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规培生之死，背后是百万“免费牛马”
相信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像我一样震惊：他们只有二十多岁，有几位还是高校医学生，为什么放着大好前程选择了轻生？
但隔着手机，我那位朋友的语气毫不震惊，“这样的事发生，我不意外”。我之后又视频问询了几位医学生，对这件事，我在她们的脸上也看不到震惊。
当我继续向那位朋友追问“什么是规培医生”时，他尴尬地回了我一句，“我现在就是规培医生（苦笑），新闻里有几位都是专硕生”。
我事后才弄明白这些专有名词的含义，所谓“规培”，全称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可以将这项培训粗浅地理解为“实习”，由于医学领域极为依赖临床经验，这项“实习”从2014年全国施行以来，便是从国家层面强制执行的。到了2020年，按照规定，所有想要当临床医生的都必须参加规培，规培的时间是三年。
国内的规培生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面向社会招收的规培生（“社会人规培”），第二类是原医院单位委派到其他规培基地的规培生（“单位人规培”）。由于规培基地大多是当地的三甲医院，不是所有医院都可以成为规培基地，所以第二类规培生结束规培后，需要回到原单位工作。第三类就是研究生，通常是医学专硕生，他们前5年在大学里学习，后3年就在规培基地培训。
而新闻中的年轻人，大多数属于第三类。我试图通过大量的对话，拼凑出他们的生活，找到问题的症结。
48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
我第一次拨通规培生多特的电话，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她反复跟我道歉，说自己比约定时间晚了半小时，手机刚刚充上电。能感受到，她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她本以为自己这次会连续上36个小时的班，即从前一天上午8点一直到当天上午8点，又接着上到当晚8点。万幸，她当天下午4点左右就回到家了。
值完24小时的夜班，不能直接休息，而要接着把当天的班上完，这是多特所在医院的规定。目前，多特一个月要值一次这样的夜班，“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变成一周一次呢？”，她的语气很俏皮。
丁香园2020年调查了3000多位规培医生，统计发现55.2%的人表示每周要上1次夜班。只不过，值完夜班需不需要接着上班，就因每家医院而异了。
我从没上过夜班，对此很诧异，询问多特中途是否有较长段的休息时间。她在的是医院住院部，值班当晚，理论上是可以睡的。但由于她是所在的层楼唯一一位一线值班医生，那个楼层住了将近100个病人，有什么情况都会第一时间联络她。遇到处理不了的情况，她才会联系二线值班医生。
因此，实际值夜班时，多特根本不可能睡整觉，顶多就是抓紧眯一两个小时。第二天的午休也是，理论上有两个小时，但实际也经常被排满了手术，或者要安排新的病人入住等，不太可能睡得了。
多特还有一次上了48个小时的班，她回忆，早上7点左右，她在见不到太阳时去的医院，又在没有太阳的凌晨回到家。当我，躺在床上，一想到自己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去医院上班了，她就又睡不着了。
为什么规培生会忙到没有休息时间呢？这是因为，在一些没有规培生的医院，住院医师是整个医院最基层、最累的医生，往上分别是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通常，住院医是科室人数也是最多的，维持着医院的正常运转。
但在一些有规培生的医院，住院医师的工作通常被规培生大大分摊了。甚至，丁香园之前流传过“一个科室十个医生，八个均为副主任医师与主任医师，一个住院医师，其余十几个都是规培生”的讨论。
丁香园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28.3%的规培生认为自己比住院医师的工作强度大、时间长，55.6%的人认为跟住院医师差不多。同时，55.8%的规培生表示工作时长在8～10个小时。多特在工作中，也能感到自己“来得比其他医生早，走得比他们晚”。
通话中途，我一想到多特快36个小时没睡觉了，就很心疼她。但她当时毫无困意，她被一种进退两难的情绪拉扯着——一方面是，她不想再回到医院，回归48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另一方面，她不清楚能否承担“退培”（即中断规培）的代价。
她说，“退培”的代价，“重则终身不能参加规培（即终身无法当临床医生），轻则两到五年不能再参加规培”。有的医院，还会要求“退培”之后，补贴规培期间的全部工资与补贴。
“我要放弃985的硕士吗？我要放弃学了这么多年的医吗？”，多特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而且，留给她思考的时间也不多了，她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几年前，多特通过高考从一个偏远的省份考入一所医学一流大学。一年前，她又成功考进如今985大学的研究生，她回忆当时，“觉得自己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一定能改变医疗的现状”。
