恩的科尔宾也难逃下台命运。

从副党魁到副首相

2020年，工党再次举行党魁选举，在提名阶段，雷纳的呼声很高。在英格兰北部一溃千里的工党看起来也确实很需要一个北部老工业区土生土长的领袖带领工党重新深耕自己的红墙票仓。这次雷纳选择了谦让，她宣布自己只会竞选副党魁一职，而把竞选党魁的机会让给了同样出身大曼彻斯特地区的合租室友丽贝卡·朗-贝里。

这次谦让，给雷纳的仕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雷纳在五人参加的副党魁选举中没有遭遇太大的挑战，成功当选工党二把手。不过，她的好姐妹朗-贝里在党魁选举中则不敌风头正盛的斯塔默。随后朗-贝里短暂被斯塔默任命为影子教育大臣，但仅仅两个月后就因卷入反犹言论争议，被踢出影子内阁。之后朗-贝里在涉及《2020冠状病毒疫情法案》的投票中顶住党鞭命令反叛工党立场，自此就被彻底排挤出了工党的一线。

但雷纳的身段就显得柔软一些，工会出身、深耕北部的她其实和伦敦背景的大律师斯塔默也有诸多政见不和，但她并没有过多卷入工党过去四年多的内部派系争斗。再加上她的副党魁之位是党员普选而来，斯塔默手腕再高也没有办法把她排挤出影子内阁。

在反对党副党魁的位置上，雷纳更多地将炮火对准了深陷丑闻的保守党。有一次，她在公开发言中用极其激烈甚至粗鲁的语言攻击保守党内阁里都是一群“恐同者、种族主义者、厌女症、伊顿公学毕业的香蕉共和国人渣”。这种泼辣的劲头甚至让斯塔默都只能选择保持距离，但是不得不承认，雷纳这种“报仇雪恨”一般的语言风格，让那些受够了保守党执政期间经济低迷又丑闻频出中下阶层英国民众大呼痛快过瘾。

2024年大选前，雷纳作为副党魁代表工党参加了两次电视直播的辩论，她在保持攻击保守党火力的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工党的税收和开支计划，澄清了民众对于工党上台后就要大幅度加税的疑虑。辩论后的民调显示，雷纳在有七个党派代表参加的辩论中表现排名第二，仅次于改革党的法拉奇。她的性格和表现，正好与性子不温不火、常被标签为“无趣”“冷酷”的斯塔默互补。

本次工党虽然以明显优势赢下大选，但英格兰南部保守党的票仓其实大都是受到自民党和改革党的双重挤压而丢失，被工党夺下的很少。工党的胜利靠的还是大规模收复了英格兰北部老工业基地的红墙选区，而这里的选民大都是雷纳的同乡、同志和同频者。对于斯塔默那套来自牛津和伦敦的严谨大律师语言他们不感兴趣，反倒是雷纳这种底层的背景和泼辣的性格更为吸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雷纳的人生和政坛经历重新燃起了北部选民对于工党的激情和信仰。英国媒体大都承认，雷纳的出现补齐了斯塔默的短板，为工党拿到了斯塔默永远难以吸引到的那些选票。

工党胜选后，雷纳很快就被斯塔默任命为副首相，而工党也组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占据50%名额、实现真正性别平等的内阁。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在过去几年间清洗和边缘化了包括前党魁科尔宾在内的一大批激进左翼政客，其自身的政纲正逐渐走向更温和、更专业化的中间路线。但是工党依然不可能脱去自身根植在工人和工会运动中间的红色底色，雷纳如今的角色，就代表了斯塔默和工会的和解，也是工党在新时代施政中能继续为北部工人阶级利益发声的保证。

16岁辍学当妈，37岁做祖母，年少一度深陷在酒精、烟草、性和极端贫困中的“问题少女”雷纳，最终逆袭成为了英国副首相。雷纳的故事固然励志，但是转型后的工党究竟要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开启平稳施政，并兼顾公平和经济增长，让自己真的能变成一个服务于各阶层民众的执政党，则仍是斯塔默、雷纳和工党新内阁要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