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他辞职回农村老家种地唱歌,如今唱哭全网！
9月22日，在《乐队的夏天3》的舞台上，瓦依那乐队和演员任素汐合作了一首长达七分钟的《大梦》。这是一首极其朴实无华的歌，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漫长又恍惚的一生，一个六岁的小孩走在田野里，不小心扑倒在水里，哭泣，此后他慢慢长大，经历青春，走过中年，来到暮年，每个阶段都遭遇那些人之为人的、近乎无解的困境。八十八岁时他重回田野，他看见了那个哭泣的小孩，“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
《大梦》
这首歌播出之后收获了巨大的共鸣，在微博的转发达到了64.5万，成了本季《乐队的夏天》第一首出圈的歌曲。《大梦》叩问生命的无意义，一位观众在某音乐App下留言：“听这首歌会让人想起王小波的一段话，这些事看起来就像一个人中了邪躺在水底，眼看潺潺流水、粼粼波光、落叶浮木，空玻璃瓶，一样一样从身上流过去。”
这种叩问来自于三个在广西农村种地的人。过去十年间，主唱岜農一直生活在河池农村老家，他在村子里修了间房子，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和农场，平日里，他种地插秧，养鸡养鸭，用随手摘下的树叶吹出旋律，弹奏自己做的葫芦琴。吉他手十八（也是《大梦》的词作者）和鼓手路民也来自广西农村，十八会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父母一起种地，农闲的时候他就在桂林的街头唱歌，路民白天在工地做泥瓦工，晚上偶尔在桂林的街边卖唱。
今年夏天，种完水稻，恰逢农闲，岜農带着瓦依那乐队出来演出，录制《乐夏3》。在舞台上，岜農吹树叶，路民敲锄头，“很多打击的声音都打不出土地的感觉，只有敲锄头的金属声，才能表达出那种情感。”岜農说。
路民在舞台上敲锄头
人们惊叹瓦依那音乐当种那股来自土地和大自然的力量，也有人觉得，他们的音乐技巧不够，而在岜農看来，瓦依那追求的，正是这种去技巧化的本真的表达，《大梦》的编曲本来也可以做得更复杂，加入更多的乐器，但他最后保留了最简单的声音，“我在民间，我看到农民，随手摘下一个树叶，吹出的那个旋律，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锻炼这个技巧，但是他们用最简单的音符就表达了无限的生命力，这个就会让我的心为之震撼。我心里边真正的摇滚，它就是一个内心的震撼。”
拉家渡是瓦依那的经纪人，在和瓦依那签约之前，他去过一次岜農的家，感受他的生活，“劳动之余，酒坛，谷斗，树叶，铁锄，瓦刀都是瓦依那随手玩起来的乐器，他们的传奇性就在于日常性。”
瓦依那乐队
在回老家种地之前，岜農在广州生活了十年，做平面设计，业余写歌，2006年的时候，当时有个电台节目，想帮岜農做专场演出，他临时找了两个老乡，组建起了自己的乐队，取名“瓦依那”，意为“稻花飘香的田野”，乐队成员，“聚时为歌，散时为农”，演出结束，乐队就散了，演出没什么收入，平时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
过去的十年，岜農大都是自己在田间地头唱歌，跟村里的留守儿童，组了一个“土人合唱团”，唱当地民谣。他在家乡整理制作完成了自己过去十年间的音乐作品“那歌三部曲”，于2015年发行。他给自己取名“岜农”，意为“石头山下的农民”，后来改为繁体的“農”，上面有个“曲”字，更符合他的生活状态。
岜農设计的“那歌三部曲”专辑封面
相比起词作者十八，岜農也许是那个更为积极的人。在十八原版的《大梦》里，岜農最后加了几句歌词，“我看到花儿在绽放，我听到鸟儿在歌唱，我看到人们匆匆忙忙。我看到云朵在天上，我听到小河在流淌，我看到人们漫步在路上。”某种程度上，这是他在经历了人生的诸种虚无之后找到的答案。“反思现实，就是为了跳出执着与恐惧。”他说。
《大梦》火了之后，高中同学群里有人感叹，“家园终于熬出头了。”岜農原名叫韦家园，他听后觉得好奇怪，笑着说，“我一直不是在熬，我一直在享受生活而已。”如同那首《大梦》，“瓦依那不只是土地，我们表达的是，人，事物，当代，还有当下，我们跟时代的感受是同步的。”
以下是岜農的讲述。
