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天行站在拥挤的香港地铁里。

当香港政府在2022年底宣布实施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后不久，身在北京的谢丛（化名）就提交了申请，以图借此逃离中国大陆越来越“内卷”的氛围。

“(当时想)我不一定会去，但至少先申请试试，也许这是一个托底的选择。”

四、五天后，谢丛就收到了高才通签证，成为中国大陆”高才”南下大军的一员。高才通计划实施近两共发出年，当局发出近9万张签证，95%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人。该计划届满两年之际，港府称会进行审视，而到埠人才面临的找工难、子女安置及教育等问题受到关注。由于人才输入地缺乏多样性，有声音质疑该计划是否吸引到香港真正需要的高才。

谢丛（化名）望着维港的风景

2019年，香港爆发了大规模”反修例”示威潮，警民暴力冲突愈演愈烈。一年后中共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施了备受争议的《国家安全法》，加上新冠疫情带来的双重打击，香港涌现”移民潮”，人才严重流失。

有香港媒体根据入境处的数据进行分析称，自2020年6月底《国安法》生效以来，三年内净移出人口可能已超过50万人。2022年10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多项“抢人才”措施，以填补过去两年间流失的14万劳动人口。其中，新推出的“高才通”让不少人跃跃欲试。

为逃离“内卷” 大陆“高才”涌港

33岁的谢丛早在十多年前便与香港结缘——2013年从中国大陆的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她报读香港城市大学的新媒体硕士。她毕业后获得了新浪微博北京总部的实习机会，后正式加入了互联网行业。彼时，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和新媒体产业正蓬勃发展，社交媒体和移动支付逐渐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接下来几年，谢丛的工作领域涵盖大数据分析、市场营销和公关。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内卷”的风气也逐渐开始盛行。她坦言，那里的职场文化和人情世故让她感到疲惫。

“内地公司待久的领导喜欢营造一种‘We are family’的感觉”，但谢丛并不喜欢在职场与人建立过深的联系，“我只想打工，能不能清楚告诉我该做什么，达标后就可以下班。” 她抱怨道。

而近三年的新冠疫情下的严格封锁也让她身心深感疲惫，更加萌生逃离的想法。

今年农历新年后，手握“高才通”签证的谢丛开始在香港招聘网站JobsDB上求职。在两次波折后，她凭借多年互联网公司的从业经验，成功被一家香港国际学校的品牌市场部录用，负责宣传文案策划和社交媒体运营。

她坦言，香港的职场并不是绝对的天堂，仍然存在一些人情世故，但整体感觉比大陆好很多。“没有一些无所谓的汇报和莫名其妙的表现自己，……（在大陆）休假好像犯了大罪”，她说。有一次，香港学校的上司在生日当天请假让她很感慨，“喔，原来人可以这么坦然地说因为是我的生日，我要休假，这在内地是不可能的。”

谢丛表示，现在的工作月薪有港币4万多，超过了之前在北京互联网公司的待遇，但香港昂贵的房租和物价，让她并没有比在北京存下更多的钱。

在“高才通”实施后，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和公众号对该计划进行了一些“负面”报道，称这些大陆人才是来香港“抢工作”，“下班的港铁上挤满了前大厂（大公司）员工”。谢丛认为这些报道对像她一样，真心想来香港发展的人不公平，甚至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

她认为，在2019年的社会运动后，中国大陆有批人变得十分敌视香港，“觉得香港现在的发展不如从前，内地发展更好，你们还在高傲什么。”但谢丛并不以为然，反而觉得这是现今中国文化自信带来的另一种极端。

韦天行走在香港的马路上

2023年底，港府决定扩大“高才通”合资格大学名单至185间，韦天行的母校中南大学得以上榜。根据香港政府网站，“高才通”签证分为三类，A类需申请人年薪达250万港元，而B、C两类则需获得合资格大学颁授的学士学位，仅在工作经验上有所区别。

今年1月，当自己的学校正式上榜后，25岁韦天行立刻上网提交了申请。仅仅过了4天，他在下班后和朋友吃饭时，就收到了香港入境处的通知——“高才通”C类签证申请获批。“晚上7点多收到邮件，心里有块石头落下，至少有条路了，裸辞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他解释道。

逃离内卷同样是韦天行申请高才通的动力，但与谢丛相比，他对香港的概念似乎更加模糊。

主修信息计算科学韦天行作为通讯硬件技术工程师，他需要经常与客户沟通设计方案，并在设备安装后进行现场调试。然而，他对常在非工作时间被要求处理客户需求感到不满。“很多明天白天能解决的事情，他（上司）非要晚上七、八点把客户询问的事情发群里，然后要我马上解决，”他抱怨说。

此外，他的公司还要求员工配合“大小周”工作制，即一周双休，下一周单休。但韦天行表示，有时即便是单休的周日也会被要求在家处理公事，甚至曾经加班到凌晨4点，第二天依然要上班。

