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些中国人冒险“走线”赴美?
高志斌（音）和女儿穿越了位于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达连峡谷，于今年3月抵达美国。他在路上试图安慰生病的女儿，女儿呕吐、肚子疼。
今年2月24日，高志斌（音）和女儿离开了北京，去寻找更好、更安全的生活。在接下来的35天里，他们坐飞机、火车、轮船、公交车，加上步行，途经九个国家，于3月下旬抵达美国本土。那时，高先生的体重已比出发时轻了近15公斤。
行程中最恐怖的部分是徒步穿越巴拿马名为“达连峡谷”的险恶丛林。39岁的高先生说，上路的第一天他就中暑了。第二天，他的脚肿了。由于脱水和没有力气，他只得扔掉帐篷、防潮睡垫和换洗衣服。
后来，他13岁的女儿生了病。她躺在地上，不断地呕吐，脸色苍白，还发着烧，她用双手捂着肚子。高先生说，他认为女儿可能喝了不干净的水。他们缓慢而费力地在泥泞、险恶的达连峡谷雨林里行进，每走10分钟就休息一下。直到晚上9点才到达了目的地——巴拿马的一个露营地。
高先生说，他觉得除了离开中国别无选择。
“我认为只有来到美国我们才安全，”他说。他还表示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把国家带入饥荒，甚至有可能带入战争。“这是保护我和家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说。
据巴拿马移民当局，今年走穿越达连峡谷路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数量上仅次于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
这是一条危险的路线，以前主要是古巴人和海地人使用，此外还有少数尼泊尔人、印度人、喀麦隆人和刚果人。中国人正在逃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受过教育和富裕的中国人正在通过学生签和工作签等合法渠道移民，以逃避黯淡的经济前景和政治压制，走达连峡谷路线移民的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走这条路线的人大都使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指南：徒步穿越达连峡谷，再越过几个国家的边界后进入美国，入境后向美国边境官员自首，被送进关押非法移民的监狱后，用如果返回中国会遭受迫害的可信理由申请庇护。许多人会在几天内获释。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接受后，就能在美国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的逃离是在用脚对习近平的统治投票，现在是他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他曾在2021年吹嘘“东升西降”，说事实证明中国的治理模式优于西方民主制度，世界经济重心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
我今年采访的每个穿越达连峡谷（中文叫“走线”）的移民都来自中下阶层。他们说，他们担心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他们会陷入贫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看不到自己或孩子的未来。
在习近平的中国，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打击的对象。如果你是基督徒、穆斯林、维吾尔族、藏族或蒙古族，你会有麻烦。如果你是抗议老板拖欠工资的工人，或抗议开发商迟迟无法交房的房主，或“翻墙”上Instagram的学生，或被发现读禁书的中共干部，你都会有麻烦。
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23财年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境被临时拘留的中国移民已超过2.4万。而过去十年非法穿越南部边境被拘留的中国移民只有不到1.5万。
因绝望走上达连峡谷移民路线的中国人数量猛增，是一个长期模式的逆转。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有数百万中国人为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自由的社会而移民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随着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政府放松了对社会的一些控制，大批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选择了回国。那时候，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快速增长，还有很多就业机会。
直到2018年9月前，高先生曾一直是一个中国式的成功故事。他在山东省的一个村子长大，2003年去了北京，在一家电子设备厂的装配线上当起了农民工，每月大约挣700块钱。高先生凭借街头智慧，靠帮助工厂和建筑工地雇人赚了钱。
2007年，他在北京郊区租了一块地，盖了一栋有100多个小房间的楼，出租给外来的打工者，一年有约20万元的收入。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还把父母也接到了北京。
2018年，当地政府要将土地收回用于开发。高先生拒绝了。当局对楼断水断电，并将厕所污水抽进院子，迫使住户离开。他赢得了针对政府的行政诉讼，但没拿到任何赔偿。他去上访，结果他和家人遭到骚扰、威胁和殴打。为了让当局放过妻子，他与她离婚。