我回家，不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我是一点一点建构了一种新的生活
我小时候就在农村生活，我家是在河池市南丹县小场村，父母都是农民。2012年春天，我还在广州上班，做设计，农忙的时候回家帮父母插秧，秋天回来收割水稻。
我们隔壁村，比我们更偏，还没有通高速公路，那里正好有一个废弃的老房子，很安静，后山上有泉水，屋前有土地。2012年我开始在这个地方修房子，作为农场和工作室，15年的时候，房子修好，我就辞掉了广州的工作回来了。过去这十年，我在农村种地，唱歌，做一些自然乐器，过一种半农半歌的生活。
岜農在田间观察水稻
当时回来的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城市已经给不了我什么养分了，该看的都看完了，自己实践也实践完了，如果再留下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35岁了，如果留下来，可能就要考虑生小孩，我一想，没有房，你得购房，小孩以后上幼儿园也很贵，他长大后，你还得给他买套房。可能到60岁之前都得安稳上班，你下班回来都已经很累了，你还能做啥？你还能做乐器吗？你还能唱歌吗？我父母也不喜欢去城里住，我也不能经常在自己父母身边，就觉得根本没什么意义，就放弃了那里的生活。
我回家，不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我是一点一点建构了一种新的生活。很多人说我们只是在浮夸地赞扬田园，的确，真实的田园、农村的现状可能没有这么值得赞扬，年轻人在村里找不到工作，孤单的老人留在村里。它的确没有那么浪漫，但我赞扬只是我自己建造而来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我们付出很多东西建造出来的。
比如我修房子，一开始，我有两个月都在捡垃圾，原来的住户把垃圾扔在他的房子周围，他可能住了10年，后来我就挖到泥巴下面都有垃圾。我得先清除掉很多垃圾，再慢慢种上花草，修水渠，做生态厕所，亲手慢慢去打造以后，才有了很舒服的环境。人际关系上你也得重新打造，我很多朋友爱喝酒，我都跟他们说，你可以来我这里，但你只能喝茶，你可以跟我聊天，聊音乐，但是那些家乡的陋习，扛着一堆酒来，喝醉了就大喊大叫，我都是拒绝的，就是你必须形成自己的一个风俗习惯。我们插秧的时候会喝红酒，那个红酒都是我们自己酿的，用当地的山上的野葡萄酿的。
我的房子一楼是一个有火塘的厨房，还有我做音乐的工作区，门口有一个大草坪，白天我在那里喝茶，晚上可以坐在那里，看月亮，看星星。我找了两个帮手，不到半年时间，房子就修好了，基本没花什么钱。窗户是一个小学拆掉的旧窗子，花了50块钱。我们村子有一些拆掉的老房子，那些瓦片都没人要，我就一点点去捡，拿来用。
我做了生态厕所，是一间茅草亭，茅草做草甸，芦苇做篱笆，干湿分离，黑水净化后才能排出去。我洗碗用米糠，前两天我去田里，发现甘蔗的根系堵住了下水口，很细很密的根系，我就拿它当我的洗碗布，我洗澡用手工皂，我的水都是要流到田里的，我要保证它不能伤害植物和小动物。
其实12年在广州的时候，我就开始这样的实践了，当时在阳台楼顶上种了很多菜，尝试很多堆肥和酵素这种健康的种植方式。我洗衣服也不用洗衣液，是自己用无患子做了酵素来洗，洗完衣服的水我又接到一个桶，那个水可以用来浇花浇菜，如果你用洗衣粉洗，你就不能这么用了。
我回家后发现我们村都没人种老品种水稻了，老品种产量低，我就到处去收老品种，然后自己种，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实践自然农耕。现在刚秋收完，整个冬季到明年春天，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如果有时间，我会去给我的果树割草，没时间的话，就让它留在那里。冬天主要就让土地休耕。
我们在《乐夏3》唱的第一首《田歌》，那是我08年的时候，从广州回家，我去田里，帮父母拔菜，他们在田里种了很多菜，第二天中午，我再去田里看的时候，发现菜都没了，拖拉机来已经把地犁过了，父母已经在那里种上了新的小菜苗。我小的时候，土地是可以休息一个冬天的，人也能休息，我们小孩就去放牛，大人就打牌，现在休耕的时候，菜价更贵，因为反季嘛，所以大家都舍不得休耕。我就写了“哎呦我的土地，是我连累你也没得休息”。
《田歌》
