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逃债的年轻人:他们如何欠下巨款,又如何离开?
存钱是刻在我们国民骨子里的能力,但如何面对债务,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明显还没有准备。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情愿面对欠下的债务,准备一逃了之。
避债而逃
春节前,经过几番催促,发小收到了佘杰的短信。佘杰说,自己跟公司申请了外派到印尼做项目的工作,希望本份工作能尽快把欠对方的钱还上。
这不多见。大多数时候,打给佘杰的电话会在久久等待后无人接起,短信也基本不回。但催债就是这么回事,债主不能停止催促,否则借出去的钱就会杳无音讯。
过去3年,发小通过定时的催促,才勉强追回了借款中的一万多元,更多时候,他只能在催促中等待。
外派印尼是佘杰的谎言。年关底下,佘杰希望对方能因此感受到他有要还钱的心意,暂缓催收的急切举动。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假象。他没钱,也不想还钱。求饶往往是他装出来的嘴脸,一旦放下电话,佘杰便躺在沙发上,继续像个没事人一样,憨吃憨睡。
1989年出生在上海的佘杰,目前单身。他的主业是在上海当地一家电子科技企业当销售,副业则是掮客——他喜欢做无本生意,倒卖过软件项目和建筑施工项目,也做过一阵子KTV订包厢的生意。用老上海人的话来说,他是专业打桩模子。2018年之前,佘杰有自己的公司,每个月靠着帮保险公司举办培训会议,能赚上三五万元。
这个在亲朋眼中很会折腾生意的男人,实际上债务缠身。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他下重注赌球,亏光了所有钱。佘杰没让太多人知道,想着靠工作翻身。一开始他的欠债不超过20万元,后来因为急切想翻身,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赌球上,结果,一注注赌注没让他清空借贷,反而让欠款翻倍。
除了亲友借款之外,佘杰至今还有近50万元的网贷和信用卡欠款,加起来负债70万左右。至少到现在,他没打算偿还这些欠款,而是想方设法躲避前来催收的债主或催收员,把这糟糕的局面应付过去。
发小的钱,也是在那之后欠下的。2021年,面对翻倍的债务,佘杰向当时在澳洲留学的发小求救。那时候,佘杰的发小手里只有3万多元人民币,准备交房租用。佘杰没管发小租不租房的事,都要了过来,承诺两天后就还钱。事实就是,借完钱他就“消失”了。两天后见佘杰没有还钱的动静,发小拨打他的电话,发现他已经销声匿迹。
事情闹大了,两人许多共同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佘杰想办法躲到了苏州,在一个不明内情的朋友家中躲避。一周后,迫于压力,佘杰主动给发小打去电话。他说谎解释,自己在出差中遭遇疫情管控,手机被工作人员收了上去,以至于没办法和发小联系。发小当然也看出佘杰在说谎,几乎每隔两天给佘杰发短信、打电话。
一开始,佘杰承诺,自己可以分期还,后来趁发小没留意,分期还钱的事也不了了之了。发小继续催促,被盯烦了,佘杰躲了起来,不接电话、不作回应。还是躲不过,佘杰在电话里对发小哽咽说真的还不起:“要有钱肯定还,真的不行就算卖房也会把钱还上。”
使完苦肉计,佘杰开始卖情分。他和发小说,自己几年前还用信用卡借钱,就为了帮发小买电脑,这样为他付出过的人,难道会是欠债不还的人吗。他希望发小看在过往自己帮助过他的份上,不要步步紧逼。
因为决心避债,佘杰3万元的欠款欠了3年,如今还剩下一多半没还。催佘杰还债就像挤牙膏,迫切地催促、直到佘杰避无可避,才可能让他吐出一点点还款,稍不注意,人就溜走找不着了。
有人问过佘杰,这般欠钱躲账的姿态,难道不怕发小报警或去法院提告吗?佘杰却说,自己很了解发小的性情如何,加上发小刚回国,忙着找工作,比起一万多元的欠款,佘杰相信发小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其它重要的事情上。不面对,是佘杰处理这笔欠债的方式。
周旋
佘杰害怕听到手机的嗡鸣声。多年来,他因欠债四处躲避,每一次手机嗡鸣,就很可能接进了一通催债的电话。
发小不是佘杰唯一要躲避的债主。佘杰要应对的,还有机构债主雇佣来的大量催收员。
