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局一份涉及性教育的教材引起巨大关注。

“我想约你去打羽毛球”在香港无意间成为了一种新的“性暗示”，这跟香港教育局一份涉及性教育的支援教材有关，里面提及，若有性冲动的时候可到运动场去打羽毛球。

近日，香港教育局上载了一份中三级的“公民、经济与社会科”支援教材，当中有关“青少年与亲密关系”的部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里面提及有关学生需坚决拒绝婚前性行为、建议学生签订承诺书定下亲密界线等内容都惹来争议。

不少声音质疑教育局的性教育教材里面的价值观过时落后、未能跟上现代社会的发展，遭到教育局发文反驳，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电视节目上回应指教材并非保守，又称需要向初中学生提供传统的价值观，而中华文化社会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有关注人士担心，该份教材会进一步巩固与“性”有关的污名与禁忌、或会增长校园内的欺凌行为，甚至会为性小众学生带来更多困扰。

学校里的性教育

今年22岁的Circle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 看完教育局的教材后，感觉是要把其希望推行的价值观加诸在学生身上，而忽视了其他理解性与性别的角度可能性，她认为这份教材也强化了一些固有、刻板的性别角色定型，“已经假定了男性会有性冲动，但本身女性都可能会有性的欲望或者好奇，这是强化了男生或女生应有的样子”。

承诺书

Circle记得，自己中学时候就读有宗教背景的女校，当学校邀请外面的机构为学生教授性教育的时候，都会偏向寻找意识形态比较保守的机构，除了不支持婚前性行为外，“也会用一种让你感到内疚的角度去教授，例如讲未婚怀孕，就会说如果要堕胎你会非常内疚，不断强化你是在残害一个生命的角度”。

另一方面，她在课堂里面接触到的性教育机会其实并不多，她记得主要是在上生物课的时候，老师会以科学的角度去教授，“会感受到老师教这部分的时候会轻轻带过，例如教授一个性行为是怎样发生的时候，只以简单一句说大家彼此相爱然后就发生，用很科学的语言去讲这一个行为，会感觉到他（老师）的尴尬”。

今年刚满18岁并正在就读国际学校的中学生Callie也有类似的感受。

Callie说，中一至中三的时候，她就读香港本地男女校，到了中四才转到国际学校。在初中的时候，她同样是在生物科的课堂上接触到相关的知识，但她觉得并不足够，“可能只是讲到人体的时候会讲几句，男同学在听到这些的时候又会笑，老师都会尴尬”。她认为这样的气氛很难有一个机会让老师详细地教授到性教育。

香港家计会自1981年起，每五年都会做一次“青少年与性研究”的调查，以了解中学生的性观念及性知识水平。据2022年发布的“2021年青少年与性研究”调查，发现中学生的性知识仍然未如理想，特别是中一及中二学生维持较低分水平；另一方面，中学生透过社交媒体接触色情内容、影像性暴力及裸聊的情况有所增加。当时家计会呼吁学校及家庭应加强推行全面性教育、以及媒体与资讯素养教育，建议应从较低年级开始推行。

家计会一项调查发现，中学生的性知识未如理想。

曾经任教高中公社科、目前已经离职的黄小姐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她自己也有负责在课堂上教授性教育相关的知识，但相关的时数并不多，虽然要配合教材上面的框架及内容，但本身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她会建议学生不需要全盘接收，“我会跟学生说，这只是其中一个角度如何去看待性，但我们仍然有其他更开明及进步的角度去看待性和性别”。但她直言，这种教法并非每个老师都能够做到。

黄小姐认为，过往校园里面的性教育除了是以科学化的形式之外，也会以一种“恐吓式”的方式去向学生传达性观念，“例如会说有机会感染爱滋、怀孕，把后果讲得很严重，听到之后自然就会把性联想成是不好的事情”。

她认为这种教育的观念，也会导致学生在涉及与性有关的困扰或问题的时候，变得难以启齿，无论是向同辈言说，还是向老师倾说，都不敢去谈论。黄小姐说，曾经听过一些任教的学生的说法，让她惊讶学生对于性知识的贫乏，例如误以为保鲜纸可以取代安全套，“又或是不知道安全套要如何使用”。