“就像记者会憧憬站在镜头前说话的那一刻，我们也会憧憬踏入医院，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任何‘更像一名真正的医生的时刻’，都是充满光环的”，她说，她当时对规培生活充满了期待。
“三年之后，自己肯定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她这样想。但规培了快一年后，她现在只希望下班的时候能离开医院，透透气。
为了在下班时间不待在医院，多特没有住在学校提供的免费宿舍，而是在医院周边租了一个房。即便每月的房租费远远超她领到的生活补贴——每月800块，而她也到了不好意思问父母要钱的年纪。她今年二十多了，身边其他专业的同学都慢慢开始经济独立了。
当我问多特800块钱够不够日常花费时，她忍不住笑了出来，她说，“我在医院每顿饭要花20块钱，光吃饭都只能吃20天，连包洗衣液都买不起……”。
像多特这样的专硕规培生，属于三类规培生中工资最少的。丁香医生2020年的调查显示，“社会人”的规培收入最高，每月平均收入补助3000元以上，“单位人规培”其次。专硕规培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足1000元，其中包括20%的人没有收入。
但考虑到“社会人规培”与“单位人规培”，很多都是医学博士或研究生，都步入了要养家的人生阶段。即便3000元以上的收入，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少的。
工作压力最大的那阵子，多特已经能感受到身体的一些病理反应，比如她会无缘无故地生病，病了又很难彻底好起来。
有一次，多特结束了一天工作回家，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不假思索地去开了门，结果发现门口没人。她愣了一会儿，才把门关上。
偶尔，她也会突然听到手机铃声响，她害怕是医院打来的电话，急着去接，可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都没发现有任何通话显示。
她事后才知道，自己是出现了“幻听”。
不能说不的绝对权威
对医生这样的特殊职业来说，过劳工作几乎是不可以拒绝的。我联系的好几位医生，每次在微信给他们留言，大概率都要好几天，甚至一周后才能收到回复。
我问过一个北京的规培医生会不会抱怨规培制度时，他回答我说，“全员都很累，与是不是规培生已经无关了”。虽然加班多，但他对规培制度没什么抱怨。我从他的回答中，能听出某种“平等精神”。
但多特所面对的状况，并不是这样的。每次回到医院，多特都需要戴上那块白色的牌子，上面写明了她的姓名、研究生身份与所在的院校。从表面上看，这块牌跟其他正职医院的没什么区别，但只有多特才知道不同职位牌之间的天差地别。
比如，医院大食堂的三楼是不对戴“研究生牌”的她们开放的。多特说，食堂的一二楼吃一顿，一般要花20块。但听说在食堂三楼，正式职工吃饭几乎是不花什么钱的。正职员工可以去一二楼，但她们想偷溜也上不去。
还有，每次想去值班房休息时，多特会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医院的值班房是按医生与护士分的，如果多特去医生值班房呢，一旦床位告急，就会有男医生呵斥她，“你不是本院的医生”。可要去护士值班房呢，护士也会以“你不是本院护士”赶她出去。她现在学聪明了，一声不吭溜进护士值班房，只要不说话就发现不了。
由于自己与正职员工的身份差异，一旦多特在工作中需要向他们汇报，她就会陷入极度内耗的状态。每次值夜班时，当她遇到一个自己处理不了的状况，她必须要跟上级沟通时，她都要斟酌5-15分钟再打这通电话。
她需要再三确认这个病人的情况是否真的紧急，有关这个病人的情况她是否全部了解清楚，她还要考虑说每句话的语气、语调。通常情况是，她说，“看这个病人实在情况紧急，然后我再小心翼翼地拿起电话来”。
但不管多么谨慎，她仍然需要承担风险，即会不会碰到一个有“起床气”的上级医生。如果碰到了，多特说，对方就会劈头盖脸地骂过来。丁香医生在2022年对规培医生的调查中，只有2.6%的规培医生，觉得自己在医院感受到被尊重。
我之前试图以自己在媒体做实习生的经历，来理解多特所遭遇的一切。实习阶段的我，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工作个体。多特也没有独立的工号与正职身份，所有行为的落款人与负责人均是带教老师。由于规培生需要跳去不同的科室之间工作，即轮科，所以她的带教老师可能是她的研究生导师，也可能不是。
每个工作日，多特都会在医院那台老旧、笨重的电脑上敲病历。多的话，有十五六本、少则五六本，这几乎要花去她一整个下午的时间。但她没有权利在任何一本病历上署名，可只有署了名，你才能在医院的系统里查出这是你的工作量。
多特跟我调侃说，她们做的都是“无用的幽灵工作”。
我是后来才发现，多特与实习阶段的我，所面临的困境是无法等同的。研究生导师在多特能否顺利完成毕业论文、能否顺利毕业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我有选择去或留的权利，但多特是没有选择权的。