在农村生活，我也有得有失，我一直信仰老子《道德经》里讲的，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的。比如我在乡下的话，可能我半年都没见过一个年轻的姑娘。但是对我来说，都不是太在意，如果我在意的话，我就去了大理的酒吧了。我更喜欢的是，一个人去见人，一个人看月亮，我就不觉得那个失去（见异性的机会）是可惜的。
当然也会觉得孤独。22年底，第一次阳了的时候，因为我不想吃药，就熬了几天，就有点动不了，身体太弱了，能量很低。我平时坐在农场，我一个人我都喜欢关着灯，看着月亮，或者点一个小小的灯，在那里看月亮喝茶，但是那次生病的时候，就感觉有寒气逼着你，孤独感在逼着你，你就撑不起那个黑夜了。
还有就是在乡下生活，虽然吃的什么东西都很好，住的也可以，但有时候可能半年都没有什么收入，但是我也不太焦虑，因为日子也过得挺热闹，做乐器，唱歌，我觉得安静又快乐。我可以跟花花草草、月亮、风、田地在一起，我和它们都是有感情的，我不是为了获得一袋粮食，当工作一样，去劳动。每次我看到我的田里多了一种植物，多了一种动物，我都很开心，生物多样性越多越好。
我回家后，陆续花了三年时间，制作完成了“那歌三部曲”，也代表了我人生不同阶段的状态。《飘云天空》是去看大山之外的世界。《西部老爸》是看过城市生活之后，重新回来看家乡。《阿妹想做城里人》是思考，是选择。出了专辑之后，偶尔也出去演出，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过自己的生活。
我和十八、路民三个人聚在一起，也是巧合。19年的时候，我出了一本书，叫《低头种地，抬头唱歌》，在桂林一家书店做分享会，十八听了，他很感兴趣，后来我去桂林，做自然教育，他也会来看，我们就认识了。
岜農和十八在家里排练
十八这些年一直在桂林滨江路唱歌，2020年疫情期间，滨江路上没什么人，迫于生计，他去了一家游戏公司上班。就是那个时候，他写了《大梦》，发给我听，我很喜欢，在朋友圈转发，帮他推一下。十八他原本有自己的乐队，去年他们有个演出，其他几个成员来不了，他就拉我去唱，还请了路民。路民一直在桂林打工，偶尔也在街边卖唱，自己也写歌。
我觉得他们都很可惜，写的歌都很好，但是没什么演出机会，桂林那边的场地也不给他们演，怕没人来，怕赔钱。去年九月份，杭州有个演出邀请我去，我就叫上了他们俩，十八弹吉他，路民打鼓，感觉在一起玩得还挺默契。
大家看到我们在一起像多年老友一样，其实就是大家有共同的东西：都出身农民，都在山野间长大，也都有表达欲，享受去表达土地的力量，所以才有了后来大家看到的现在的瓦依那。
我心里边真正的摇滚，它就是一个内心的震撼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一二年级我就会画立体感东西了，后来经常在课本的空白处画一些电视上看到的人物。高考的时候，面临专业的选择，我就立志要当画家。
后来去读了大专，大专本来要读三年，我报名了一个学期，但其实那半年我都不怎么去上课。我学的是油画，老师都在教我们怎么去临摹一个商品画，然后卖出去赚些钱，但是我想画有精神内核的东西，不想画那种只是做为一个商品的画，我想当画家。我那时候还选修了音乐课，但也只上了几节课，之后就自己写歌。不过那个时候没想过要做音乐，就觉得画画的时候，有一个吉他来陪伴自己而已。
岜農在家里排练
一学期结束，我就退学了，开始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考美院。考了四年，每次都卡在英语上，后来就放弃了。
其实到后来我思想上已经发生叛变了，在那四年的过程中，我把国内名家的画，还有国外好多大学的美术教材都自学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开始对主流的教育，有点反抗了，比如说到了这个领域最高的学院，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他们那个素描课画个石膏像要画四年，画得很逼真很写实，但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它的技巧让我震撼，但是对我的心里没有什么震撼。
那个阶段，我开始被民间艺术吸引，看到农民的剪纸，还有小孩的画，包括我们广西绣在衣服和鞋子上的画，还有画在糯米粑上的很多东西，都是无名的农民作品，很朴实很美，也有抽象意味，这些东西反倒很震撼我。
