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外国人在中国

我们常设想润出去的可能，计算成本、规划未来，我们很少注意到，中国也是一些外国人的移居目的地。2020年，有80多万外国人住在这里。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要计算成本、规划未来。他们会发现自己在这里有一些特权，但总的来说生活是有限的、暂时的。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是美国人，2005年来到中国，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接下来这篇文章，他会从所有人都要经历的四大人生关头“生、老、病、死”讲起，呈现在华外籍人士的真实生活。

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老，在这里病，在这里死。但我们不算本地人。我们是身在中国的外籍居民，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永远都是暂时的，无论多久。我们在这里生养，但我们的孩子不是中国人。我们在这里变老，但永远不会退休。我们在这里心脏病发作，或是得了癌，不管能不能幸存，我们都必须回老家。不管我们将多少人生岁月豪掷于此，在华外籍人士都不能在此安葬。我们最终都要离开。

在中国待了将近二十年，我有不少朋友生了孩子，也有朋友去世。我眼看着大家变老、得病。无论他们——我们——从哪里来，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四大人生关头谁也躲不过。

你们肯定在哪座城哪条街上看到过我们，但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不管我们的中文水平有多高，不管我们有多么融入在地社区，不管我们和谁结婚，不管我们在这里逗留多久，在最要命的四大人生关头，我们总能回到老外的泡泡圈（bubble）里。

“生”

如果她想坐着分娩

要说中国和全世界在哪件事情上毫无二致，那就是生孩子，但孩子一出世，各种差异就会立刻接踵而来。中国的孕妇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以十万分谨慎应对孕期内的状态；但在北美、欧洲和其他国家，很多女性在怀孕八个月、甚至九个月的时候还会去跑马拉松。

在中国生孩子的外国孕妇必然要面对这种差异，在两种方式间不断磨合：在西方，盛行个体选择孕产方式，讨论各自的“生养体验”；在中国，医院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有一位外国助产士曾向我这样描述：对一个家庭来说，怀孕、生育孙辈几乎被视为一份正职。

安德里亚（Andrea）是一位“导乐”（doula）。导乐的角色介于准妈妈们的翻译、智囊团和教练之间。她们会提供关于超声检查的咨询和建议，甚至在分娩时提供帮助（有时会用微信视频通话参与分娩过程），但她们不是专业医护人员。

导乐还有责任告诉客户，有些分娩方式在她们国家司空见惯，比如在家生，但在中国不受推崇，甚至会被强烈反对；再比如，如果孕妇不想按照规定仰躺，而想试用别的分娩姿势时，导乐也有责任协助护士和助产士。

安德里亚有一位客户，自身就是助产士，她想在分娩过程中保持走动，到时候再选择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

“但是在中国，他们通常就叫你上床，躺下，”她告诉我。女人仰面躺着生，就像你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这是规范。”也就是说，护士和助产士们是按这样的标准接受培训的。她们很少见识到别的分娩姿势。

据她的回忆，那位女士决定坐在分娩椅上，但医院的助产士非常困惑，不知道怎样给产妇消毒，怎样给她铺治疗巾。助产士斟酌良久，反复考虑该如何规范操作；与此同时，那位产妇就干坐在椅子上等。助产士拿不定主意，去问医生该怎么办。

“就这样吧，”安德里亚劝助产士，“这个妈妈不想躺下来。这样坐着，她才觉得舒服。那就这么办吧，你知道的，就跪坐下来、帮她接住宝宝好了。”

结果，婴儿出生时，医护人员都不在房间里。是安德里亚亲手接住了孩子。“妈妈很好，孩子也很好，”她说，“助产士反倒手足无措，因为这情况和她学到的、她习惯的那套方法完全不同。”

“她从未接受过（别的分娩方式）培训，”安德里亚说，“规范做法是在床上，中国女性只需听话、照做就好了。”但分娩椅不符合中国的规范分娩法，属于另类操作。“助产士无法应对这种新情况，”安德里亚对我说，“这是一种文化差异。对我们来说，和中国医生或助产士交流时，这依然是一种挑战。”

如果医生表示欢迎（医生们通常都喜欢有免费帮手，哪怕导乐没有正式身份），而且，如果待产夫妇不能或不想支付私人诊所的高额费用，她们就能在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当然也可以在私立医院，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私立医院的检查费和分娩费就可能超过10万元人民币。

2004年，安德里亚在毕业后的gap year从德国搬到了宁波，一直住在那里。她的第一个女儿是在赶往上海某家医院的半路生下的，就在杭州湾跨海大桥边的一个服务区里，就在车里。

怀了二胎后，她吸取前车之鉴，早早住进上海的一家医院，并在住院期间建了一个宁波外国妈妈微信群。那时，微信群功能刚刚兴起，她终于可以把很多人拉进一个小组了——以前只能一对一的发短信。

这个微信群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孕友中心，让她借助这个平台帮到了不少新妈妈应对母乳喂养问题和产后抑郁症。她在2020年获取得了导乐认证。