甚至哪怕只是想请假，业内医生罗志华在新京报发表的一篇名为《假都不敢请，医院规培生为啥这么难》的评论文章中说，“规培生假都不敢请、请假也不会批、批了也没有用。即便请假获批，但病历不能落下，查房不能省，请假获批也就等于没批”。多特所在的医院，一旦请一周以上的长假，通常就意味着“延毕”。
研究生导师与规培生，与其说是师生关系，不如说更像是师徒关系。多特在跟我交流中，也会脱口而出“师姐”、“大师兄”这样的词语。相比其他行业，医学中有太多需要用经验把握的东西。在医院内部，“医生越老会越吃香”是个共识。通常来说，一个医生的经验越丰富，就能在医院的体系里爬到越高。
在医学行，多特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如此有天赋，完全不靠前人的经验。由于面对的是人命，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后果会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导师与规培生的关系就变得更微妙了。一方面，规培生需要讨好导师，以期换取更多的经验，导师也有培养徒弟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导师需要随时警惕翅膀变硬的徒弟，会不会有天爬到自己的头上。多特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几乎是所有老医生不得不警惕的一点。
对同科室的规培生来说，他们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而导师是经验与资源的提供者，这样一来，他对规培生的控制也就得到了加强。
多特回忆，跟导师一起聚餐的氛围很微妙，聚餐前，所有人恐怕都会在心里斟酌导师应该坐哪个位置，自己应该坐哪儿——如果坐得太远，导师会不会觉得自己与他疏远？坐得太近，会不会又有点抢风头呢？
聚餐时，哪怕再饿，如果导师没动筷，其他人是不能吃的。吃饭途中，一旦导师想到什么要说两句，其他人必须立刻停下筷子，所有人重新把目光聚在他身上。
不想饿肚子的多特，现在学会了一招，那就是抓住导师动筷子到他下次说话的这段时间，抓紧把饭吃完。“要不然，等他一开口说话，饭又吃不着了”，她委屈地说。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多特说起一桩发生在她学姐身上的事——学姐的导师要求她们科室的人，只能周一、周三洗头，还规定她们染发的颜色，以及指甲的长度等。
我问多特，这些规定是工作需求吗？
多特回答我，跟工作无关，只是导师的个人喜好罢了。
格格不入的女性气质
由于多特的女性身份，她感受到的医院的管控又多了一层。我眼前的她，一头长发、声音脆甜，笑起来有些羞涩。跟她聊天，能感受到她是自然的、热情的、不遮掩的。
但没想到，她身上的这些女性气质，却经常成为科室调侃的对象。比如， 她那一口脆甜的声音，会被调侃成“这个女学生怎么这么爱撒娇”。还有，每当需要搬重物时，她也会被以“你太瘦了”为由，被迫站到一旁。
在一次值完24小时班后，她感到身体很强的不适感。她想了很久，鼓足勇气跑去跟导师请假。但得到的回复却是一句略带玩笑的话，“你身体是不是太弱了”？被拒绝之余，矛盾被成功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本质上，她进一步说，他们对医生有一种默认的期待，“他们期待一种更像男性的声音与体型等”。这种性别期待也充斥在整个医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多特说，医院的值班房是按医生、护士来划分的，而非按性别，这是默认医生是男的、护士是女的。那么女医生该睡哪儿呢？
多特也能感受到导师在对待她与其他男规培生的微妙区别，她平时虽然很少被骂，但她说，“导师对我的宽容，就像是爸爸对女儿的宽容一样，他压根就没想过女儿会是儿子的竞争对手。最后，他只会把所有遗产都留给儿子”。
多特所在的胸外科，只有一位正职的女医生。这位女医生曾对多特寄以厚望，希望她能留下来，这样科室里就有两位女医生了。
这位女医生在科室的生存之道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女汉子”，从发型、说话到工作方式等。多特也想过变得更“女汉子”一点，但她做不到。做不到是因为，她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拒绝否定身上的女性特质。
她经常能听到一些对男医生的夸赞，包括“男性在应付紧急情况下，比女性更冷静。比如在手术时，病人已经被麻醉了，但突然大出血，这时候男医生就会更冷静”。这一句话也通常被用在描述男女的差异上，即男性是更冷静的，女性是更情绪化的。
但多特觉得这种说法是没道理的，“面对突发情况时更冷静，并不是因为他是男医生，而是因为他经验更丰富。仅此而已，跟性别无关”。面对“女性的力量没有男性强”的调侃，她承认，自己的力量确实没有一些男性强，但不代表女性就比男性的力量差。她说，“这世界存在力量比男性强的女性，也存在力量不如女性的男性”。
但从结果上来看，女医生受歧视的现象发生在日本，也包括美国等。虽说在国内我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但多特的观察是，男医生在求职上比女医生更吃香。她说，甚至在一些看起来不需要男医生的科室，比如妇产科，她们也会希望招一些男医生。
