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睒睒越痛苦，张一鸣越麻烦
钟睒睒在他的赣州农业基地，含泪发表直击张一鸣的檄文，不该被理解为首富博大众同情，更不该被当成一场个人恩怨的展示。它实际上证明，抖音头条的算法经过自我膨胀，已经接近一条政治红线。钟睒睒越痛苦，张一鸣就越麻烦。
这条红线就是，作为头条与抖音的支配力量，算法技术已经越过商业实体的界限，掌握了影响群体意识形态的能力。钟睒睒要求张一鸣道歉，删除平台上对他的污蔑文本，其鸣也哀，淋漓尽致地展示算法一旦发挥意识形态号召力，可以将一国首富玩弄于鼓掌间。
钟睒睒的赣州讲话，理应得到严肃对待，无论他发表本次讲话的动机是什么，这都是浙江首富带来的一次相当明显的警示。首富对另一首富及其实控平台的审判式控诉，再一次将政治-社会-产业之间危险互动的现实，呈现在可能缺乏观众的角斗场。
一直以来，平台企业都以去政治化标榜自己，但因为算法及其掌控者的支配地位，大型平台已经具备了制造舆论、引导舆论及扭曲舆论的巨大能量。这种能力实际上就是政治影响力，长期以来，它被一种强调商业属性的平台宣传口径所掩护。
抖音正在重复微博成为关键舆论场的路子，但抖音走上这条路的效率更高，且因为其巨量下沉用户的存在，令抖音舆论场在特征特性、能量值、爆发力诸方面冲上了另一个向度，其对国人影响力深度及纵深动员效率相当惊人，微博舆论场无可比肩。
由算法凝结而成的抖音头条等精锐产品，自然也是融政治、社会与商业于一体的超级存在。算法在它的王国内部构建了一整套自运行的体系，已经成为一套精巧的意识形态部件，镶嵌在用户的头脑中，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就是行走的算法。
在争夺头脑的意识干涉权上，算法首先在抖音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或许，有人乐见诸如爱国观念扫荡平台舆论场，并且将污名钟睒睒当成业绩。可如果这种算法战术是可以控制的，那它今日可以让钟睒睒欲死不能，那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实现算力魔法。
钟睒睒要求公开算法规则，这是一种相当于行政透明化的要求，只不过要求的对象不是政府权力，而是在权威属性上不亚于行政力的算法权力。线下归政府管，线上归算法管，这不是玩笑，而是一种国情，钟睒睒的痛苦一半来自于此。
钟睒睒的一半痛苦来自于算法平台释放的恶，另一半痛苦则来自于另一种现实，亦即算法这根指挥棒，对于实际的政治、实际的社会、实际的产业产生了实际的举旗定向作用。算法的幽灵早已溢出平台范围，实控产业，如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钟睒睒痛陈的价格体系下降扭曲产业导向，就是算法对现实的强烈、不可否决的干预。这种干涉极容易被定义为互联网新经济的市场导向，而免于被审视审查。而算法通过对产业的重新定向，在强力改变生产关系的同时，让劳动者成为“新造的人”。
这些新造的人不再受制于传统的生产关系，他们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在与算法系统的单向控制中，将算法请进个人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基础中，不知不觉中让算法主导个人怨恨。钟睒睒说骂他的人也是受害者，这是清醒之论。
钟睒睒认为政府未干预算法是失职，这也是明摆的事实。问题是，算法对政治、社会及产业的干预模式，要么领先于政府“乱-治”的固有反应机制，要么被误解为新质生产力而获得合法性，以结果导向为基础的行政力，已经在算法制造的新世界前掉线了。
在亮明对直播带货的抗拒态度时，钟睒睒受到了广泛的嘲笑，将其标签为落后产能代表对新生产力的恐惧。直播带货作为工具手段或有价值，可当它被编织进算法的统一大世界时，对其保持戒心反而是难能可贵的——当人也被算法改造时，对模具的挣脱相当困难。
在BAT时代，谈论它们的标的物还只是新闻媒体集团，还只局限在信息流通对政社商的取态及其后果上；而在算法时代，谈论它的标的物不再是新闻媒体，甚至不是舆论场，而是算法对人的全面塑造，将根本性地作用于政社商的各个层面。
钟睒睒想要张一鸣道歉，实质上是想要那个站在算法之上的超人道歉，人要神来道歉，这自然是相当难的要求。但对钟睒睒而言，得不到的道歉反而是最利于他的——他就可以一直将他的赣州檄文飘扬在天，算法的恶永远被瞄准
算法没有确凿无疑的政治拱卫功能，它裨益社会大众与商业文明的措辞，仅仅因为幸存者偏差，被传播扩散，令受众无意识地含混地接受它。钟睒睒的痛陈与苦谏，旁人可以无感，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将让更多决策者思忖：算法究竟拱卫了什么？可否剥离抖音舆论场？
解铃还须系铃人。至今仍弥漫在算法世界的钟睒睒黑材料，早已不只是对这位首富人物的污化，其实也是对张一鸣的黑化。钟睒睒共情那些困在系统中的普罗大众，被算法带向更深处，正在演化为不可预料的人。这就是钟睒睒打响反算法的第一枪，此之谓天下苦算法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