接下来的几年里，高先生靠打零工谋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上访和学习法律上。疫情期间，生活变得非常艰难。高先生仍和前妻住在一起，今年1月，两人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现在他有四个孩子，但没有工作，也没有未来。他已智穷计尽。
今年2月，高先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中国人走达连峡谷线进入美国的帖子。他和女儿申请了护照，几周后他们飞到伊斯坦布尔，然后飞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大多数中国人从那里开始他们去美国的行程。
我采访过的另一名穿越达连峡谷的移民是钟先生。由于担心遭报复，他只给出了自己的姓氏，他的背景与高先生的相似。
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四川省的一个村庄走入城市，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他16岁时接受了厨师培训，后来在中国各地的餐馆工作。他在疫情期间遇到了经济困难。2020年，为了支付每月约6000元的房贷和车贷，他在一家工厂的装配线上找了份工作。
钟先生今年30岁出头，他的麻烦始于去年12月。警察在拦住他的车进行例行酒精检测时在乘客座位上看到一本《圣经》。他们对钟先生说，这是一种邪教，并把《圣经》扔在地上用脚踩。然后，警察拿走了他的手机，在上面安装了一个应用程序，他后来发现，该应用程序对他的行迹进行了跟踪。
去年圣诞节那天，钟先生和三名基督徒同伴正在家中祈祷时，四名警察闯了进来。他们被带到警察局，遭到了殴打和审问。
和高先生一样，钟先生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达连峡谷线的帖子。他借了大约7万元人民币，于今年2月22日离家出走。
他说，一路上他哭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达连峡谷度过了他的第一天后：他躺在帐篷里，非常后悔，觉得这条线太难走了。第二次是在他和一名中国移民同伴骑着摩托车，冒着倾盆大雨穿越墨西哥的三天期间。第三次是他被关进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非法移民中心时。他申请了庇护，但不知道他会在那里关多久。他以为可能是三年，也可能是五年。七天后，他就被释放了，得以飞往纽约。
他来到纽约皇后区的中国移民聚居地法拉盛后，感到很失望：这个社区既破又贵。“我以为走线就够难的了，”他今年4月初说。“到了美国重新开始更难。”
没过多久，钟先生就搬到了阿拉巴马州一个只有3万人口的小镇。他是在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成都附近长大的，现在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孤独感。他说，他在一家中餐馆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一天也不愿意休息。他学会了做左宗棠鸡和其他美式中国菜。这里的工资比国内好很多，他能把更多的钱寄给国内的家人。每个周日，他都参加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一个教会主持的在线礼拜，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是另一个有大量中国移民的社区。
他在电话里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有人问中国移民“你为什么去美国？难道你对你的工资、福利、生活不满意吗？”后者回答：“对，我非常满意，但只有到了美国我才能说自己不满意。”
“我在美国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生活，”他说。
高先生和他的女儿正在旧金山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也不容易。我们今年4月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社区服务中心，该中心帮助他们在旧金山使命区一所高中的体育馆里找到了收留所。
他们能在每天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待在那里，在体育馆地板上铺的垫子上睡觉。白天要带着他们所有物品离开。高先生的女儿来到旧金山后不到两周开始上学。他希望女儿有朝一日能回国去看母亲。
他们现在已搬进收留所的一个单间公寓。高先生后来获得了工作许可，他买了辆车，开始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送货。每送一个包裹挣两美元。送得越多，挣得越多。
他多次表示，自己非常感谢离开中国后遇到的善意。他和女儿曾被被抢、受过勒索，还有人朝着他们的方向开过枪。但也有陌生人送给他们瓶装水和食物。在敞篷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后，他们遇到一对墨西哥夫妇，他们坚持要他和女儿在他们家洗个澡。
高先生说，今年11月的一个周三，他凌晨4点就起了床，送了100多个包裹，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
第二天他请了假。那天，习近平在旧金山与拜登总统举行了会晤，当习近平的车队驶过时，高先生与其他抗议者一起站路边，用中文高呼，“习近平，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