多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公感，她觉得女医生有太多无法被男医生取代的优势。“你能想象当你张开双腿时，对面站着一个男医生吗？”，多特说完，我们尴尬一笑。我确实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立刻就能回忆出当时尴尬的感觉。
事实上，即便在一些看起来男医生更擅长的领域，比如做手术，女医生也可以做得更好。2021年，两位加拿大医学博士沃利斯（即Christopher J. D. Wallis）与杰拉斯（Angela Jerath），他们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追踪了超过130例患者，并将患者分成四类——男外科医生与男性患者，男外科医生与女性患者，女外科医生与男性患者，女外科医生与女性患者。
结果发现，当外科医生与患者的性别不一致时，术后不良结果的发生率会增加。其中，相比于女外科医生治疗男性患者，男外科医生治疗女性患者的术后不良结果要更多。
多特觉得，与各个科室争抢男医生的现状相反，她觉得任何一个科室不能没有女医生。“我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女医生的科室，你知道吗？”她说。我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女医生”的瞬间，顿时眼泛泪光。
本不该被牺牲的那部分
稿件发出前，我最后一次联系多特，她终于决定要迈出第一步，试试跟学校申请暂停规培。她想给自己一年试试转行，既然对未来不确定，那就停下来试试看。
当我问多特讲述在医院的遭遇，会不会有些残忍时，她做了一个哭哭的表情，她说，那是因为她已经决定转行了，她是半只脚踏出医院的人了。
也因此，多特在讲述中会有一种“将自己抽离出来看全貌”的感觉。对于她们遇到的困境，她冷静地告诉我，不该怪到任何个人或任一方头上。“哪怕在某个瞬间，你很想把气撒到谁的身上，但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她说。
多特想，能怪哪一个医生吗？进入医院后，她放下了之前对医生的光环，“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而已”，她说。入行前，她期盼自己成为一个好医生，一个耐心对待所有病人与学生的好医生。但她现在越来越怀疑，爬到那个位置的她，是否会变成一个当年自己讨厌的医生？
医疗行业常提到的一个口号是“医教研”，即临床医疗排第一，教学工作排第二，最后才是搞科研。但据一些业内医生透露，实际上，科研是排第一，医学排第二，最后才是教学。原因很简单，前两者与医生的升职加薪直接相关，而搞教学没法获得这些。
同时，由于规培生是附属于带教老师的，一旦规培生在平时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带教老师也要为此负责。久而久之，带教老师宁可丢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给规培生。
多特也想过，能怪哪一家医院把她们当劳动力用吗？她理解医院作为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必须依赖像她们这样没什么经验的“劳动力”去完成一些工作。
至于待遇问题，公立医院的资产负债是个不争的事实，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梳理历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自2009年至今，公立医院负债总额不断增长。2009年我国政府办医院负债总额3687.28亿元，2021年政府办医院负债总额增至19150.69亿元。
多特回忆，自己到医院规培的近一年时间内，她每月的800块生活补助就曾停发过大半年。
“难道要去质疑病人想花更少的钱看病嘛？”，多特更觉得他们没有错。她说，“看起来所有人都没错，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些东西，而我们只是被牺牲的那部分而已”。
但在国内，并非没有地方践行良好的规培制度。三联在采访一名南部省会知名三甲医院参与规培生教学的医生时，对方介绍了他们的规培制度。
我从中归纳了几大要点，一是规培基地的管理者对教学的重视，比如医生从事教学工作的收入，等同于相同时长临床工作的三倍；二是为了提高规培生待遇，医院有额外补助，算下来，研究生一年级的规培生每月至少有5千元。年级越往上，收入还会增长，以及保证他们一周有一天的休息等。
2022年8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宣布全面实施临床学生或学员（包括规培生）的基本奖和绩效奖同岗同酬制度。换句话说，是把规培生当自己人。
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据多特说，之后北京与上海的多家医院也都开始了这项“同岗同酬”制度。我事后找到了一些规培医生求证，他们拿到的工资跟其他正职医生是差不多的，且身边人都觉得这是个好政策。
写到最后，我不断地想到多特说的那句“我们只是被牺牲的那部分”。但她们本不该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没有人理应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