对于我此前追求的那种技术性的艺术，我开始不信任它了，我就是更喜欢那种没有目的性的、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去表达的艺术。
这种转变也影响了我的音乐风格。2006年我在广州组建瓦依那乐队，一直没有找很专业的乐手来做乐队，后来很多人说瓦依那的技术不够。其实我也可以找那种很高技巧的人来做乐队，但是我就觉得，一个震撼心灵的东西不应该只靠技术，当然技术也有它的美，但那不是我想追求的，比如说，你让我去现场听一个爵士乐技巧很高的演出，我可能很惊叹于它的技术，但是它不一定震撼我的心灵，但是我在民间，我看到农民，随手摘下一个树叶吹出一个旋律，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锻炼这个技巧，但是他们用最简单的音符就表达了无限的生命力，这个就会让我的心为之震撼。我心里边真正的摇滚，它就是一个内心的震撼。
排练之余，三个人自娱自乐
其实《大梦》这首歌，我们编曲的时候，我其实也可以找很多大提琴，小提琴或者合成器，但是我们会觉得，所有东西加进来，都会掩盖掉它本身的叙事性，所以我们尽量的不去破坏它。很多真诚的东西，它是不需要技巧的。
其实在农村长大，我小时候就听山歌，但那个时候看不到它的价值。人真的需要自己去经历一个叛变的过程，比如说读书的时候，学校老师一直给我灌输的是另外一种思想，他会告诉你，你要努力读书，以后不要当农民，你要去城市，你要有车有房，这样你才有出息。他会无形中让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你来自的地方，都是土的，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很多人他即使在外面混得不好，他都不敢回家，因为他已经被灌输了，你回家就是失败。
我其实出去尝试了他所说的那种生活，都看了，体验了，也找了所谓的体面的工作，我也观察身边的人，成功的，没那么成功的，最终我发现，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
在广州，我在一家杂志社做平面设计，就是美编，一个杂志社它本来的设计风格其实已经定型了，你就跟着走就对了。最后发现其实就是修图啊，修标点符号啊，而已。它不至于枯燥，但是创造性有时候也没那么容易。我还给一家寺庙做过设计，我的冲动就是想在那里设计一些古典文明的这种东西，但是领导或者方丈，他们可能又喜欢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那种金碧辉煌的东西。我也做过插画之类的工作，那几年，我经常换工作，后来就发现，都差不多。
后来我对于设计也有了新的认识。像我在舞台上背的尿素袋改造的背包，很多人觉得我背它上节目很刻意，当然从某种角度讲，我的确也是刻意的，这个不是我的特例，在农村，很多人都用尿素袋来改造背包，很方便，它也是一个环保可持续的一个行为。
我背着它，其实是跟当代农民的一种同步。大家会质疑，恰恰说明我们的东西的确冲击了一些人的思想，其实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之前在城里做设计，做所谓的符合大众审美的设计，为了设计而设计，后来我发现，在民间有这种反设计的东西，它不被任何理念约束，自由而发，最朴实，其实是最大胆的。在大家都追求名牌包的时候，我可以背个塑料袋，人家看了还觉得很时尚，很多人还要我们出周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定要追求个什么，才有成就感，但其实，可以有一种相反的选择。
所以说到最后，就是你要大胆，大胆地去感受你的感受，大胆地去认可自己的感受。
我们跟时代的感受是同步的
我们乐队三个人虽然都在广西，但我们住的都很远，相隔两三百公里，平时演出和排练在一起，结束后就各自生活了，我们也不喜欢总呆在一块，大家都需要去感受自己的生活，自己独立去创作，我们的交流也主要是音乐领域的，这个是我们能玩到一起的部分。