中国大陆经济疫情后复苏明显缓慢，许多中小型企业面临生存困境。韦天行表示，作为一家通讯设备供货商，他们公司的客户数量明显下降，而去年自己的年终奖也被“打了八折”。韦天行终于下定决心，在农历新年一过便提出了辞职。

为了方便求职， 韦天行7月底从广州搬到深圳罗湖租房住，以便跨境参加香港的面试。他说他看好香港未来科创产业的发展，所以希望转换职业赛道，从事与编程相关的IT产业。但之后的求职过程并非顺利，不论工作岗位还是薪资，都不如之前在大陆的水平。

无奈之下，他先从兼职工作开始，也希望能增加自己对香港的了解。他的第一份兼职是在一家位于机场的物流公司做搬运工作。每天950港币的工资，需要从晚上8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但由于过于辛苦，他只坚持了两天。

后来，他到一家大陆品牌的手摇饮料店招聘店员，时薪65港元，暂时维持生计。

韦天行说，他依然在努力求职中，但不想勉强自己，接受一些不喜欢工作。“如果不合适，又要离职，那又会成为另一个空窗期。”

大陆人才赴港 子女教育成最大诱因

根据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及香港教联会早前的调查，62%的受访者表示其18岁以下子女需要在香港就读中小学。香港本地媒体查阅最新的《小学概览2024》发现，2024/25学年全港小学将增设158班小二至小五班别，这与港府的”抢人才”计划有关。

除了“高才通”外，香港的人才引进政策还取消了实施多年的“优秀人才”计划的配额限制，获批人数由2019年的874宗大幅上升至去年的12969宗。

43岁的刘一平（化名）是一位单亲妈妈。通过“优才”计划来港的她也曾面临和现今高才一样的子女择校难题。在四处奔走和收集资料后，她的两个孩子参加了10所学校的插班考试，才最终获得录取。

她坦言香港的教育相比中国大陆具有强大的优势，“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世界公民，香港实行的是全人教育，很多细节都体现出来。我看了很多教材，先会生活，再去学习。而内地的教育，往往只是关在屋里刷分。”

今年，刘一平的大儿子即将升入中二，女儿则在小学五年级，她说，虽然孩子从小在北京的外国语学校学习剑桥英文，”但与香港的孩子相比，英文水平还是太差，缺乏语言环境”。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今年年初，因工作繁忙无法陪11岁的女儿参加入学考试，女儿独自从深圳的酒店出发，过关、搭地铁到学校应试。她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锻鍊，可以培养女儿的独立生存能力。最终，两个孩子都收到了不错的offer，并于9月正式入学。

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尚海龙表示，大陆高才带子女来港入读中小学，有效缓解了本地学校的招生压力。随着“移民潮”的兴起，过去几年不少学校出现招人不足的情况。“从学生层面、劳动力以及人才层面的人口补充，从数据来看是真实的。”尚海龙估计，“高才通”实行近两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万名中小学生来港就读。

大陆“高才”水土不服？

拿到“高才通”A类签证的李卡卡（化名）2009年硕士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大厂”工作，包括腾讯、百度和快手，涉及产品企划、电商和直播带货，并逐渐成长为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今年年初，在离开快手后，李卡卡组建了自己的团队，经营起了一家直播带货公司。三个月后，他的“高才通”签证也获批，并开始计划尽快赴港工作和生活。当被问及是否考虑将直播公司带到香港运营时，李卡卡坦言，香港的人力和运营成本过高，并不适合将直播业务搬来香港；相反，他希望“在香港找一些实际的工作机会，因为我在国内互联网公司的积累是可以带到香港的，或者帮助国际的互联网公司。”

他比较偏向能有一份工作，允许他不限于只在香港上班，“但那只有一些保险或者留学中介这样的工作，而香港的金融行业也很惨，正在裁员，只有虚拟货币还在招聘相关岗位”。他说因为家人都在北京且并未做好来港生活的准备，他坦言自己也没办法专心找工作。

对于像李卡卡，他承认，像他这样的大陆人才，即便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语言是最大的门坎。“一个是英语，另一个是粤语，粤语还好，我可以不说，但英语的话我得先达到生活中可以熟练对话的水平，而国内其实是没有这个语言环境的，所以还需要沉淀一下。”

他批评港府未能在“高才通”的配套政策上帮助大陆人才适应香港的生活，“一个人才进来之后，在住房和家庭安置问题上，需要有一些解决方案，比如政府的公寓或补贴。”他还希望港府能举办招聘交流会，甚至帮助他们将履历发送到适合的公司，并给予相应的补贴，让更多公司愿意招聘大陆人才，“而不是根据过往经历，给你一个签证就算了。”