2024年春节后,催收机构仍在想办法要回佘杰欠的钱。联系不上下决心避走的佘杰,他们把催账的信息发到了佘杰的朋友那儿。那几天,接连有朋友给佘杰发自己收到催收短信的消息询问怎么回事。佘杰逐个应付说“不是我”“乱发的”。
找不到当事人,催收者就会着手瞄准负债者的社会关系。这些年,佘杰想了个损招——只要有人问,他就宣称是因为身份证被盗用。为了证明真实性,他声称已经报案,如果对方不信,他还会变出一张挂失身份证的回执。
过去这些年,佘杰说了过多诸如此类的谎言,以至于在某几个瞬间,他曾产生过一个怪异的错觉——我真的没有欠钱。
不愿直面债务,赖账在佘杰这已经发展成一套周旋的技巧。他会用“战争”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年和各类催收公司周旋的过程。
2021年年末,佘杰开始陷入债务逾期中,信用卡被停用,支付宝账户一有钱流入立刻会自动被划走还债。很快,不同网贷公司雇佣的催收员,开始用电话和短信找过来。
最初的几通电话,催收员语气温和好言相劝。他们让佘杰一点点还,实在不行还能协商利息和手续费。就这么催了几个月,佘杰都以置之不理“回应”。眼见佘杰没反应,催收者再打过来,就直接报出佘杰的家庭住址和一些常用联系人。他们“威胁”着告诉佘杰,如果再不还款,就让佘杰在朋友圈里混不下去。
佘杰准备好了那个身份证被盗用的谎言。靠着这招,佘杰在2022年成功骗过了很多人,甚至有些得意,在一些负债者聚集的群里分享经验。
2022年9月,一家催收机构找到了佘杰的工作邮箱账号,顺着后缀中和公司英文名有关的信息,他们找到了佘杰单位的地址和电话,把催收的信函寄到了公司门口。
直到公司HR找了过来,佘杰才意识到这件事。电话里,HR向他确认了好几次,有没有用公司的名义借款,还问了他具体的欠款金额。佘杰理解HR的担忧:“说到底,还是担心事情扩散,尤其是害怕员工欠款的信息发到各种客户那边,影响公司形象。”最后,HR要求佘杰写一封邮件,承诺欠款与公司无关,并且在文中注明在职时间与离职时间。这些他都照做了。
那次交涉之后,佘杰主动还款一千多元,他希望借此表达自己的还款意愿,并向借款机构表示愿意定期还款,只要对方答应协商利息。
这实际上是佘杰的缓兵之计。他真实的计划,是通过释放协商还款的信号,借机拖延,再换个手机号,让对方无法再借一些社会关系找到自己,再次脱逃。
一开始,佘杰顺利地换了手机号码,发现还是有催收者能找到,于是,他想着借用他人的姓名办理新号。趁着过节回家看爷爷,帮老人办宽带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在营业厅,他想到在办理宽带业务的间隙,以爷爷的名义办个手机号给自己用。
彼时,因为留守老人身份证被冒用的案件时有发生,按规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再三和爷俩确认,是否要为老人开通号码。不待爷爷说话,佘杰就抢先回复,为了避免被工作人员怀疑,手机的套餐也是最便宜的,只能通话,连流量也没要。办卡要签字,一次、二次,老人家用不惯电子笔,佘杰有些心急,就握着爷爷的手,在屏幕上比划着签字。这一招,短暂地帮佘杰躲避过一些催收者。
催收者对佘杰的追逐,持续至今已3年有余。期间,佘杰正常的生活,也被他的躲债行为逐渐摧毁。
2023年年中,度过疫情频繁封控的阶段,开始有人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联系他的母亲,告诉她,如果佘杰再不还款,就会强制拍卖他的房产。还有人上门声称是佘杰的朋友,说佘杰欠了近百万的外债。
隔空催款不成,催收员走到了和佘杰面对面博弈的地步。2023年10月,一名催收员找到了佘杰家居住地的居委会,假借要送一封信函给佘杰但不知道具体地址,把佘杰欠债的事透给了居委会的人。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听要上法院,也没问对方身份,径直带着人来到佘杰家门口。
打开门的佘杰先是吃惊,然后生起了愤怒。他清楚,催收方知道他的具体住址,跑到居委会,无非是为了让人知道身边有这么一个“老赖”的存在。在这样的一个老小区里,住的大多数人都相互熟识,有的叔叔阿姨他自小就认识。这么一闹,无非要让他在社区里“社死”。
以往,邻里间上下楼都会点头致意。那天一闹,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到走道里看着。眼见着在社区里的形象都毁了,佘杰和催收吵了起来。还是那些话,“我没钱,逼我逼死了怎么办?”