官方性教育指引的转变

2022年，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发表《本港中学实施全面性教育研究报告》，有八成受访学校表示，由于课程紧凑，没有时间教授性教育；六成学校则指教师缺乏有关培训；有近半学校称，在每个学年中性教育总时数少于五小时。

在香港学校推行性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回1971年教育署向全港所有学校发出备忘录，在标准科目中加入性教育课题。及后于1986年发出《中学性教育指引》，1997年经进一步修订后公布《学校性教育指引》（下称《指引》），此后便一直再无更新指引。

教育局指，1997年版本的《指引》已不再是学校的指导文件，又指在2001年推行课程改革后，性教育应以价值观教育为主轴，透过跨课程的方式进行。多年来，社会上都有团体、立法会议员提倡性教育应独立成科，但未有得到官方确切回应。

Anti 480反性暴力资源中心资深教育主任尹智豪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虽然过往政府曾经推出《指引》，但由于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是实行校本政策，让办学团体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取教学方向，故是否在校园教授性教育、如何教授则取决于学校自身的选择。

尹智豪指出，今次引起争议的内容是属于指定科目里面的内容，并非《指引》式文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称该份教材只是参考及建议，并非教育政策，但尹智豪担心，学校仍有压力需要跟随局方的建议。

外界批评，是次公经社科的教材，比起1997年的《指引》来得更加保守。例如《指引》中有提及“推行性教育时应将性视作构成个性的一部分，是健康美好人生的基础。性并不是罪孽或邪恶的事，而是非常自然的、令人感到满足的生活经验”。而在最新的教材中，则提及“当情侣未能承担婚前性行为的后果例如未婚怀孕、法律后果、情绪困扰等，应坚决拒绝婚前性行为”。

翻看今次引起巨大争议的公经社科支援教材，目标是15岁的中三学生，被关注的部分主要是来自“面对性冲动的方法”里面的情境分析，教材中建议，性冲动可以透过即时避开刺激性欲的环境、透过其他活动消耗体力来缓解性欲来处理。

教育局回覆BBC中文称，该份教材是由教育局委托香港公开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编写，制作团队由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资深社工和教师所组成。教材的发展过程吸纳校长的意见和前线教师试教后的回馈。

在香港，亦有教育界人士支持局方的教材。中学校长会主席连镇邦早前在接受《明报》访问时表示，认为教材并非守旧过时，称“我们是否期望中国人社会，有一日变成个别国家般，在中学派避孕套？”

对于坊间的评论及批评，教育局在其网路平台《政策正面看》发文反驳，指有评论认为香港的性教育未能追上现代社会的发展的看法并不正确。指香港学校课程有关性教育的理念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有整全价值观的人，让学生将来在思想和条件成熟时，对性的课题作知情及负责任的决定。并指鼓吹未有能力承担后果的学生作出所谓知情决定，是不专业及不负责任。

在性教育中遭忽视的性小众

香港中学生性别研究学会早前就教材发表声明，认为该份教材未能引导学生正面接受性知识，有机会导致学生在进行性行为时采用不安全的方法和工具；该而材亦忽略了跨性别青少年社群、并假设所有青少年都是顺性别、异性恋，忽略性倾向的多样性。认为性教育应增加有关安全性行为和月经的资讯、以及关于性小众的内容。

Callie回想起过往学校没有提及到任何跟LGBT+相关的议题，她需透过网络才认知得到，“当时主流文化都是憎恨性小众，也令到我偏向了这一方面，而学校也没有很好的指引去教导学生，我是要上网才知道酷儿都是正常的，社会是可以接受的”。

过往就读女校的Circle，回忆起中一的时候，有老师曾经私下问她身边有没有女同志的朋友，“问完之后，她叫我做回一个正常人，不要去所谓离经叛道”。她说，那是正值建立价值观、塑造性格的青少年阶段，听到老师的说话后，心里面一方面觉得需要听从，另一方面也不免感到困扰，“会思考这件事是否被允许”。