十八他是比较敏感的，他是对生命这块思考的比较深度一些，他的忧虑比较重。我觉得他写《大梦》，他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从本能出发，去写他的感受。虽然他是一个经常去西藏去寻找生命答案的人，但其实他还是对所有事物都带着一种，是对生命无常的恐惧感，他对很多东西都很敏感，你说让他给出一个答案，我觉得他本身也是在路上（寻找）的。但是他至少是把我们真实的困惑给说了出来，不再逃避，所以每个人才会觉得在《大梦》里面找到了自己。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去梳理和表达，去接受这么一个事实，至少它是一种释放，你说最后能想通什么，也不一定（笑）。就像路民写的《阿妈归来》，他不一定实际上去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他敢面对他心里的阴影。幼年时留下的那个阴影了，很多人都说原生家庭的伤害是没法抹掉的，但他把他自己的阴影唱出来的那一刻，他其实已经释怀了。
岜農和路民在家里排练
我自己写歌也都是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点，想用音乐去记录，去化解，去诉说，它可能也不是某个时刻的冲动，可能是一段时间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我最开始写歌都是直接体验，我痛，我就唱痛，后来可能是我变快乐了就能跳出来了，不再沉浸在自己那个角色里。
我现在唱的很多歌都是早期写的，回家以后的歌都比较少唱。回家后我做纯音乐越来越多，因为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疑问了，那些困惑在三部曲已经写完了，我回到家就是享受生命的。未来的创作的出发点，可能会是社会的困惑。
比起他们两个，我的痛苦都算不多，我一直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很多同学，他们想干嘛，他家人都不给他干嘛，所以才会有很大的痛苦，我基本上是想干嘛就可以干嘛的，但我会对我的行为负责。当然我也会面对一些选择。刚回家的时候，当时最大的困惑就是没有收入，但其实回家后好像也不需要你花钱，刚开始两三年你会很兴奋，因为你很自由，也可以享受大自然，兴奋感也超过了暂时没有收入的感觉。后来也不焦虑，因为发现只要你把每件事做好了，人家就不停地想找你，你种田，你好好种，人家也要跟你买米，比如说有一些小学找我做农场夏令营，我准备得好，人家后面还会再找你，其实慢慢就会有很多东西，会支撑着你的生活。
岜農和参加小学生夏令营的孩子们在水田间
回家之后，我其实很少看书了，和人交流基本都是农耕相关的，我就是看大自然，看生活，也看新闻，关注社会新闻。当时看到丰县的铁链女事件后，我写了首歌《哭泣的童谣》，和当地的小朋友一起唱，我们叫土人合唱团，那个歌词是“这个繁华的春天，没有我。这个繁华的世界，不要我，我会哭泣，大声哭泣。”
当时乐夏节目组让我们用一句话描述瓦依那的音乐，我很清楚我们的音乐是什么，但是它不是一个词能够概括的。因为我对它的约束没那么小，我希望它是宽阔的，我们在生活中能感受到的，其实也不只是土地，就像十八说的，语言具有破坏的能力，你一旦说了一，就代表你漏了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九。我们不只是土地，我表达的是，人，事物，当代还有当下。我们只是站在农村，从我们生活的这个视角来写，我们跟时代的感受是同步的，这个时代它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都会同步去记录去表达。
尤其是唱了《大梦》之后，演出的机会多了，当然会有一些取舍和选择，当时决定要出来重新做乐队，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还是会尽量维持半农半歌的状态。我九月份在家就呆了三天，也没得休息，县里的领导来慰问，我就得接待（笑）。接下来我们要做全国巡演，每个月会出去半个月，再回来休息半个月，目前是这么计划的。
我这些年一直在微博上记录我种田的经验和感受，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厨余堆肥的经验，堆肥主要在于水分控制和微生物分解，山上的树林落叶表层泥土里就有很多微生物，还要保持一定湿度，微生物才能充满活力，分解最快，我发现，保持人体温度36度左右，分解最快，可见，万物相同，世界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