至少在邻居们的眼里,佘杰自小是个又乖又懂事的孩子。他的父母离异,从初中开始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邻居们相互照应,佘杰嘴甜,给他们留下的印象都很好。所以,当佘杰破口大骂的时候,邻居们讶异于他还有这么一面。
一地鸡毛之后,佘杰都不记得自己到底说了什么。等人散了,他就呆呆地关上了门,从冰箱里开了一瓶可乐,回到房间的那张单人沙发上。
刚一坐下,电话响起。刚才那位催收员的声音出现:“快点想办法把钱还上,不然,隔几天就来家里,你也不好过对吧。”
“嗯,知道了。”佘杰记得自己挂电话的时候很平静,他像一块滚刀肉,觉得既然在街坊邻居心中的形象已经坍塌,那对方再多来几次,他也不在意了。
母亲知道了这些事之后,不停地质问他,佘杰最后索性搬离了母亲的住处。如果条件允许,佘杰想要逃离上海,到外地隐姓埋名来逃脱债务。之前做会务服务时,他对东南亚很熟悉,那里物价低,适合生活。只是,出国也需要钱,算来算去,佘杰最终还是放弃了。欠款的利息在增多、催收员变着花样来骚扰他,佘杰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攻防战中没有任何胜算。
拒绝面对
佘杰并非个案。
河南的乔麓也陷入了催收攻防战。乔麓从小偏科,上了中专后到了江苏做厨师。因为过度消费,他背上12万左右的欠款。乔麓不愿直面这笔债务,从江苏躲到了大连,又从大连折返来到天津。
2019年末,那时候的催收并不规范,乔麓的债权被不断转卖,最后引得了几位催收员上门。乔麓和他们发生了一些口角,四个人动了手,事情还闹到了警局。
乔麓说,正是那次暴力催收后,他就再没有想过还钱。和催收者周旋时,即使说着希望对方帮忙宽限还款时间的话,也是为了暂时躲避还款。
2020年8月前后,国家对于各类借贷,尤其是网贷高额的利息出台了整治政策。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从原来的24%-36%,调整为15.4%。
在那前后,乔麓加入了一些负债者的群。
欠债的年轻人,大致可以分为努力求上岸的,和下决心逃债的。2021年3月前后,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被称为“上岸”的活动,“上岸”指的是还清债务,这股风潮在当时吸引了不少人的加入,许多人也开始在网上分享他们在过度消费和借贷方面的经历及悔恨。他们都希望,一切能重来该多好。
在微博和小红书上,不少负债者发出自己剪碎的信用卡的图片以及注销花呗、借呗的截图。一些人介绍他们的上岸经验,包括通过减少日常开支和避免不必要的购物来努力还清债务。
群里,负债者们每天的日常便是分享自己如何应对催收。大部分人在讨论如何面对债务,以及怎样找到合适的零工,打工还钱。
但是,不愿面对债务,下决心逃债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说,不行就人间消失,找个地方躲起来。
还有不少负债者寄希望于自己的借贷凭空消失。他们以政策为指针,觉得自己借的网贷利息过高,属于非法借贷,以此要求网贷公司取消利息。还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平台会因为政策而被查封,他们觉得,只要平台一关,欠下的贷款也就一笔勾销了。
乔麓就是这么想的。
在负债消失之前,他打算先找份工作躲避,就在群里开了口,问哪里有好赚钱的路子——这也是群里时常发生的对话。很快有人发了一个所谓的催收的客服岗位,薪资6千,有周末。乔麓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催收员。
作为一名决心逃债的人,乔麓当催收员有着天然优势。
他熟悉大多数负债者的心理。催收时,乔麓总结过一个逻辑,超过30岁以上的负债者,如果是单身,既然选择了躲债,那么还款的概率不高,他会放弃。但如果对方30岁已婚,他会想尽办法要到家人的联系方式。乔麓说,这样的人,家里多少是有钱的,只要不遗余力地打电话,发信函,一定能够要到欠款。况且,在当下的就业环境下,一旦欠款的事情闹大,影响了工作,得不偿失。
