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现象：中国互联网职场”人矿”的艰难求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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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大部分人到35岁左右就已经像一块‘人肉电池’一样被榨干了。”

家在上海的李女士30岁开始在中国几家互联网公司“打转”，近一年时间已经历两次裁员。35岁的她如今正积极寻找新工作，但也害怕间隔时间越长，越消耗自己的自信。

“我从不主动跟其他失业的朋友聊（失业相关的话题），我发现每个人都像易碎玻璃一样，非常脆弱。”去年夏天，32岁的方成文（化名）离开工作3年的一家杭州的知名互联网公司后，至今仍在找工作。

处于失业状态的她们并非个例。方成文说身边来自外企和互联网行业的朋友就有七、八位没有工作。“前两年是只有女性，这两年男性也开始不上班。”

方成文是上海人，本科毕业于美国波士顿的一所高等学府，在美国有八年工作经验， 2017年回中国工作。李女士则有11年从业经历，5年互联网行业经验，还带过3人的小团队，放在互联网行业如火如荼的2015年，她曾是被追捧的人才。

但近两年里，她们的求职经历并不顺。在经济下行时期，互联网企业裁员接踵而至，有用工需求的公司的招聘要求则变本加厉。在她们面前，横亘一条无法躲避的35岁年龄线，外加女性特有的婚育问题。

她们的经历，也是第一批中国互联网打工人经历行业高速增长后，撞上经济下行周期和行业迭代的缩影。没有人能对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给出确定的答案，大家似乎都在等待新工作机会的到来。

体面面对裁员，但被实习生冒犯大哭

李女士说日落是在大厂上班期间为数不多可以停下来关注外部世界的时刻。她通常晚8-10点下班，偶尔加班到12点。但回家后依然随时可能继续工作。

在互联网行业的就业市场里，35岁已成为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今年2月，李女士对市场变化有所警觉，她跟男友沟通过，要减少不必要开支和做好失业的准备。去年她曾经历过一次裁员。

5月的一天，老板突然找李女士谈话。“他（老板）跟我说公司要放弃我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坐在咖啡馆里，旁边人来人往，我想着我一定要体面一点，毕竟我已经35岁了，又不是第一次经历，”李女士回忆道：“我知道老板认可我，我很棒，公司只是迫于形势的选择，但那个瞬间我的眼眶还是红了，声音也哽咽，我努力平静了好几秒。”

她说自己用一晚上接受被裁员的事实，第二天和HR面谈时很平静，情绪“特别地收着”，HR还评价“聊了这么多人，我是相对来说表现得最职场和最专业的那个人”。几天时间交接完工作后她正式离职。

一切看起来像是体面的告别，直到被实习生的一席话冒犯，她的价值观受到挑战，隐藏在内心的情绪才被释放。

比她小10岁的实习生与她道别时评价她：认真工作，熬夜完成项目，最后依旧被裁员，好像努力无用。

“那天我在朋友的婚礼现场，本来很开心。听到那些话时，我爆哭，我非常愤怒，感觉被深深冒犯，”李女士说她发了很多语音信息回击这名实习生。

她说那是自己职业生涯最失态的一次：“老板伤害不了我，HR伤害不了我，但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实习生发出这样的评论时，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刺激。”

李女士经历两次裁员是在2023年和2024年。2023年，中国GDP增长5.2%，为除疫情三年外的30年来最慢增速。2024年中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下滑态势持续。

经济增长放缓带来就业压力的增大。中国招聘平台猎聘的一份报告显示， 2024年就业压力相对较大，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预期目标设置为5.5%左右，高于2023年的5.2%。

李女士过去常带自制三明治作为午餐，她和同事通常进餐时间只有30分钟。

35岁“人矿”的青春保质期

在中国的公务员和国企体制外，“35岁魔咒”最初被用来描述中国大型科技公司裁撤“年长”员工的现象。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这一情况已变得愈发普遍。

招聘咨询公司Radiate Partners的创始合伙人张书恒对BBC解释，求职市场具有两极分化的“二八效应”，80%普通大众找工作面临企业诸多招工条件限制。

其余20%则属于企业急需的人才，不会受到年龄等条件限制。“如果你很牛，就算明天要临盆了，企业也会发offer。”

“35岁魔咒”在张书恒看来是比较较温和委婉的说法，他说：“我们称为‘可替代打工人’：即‘人矿’。人矿的属性就是，其工作可被替代。”

张书恒举例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程序员是最易被替代的群体。年轻程序员通常能够承受更高的工作强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长，且薪资较低；35岁以上的程序员往往还要求更高的薪酬。