在一份今年6月呈交给立法机构的文件中，港府表示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32万宗申请，近20万宗获批，其中逾7万宗为“高才通”签证。而已经来港的5万多名高才中，有九成半也是来自中国大陆。当局指，54%到港的人才已经成功就业，月入中位数约为5万元港币，其中四分之一月收入超10万港元。

长期研究香港人口问题的香港大学教授叶兆辉认为，大陆人才成为“高才通”主流未必是港府的意原。但近年出现的“移民潮”使香港社会明显面临劳工短缺，因此本轮的人才引进计划力度相比以往有所加大。他分析说，大陆“高才”填补人口空缺的优势在于“速度快且距离近，适应上没有太大困难。”

但他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希望港能维持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如果过于单一化未必是好事，应该更加多样化。”

叶兆辉认为，港府不应该用“抢”字来形容人才引进计划，“‘抢’这个词代表混乱，意味着缺乏计划才去‘抢’。” 他希望未来的人口政策能吸引现有人才留在香港，使得想要离开的人未必真的要走，从而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宜居的城市。

叶兆辉指出，大陆“高才”不能本末倒置，等待港府把“一切的事情搞定了你才来”，因为香港需要靠“高才”把一些产业做起来，才需要引进人才。他观察到政策在执行时存在“期望不匹配”，并坦言真正的高端人才未必会选择来香港。

身兼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的立法会选委界议员尚海龙认为，大陆“高才”克服“搵工难”，融入香港社会只是时间问题。他鼓励A类高才来港创业，“这些人背后一定有较有实力的企业。我们假设其中1万人都在香港开设公司，我预估会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这对香港经济的丰富有很大帮助”，尚海龙解释道。他甚至建议特区政府取消对在香港开立公司的“高才”企业家要求“通常居于香港”的续签条件，转而以“交税、发工资”等来衡量其经济贡献。他认为只要能振兴香港经济，“其他的都是形式主义。”

首批高才续签在即 港府面临“续签乱象”挑战

香港政府实施的“抢人才”政策即将届满两年，首批通过“高才通”计划来港的人士将于明年年初面临续签问题。由于港府目前尚未明言续签的具体标准，对许多大陆“高才”来说，无法续签将意味着在香港的所有计划可能会泡汤。

在中国社会平台“小红书”上搜寻“高才通”续签，许多贴文声称有办法帮助新来港人士办理续签，但业内人士提醒，网络平台存在大量陷阱，建议遵循“正路”留港发展。升学机构负责人肖恩对网上的“续签乱象”表示不满，“现在很多人为了续签，会选择入职保险公司。更灰色的做法是挂靠公司，实际上是自己交钱给公司，再由公司发工资给自己”。根据他的观察，香港入境处已经开始收紧“优才”的续签标准，如果是就职于保险公司的，续签后的工作签证可能会从3年缩短至1年，他估计港府可能会以同样的标准处理“高才通”的续签。

今年6月，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在接受立法会议员质询时指出，香港保险业发展蓬勃，需求人才，并理解保险业的聘用模式“类似自雇人士的模式”，因此不会阻止“高才”从事该行业。但他强调，在续签申请时，“会审视他们的工作量、赚取的经济收益、是否居港，以及所提供的证明是否清晰可核实，以确定其收入是通过工作获得的。”

孙玉菡日前还还称，整体而言，高才通的效益非常好。但当被问及“高才通”吸引的95%人才来自中国大陆是否显示不够国际化时，他表示，不应仅以国籍来评判，最重要的是具备顶尖知识和国际视野。他补充说，即使大部分来自内地，但许多人是在美国毕业，他们都是国际人才。

现在离韦天行的签证续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他说自己也有开始看一些深圳的机会做退路，可能会偏向外企一些，因为想利用一下自己的英语的优势，但国内对于coding工作竞争激烈，而自己不是应届毕业生，没有优势。他说最近也接到邀请他加入香港保险公司，但他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自己不会选择这条路。

他说，自己很喜欢香港的社会环境，希望以后能留在香港工作、生活，并能在7年后拿到特区护照，方便出国旅行。目前，他也有在网上接一些编程类的兼职，借此提高自己的IT技术，对于未来一年多在香港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他表示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对于未来，没有续签顾虑的谢丛说，她希望能尽可能在香港这个“双语环境”积攒经验。但她坦言，自己隐约地察觉到，十年间，曾经多元、开放的香港已经变了不少。“我刚来读书的时候，去城大报道那天，门口是有一个自由女神像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反而充斥着爱国爱港的元素，” 她回忆到。

“现在你走在商场、路上，会听到很多人讲普通话，这时你就会感受到，哦，原来我还是在中国，只是另一个中国的城市而已”。

谢丛表示自己选择香港，就是因为这里有不一样的社会环境和人口素质，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南下，她担心自己厌倦的中国国企的“山头文化”也会被带来香港。“所以长远来说，如果有国外的生活机会，我肯定会考虑，”她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