有团体认为教材忽略了LGBT+群体。

根据家计会“2021年青少年与性研究”，显示中学生对多元性别及性倾向的意识及接纳程度提高，整体上亦较2016年显著地增加，延续过去10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当时的调查亦首次加入有关“性别认同”的问题，有关结果显示约14%学生对自己的性别认同表示不肯定。性倾向方面，除了异性恋与同性恋外，亦首次加入了加入了“泛性恋”（被异性、同性、跨性等所有性别吸引）、“无性恋”（不被异性、同性或任何人吸引）等选项。

今年18岁的Amanda认为，香港欠缺多角度的性别教育导致LGBT+群体容易遭到污名化，“例如人们现在仍然会以Gay来作为眨义词形容其他人，缺乏真正的理解”，性倾向为无性恋者的她，也曾在与别人聊天的时候感受过不被理解的时刻，“有时候也不想解释”。 Callie说，以往在本地学校就读的时候，有时候听到男同学谈论性方面的事宜，都让她感到不太舒适，“比如谈论异性恋的时候，就会贬低同性恋的人，在那个环境会比较难受”。

黄小姐认为，学生之间利用性取向及性别认同作为取笑的话题时，亦是在巩固性及LGBT+作为禁忌的文化。过去她曾经在学校遇到过有性小众学生被欺凌的情况发生，有学生因为接受不到自己的性别身份而受到困扰，“需要亲自去跟他们去聊天，但学校是不会给予到支援”。

Anti 480反性暴力资源中心资深教育主任尹智豪

尹智豪说，这只会导致性小众学生更加不愿意去和别人谈论自身遇到的问题与困扰，“一定不会去找学校的长辈讲，朋辈间又可能营造了一个歧视的状况，亦会担心能不能够让朋友知道”。他提及过往也有一些报导提及性小众学生轻生的新闻，“过往其实都有怀疑是性小众学童得不到相应支援而自杀的新闻，但看不到大家有讨论”。

强化“指责受害人”的迷思

公经社科的教材里面，建议女生要避免性感衣着以刺激男生有性冲动。

公经社科教材

尹智豪担心，以上的例子除了有明显的性别取向及性别定型之外，对于他们正在进行有关预防性暴力的工作也有反作用效果，“好像当有一些性暴力事件，或者没有consent的亲密接触，就是因为女性穿衣服少而引起”。他说，不少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都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批评，“会让她们觉得很自责、很羞愧”，导致受害者更难以去寻求协助。

他担忧这些例子及价值会进一步巩固目前社会已弥漫“指责受害人”的声音，以及鼓励别人进行“荡妇羞辱”，而且在校园里面亦容易孕育出欺凌的环境，“因为在道德上分了性的好坏，维持贞洁就是好，就是一种守贞教育，如果有其他类型的人，会否就出现校园欺凌、集体去进行荡妇羞辱？遇到性暴力的人会否又被人视为是不检点？”

尹智豪担忧这些例子及价值会进一步巩固目前社会已弥漫”指责受害人”的声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8年发表《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 (修订版)》，里面提及省略关键主题会使全面性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对月经问题的回避可能会使社会对月经持续抱有负面态度；其他例子亦包括性行为、避孕方法、 基于性倾向或社会性别认同的歧视等，《纲要》提及，对于这些话题保持沉默或刻意回避或会加深学习者对于这些内容的污名、羞耻感和无知，导致弱势及边缘化群体面临更多的风险，同时增加他们求助时遇到的困难。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数据指出，亚太地区只有不到35%的年轻人曾在学校里面接受过性教育。在亚洲地区，台湾的性教育并没有专科，而是分到不同的领域科目中，当中“健康与体育领域”占大部分，教育部于2018年更新课程，细分从小学到高中的性教育学习内容和进度，规画好一周需有四小时的教学时数。日本的性教育被视为落后于国际标准，以“纯洁教育”、科学手法阐明性行为的方式去进行性教育。中国则于2020年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提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对于香港性教育有关的教材被传播到国际层面，Callie虽然觉得能够引起关注是好事，但她希望这次的事件不要只停留在取笑的阶段就结束，“而是大家去思考教材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