2022年至今,乔麓的身份一分为二。他是在电话里语气强硬的催收员,也是在上班过程中躲到厕所里接催收电话,假意哀求拖延还款的负债者。
无法重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司司长郭武平曾在202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金融科技公司对借款人过度授信,使得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深陷债务陷阱。同年8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公开表示,网贷平台“还有借出的8000多亿元没有回收”。
与之相伴的是,不少金融机构打着“自由自在消费”的口号吸引着人们超前消费,比如“热爱的不能省”。
在超前消费的引诱下,很多年轻人前赴后继地加入网贷,无力偿还。他们中有很多人,原本是承载着父母的骄傲和希望、走出县城的“明日之星”,但现在,那之后走上了朋友厌弃、辍学出走、打工还债的负债迷途。
佘杰的命运被负债所改变了。对于债务一逃了之,过去三年,这不仅没帮佘杰重新偷得一副好日子,反而帮助他摧毁了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
他借网贷的时候,曾同意过第三方查看通讯录的授权确认码。朋友们不管知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机会因为收到催收信息猜到他的秘密。
更大的代价在后面,佘杰曾在负债者的群里诉苦,“催收弄得我工作都难保。我都打算慢慢还了,现在脸都丢尽了。”他的诉苦里,也掺着掩耳盗铃式的自我美化。
佘杰的母亲也顶不住这种压力。2024年年初,佘杰的母亲不愿承受邻里异样的目光,也为了阻止儿子的人生毁灭的进程,她召集了几位亲友想办法。在聚会现场,她提出自己做担保,让佘杰向亲戚借现金:“不然他的下半辈子就毁了,不能做人,连出门坐火车都困难。”
佘杰本不愿意借钱还债,那一趟,更多是母亲在尝试解决她所面对的压力。最后,由母亲出面协调,家里人联合帮佘杰还了40多万元网贷。至于信用卡,他还得自己解决。
2024年2月9日,除夕当天上午,佘杰给最要好的朋友发去了一句新年快乐,原想着能够约出来一个吃个夜宵,结果等到了中午,对方才回了个表情包,婉拒了他的邀约。4年之前,俩人几乎一有空就聚头,周末更是粘在一起。
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天,佘杰一个人看了一场电影。散场后,他散步到闵行百联附近的高架桥。与平日里繁华的上海不同,从高架桥向下看,车稀稀落落的,地铁站边的店铺不少都拉上了卷帘门。
桥上,佘杰遇到了一个流浪汉,他看着佘杰,寄希望于他能慷慨解囊,嘴里冒出一句:新年快乐。而后送上了一个支付宝的收款码。
佘杰躲开了。一来,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快乐的。再则,收款码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境况,他的支付宝因为欠款逾期,已被停用很久了。
佘杰不是没后悔过。他曾在欠款尚未到达顶点时尝试过刹车,但最后还是跳进了那个无法回头的漩涡里。
佘杰说,那个圈子就是那样,大家都在赌一个红利的到来,有些人运气好等到了,而自己则是运气不好。他还是用赌球的逻辑来解释,“有人在那个阶段发了财。”
2022年的世界杯,如果不是佘杰已经负债累累,他说自己还是会忍不住赌一把。佘杰多少美化了自己,他提出的理由是,路已经不能回头,那就尽力博一把。
“你看过繁花没有,宝总就是这样的人。”
*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