今年七月，李女士曾以兼职身份为中国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项目，工作强度“令人难以置信”，经常工作到凌晨五点，第二天也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离开互联网行业后，方成文回顾自己的从业经历时说：“当年我进大厂时的年纪，差不多一进去就该过保质期，但彼时大环境还可以，所以企业就没那么挑剔。现在大厂明确要年轻的、能熬的、听话的。”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腾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过去两年都出现大量裁员，该行业的招聘机会也随之变少。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庄太量对BBC表示，“35岁左右的人竞争力低一些。因为科技行业主要看中程序员的解码和编程等能力，不需要他们做管理。”

庄太量补充道：“一般的行业，员工到35岁左右就开始做管理层。但科技行业的人就像运动员，年轻时候有体力就有竞争力。越多人进入该行业，就有越多的人在35岁左右失业。”

全球互联网行业最近两年裁员并非新闻。监测裁员数据的网站数据显示，2024年截至8月中美国398家科技公司共裁员约13万人。过去两年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和腾讯的裁员消息也此起彼伏。

过去一年，方成文每天刷新求职网站追踪就业市场动态，发现今年的职位更少，招聘流程更长，有些企业重复发布一些职位，雇主在寻找成本更低的候选者，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工作经验在5年以内的求职者。

张书恒说，猎头行业从业者也在减少。他所在公司掌握的行业数据显示，2024年外资猎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从业人数比2022年减少55%；猎头行业的整体收入减少30-40%。以前行规是企业客户先预付猎头公司费用，现在企业客户要求分期付款。

在僧多粥少的求职市场，方成文说会确保自己每月有两场面试机会，让自己处于面试状态以应对市场变化。但有面试机会并不意味着能找到心怡的工作。她发现其中大约90%的工作机会都比之前薪资更低，其中“最离谱的一家甚至提出将薪水减半”，让她实在难以接受。

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招聘机会变少，职场的招聘标准也随着发生变化。

当35岁遇上已婚未育

就业市场用工需求下降，招聘成为雇主市场，企业对求职者要求越发苛刻。

李女士刚离职的科技公司曾对她进行“婚育”试探。李女士回忆说，有两个节点让其印象深刻。公司在给她发offer前，HR在电话中问她是否结婚和有小孩，她只能说“未婚未育，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还未过试用期，上级主管突然在办公室鼓励同事积极成立家庭，直接问李女士是否打算结婚要小孩。

“我不知道是公司真心的鼓励员工结婚生孩子，还是在试探我。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得手足无措。”

方成文回顾自己的从业经历时说：“现在大厂明确要年轻的、能熬的、听话的。”

李女士说，反复的试探，代表公司“始终把你当做女性在看待……提醒我们不是像老黄牛一样可以干到死的男性”。

李女士感觉“已婚未育处于中国职场鄙视链的最底端”，再加之35岁魔咒，让她不敢和男友谈结婚。

在面试新工作时，李女士仍在遭遇年龄和婚育方面的提问。

李女士未在简历上写年龄，只写从业11年。“对方一坐下来，就皱眉头。第一个问题就问我多少岁，第二个问题问是否结婚，第三个问题问为什么没结婚。”

方成文也有类似的遭遇，在有回音的求职经历中“没有碰到过不问年龄、婚育情况的”。

但她说，“一般企业不会让自己内部的HR去问候选者，都是请第三方猎头问。因为大家彼此都清楚这不符合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的标准，一般来说雇主也不会用婚育的理由来直接拒绝候选者。”

张书恒则说：“（中国）国内的用人公司很恶劣，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希望人招进来能直接用。承担不起女性员工结婚和生育的成本风险。候选人简历一发过去，就想问是否结婚，是否生育。”

被裁员之后的生活

中国互联网公司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财富和高薪职位。但如今的状况给很多从业人员带来考验。

去年李女士被一家互联网公司裁员，属她和公司的双向离开。她说“不想做一名数据女工”，另外公司也刚好有裁员名额。

李女士说，今年这次裁员中，“我是唯一一个要求公司写明我是被动离职即被裁员的员工。HR说下一家公司会知道我被裁员，但我不在乎”。

但洒脱过后，李女士也承担着失眠和焦虑。她常到天蒙蒙亮才有睡意，要看很多烧脑的书才能有睡意。

离职后她开启过说走就走的旅行，还学射箭想锻炼自己的专注力。

“但我没办法真正放松下来，”李女士说，“我无法控制住对自己自我评价过低的焦虑。”

刷简历、面试、消费降级、父母压力和有规律健身则是方成文目前生活的关键词。

离职后，她从杭州搬回上海与父母同住，她说“感谢父母收留了我”。

但与此同时，“父母认为我就是个失败者”，他们催方成文相亲，去找新工作。

有时父母会用气声聊别人家的成功小孩。“他们以为我没听到，其实我都听到了。”

不用交房租，没有房贷，在家吃饭，生活除了健身外，基本没有开支。

方成文说自己“消费降级了”，一年的消费总额只相当于过去两个月人工。而规律的饮食和健身让方成文爆瘦约35斤。

改变和出路

面对35岁再就业面临的诸多尴尬，猎头和学者认为，职场人士应早做职业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