看起来，在中国成为导乐的途径是这样的：在这里生个孩子，分享你辛苦得来的信息，让其他孕妇可以从中获益，再通过国际认证让你的经验正式生效。

我没有孩子，就生娃而言可以说一无所知，虽然我有许多外国朋友在中国生了孩子，但在搜集人生第一关头的相关信息时，我首先求问的仍是互联网。

“在异国生子很吓人！”那个网站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此随时为您提供帮助。”那是一家名为“在中国生孩子”的自媒体（Having A Baby In China.com），由天津的一对美国夫妇创办，他们有五个孩子，其中四个出生在中国。他们每周推出一期播客，还会汇总一些和孕产有关的中文词汇，从“吸奶器”到“脐带脱垂”不一而足。他们还推出了199元的付费课程（“旨在‘让外籍人士安心’，助您体验在中国分娩的极大乐趣”），课程主题包括“选择一家中国医院”、“在中国孕期里自我维权”等内容。

借由这个网站，我们能窥见对于外国准妈妈及其伴侣来说哪些事是重要的、在华外籍人士如何试图在中国医院里复制西方孕产经历——打造“孕产泡泡圈”。导乐就是这个网站提供的其中一项服务。

“中国的医院对死亡有种零容忍的态度，这很了不起。”杰奎琳·卡曼（Jacquelyn Carman）这样对我说，“但妈妈们的感受和个人体验就未必是他们的首要关心对象了。这就是文化冲突之所在。” 卡曼和丈夫创办了Having A Baby In China.com，他俩是这个外籍人士生养社区的核心人物。

“我们希望自己拿主意，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我们想去享受怀孕的过程。我们想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听到了，”卡曼说，“在中国，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并非第一要务。”

“老”

中国不需要更多人口

我们年纪越大，中国就越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

查尔斯（Charles）五十二岁时，第四次来中国生活。他是一位老派的英国绅士，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世界各地经营五星级酒店。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他一直在上海管理一家常有市领导和高级游客下榻的著名酒店。现在，他六十八岁了。

查尔斯的城市生活很活跃，时常去酒吧、餐馆和文化场所寻求新鲜感，还有很多朋友，各个种族、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的消遣就是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旅行，参观葡萄酒产区。他的公寓就是他的家，他经常为自己和朋友们下厨。他思维敏锐，对生活充满热情。

但他真的不该在这儿。他太老了。

外国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才能来中国工作，但我们是不是必须像中国公民一样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退休，仍然是个未被裁定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查尔斯受到绿卡的保护。

2004年，中国开始向经过精心筛选的外籍人士发放永久居留权。门槛很高：必须连续三年向中国企业投资至少五十万美元；与中国公民结婚；为中国做出过“重大贡献”；或拥有中国特别需要的技能。

查尔斯拥有永久居留权，属于极少数绿卡持有者之一。截止2020年，中国政府发放的绿卡（最近，因其新设计而被称为“五星卡”）不到17000张。相比之下，美国在同一时间段内发放了超过200万张基于就业的绿卡。查尔斯享受政府为中国公民提供的福利，但涉及工作时，他就处于某种灰色地带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中国迎来一大波外籍人士时，并没人指望我们长久留下来。我们的签证总是有条件的、短期的，等我们老了，肯定就离开这儿了。这样想没错，合情合理。中国不需要更多人口，尤其是健康问题不断增多的人。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不同，中国没有退休签证。

但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变化也就越大。据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所言，有些外籍人士已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劳动法规定我们应该退休。还有些人在互联网上谈论怎样从我们的月薪中收回8%的养老金——在中国工作十五年后就能提取这笔养老金，但考虑到签证和医保的现实状况，我们十有八九都用不到这笔钱。

该律师事务所表示，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最低年龄是十八岁，但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该不该遵照中国对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

查尔斯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了很多年。反正，他的人力资源部门也好，出入境管理局也好，谁也没有跟他说：他不能这样做。

他的合同每年一续，“通常是在春季，他们会来问我‘你想延限吗？’。我们只是走这个流程。所以，我猜想以后也会这样吧。为什么不呢？我想不出来还能怎样。”

以查尔斯的年龄都能当我爹了，他是我社交圈中年纪最大的朋友。查尔斯代表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虽然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打算在中国退休。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二十来岁来中国的，和我当年一样，现在也都和我一样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来找机会的，或是来工作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2022年，许多人走了，去新加坡、北美、欧洲，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了。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我在夜店、通过音乐认识的，想当年，我们还曾关心哪个DJ在哪个俱乐部表演，现如今，他们聊的都是娃的学费、保姆的排期表。

然而，留给他们中许多人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公立学校体系让他们敬而远之，因而，他们把孩子送去国际或双语学校——学费可达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以上，这还只是幼儿园的收费。如果没有高管层薪资的支撑，光是学费就会让他们最终离开中国。只要外国人在中国生下一个孩子，沙漏就会翻倒过来，倒计时开始。

我没有孩子，也没打算生孩子，所以我留在上海，眼看着我的朋友们带着他们的孩子们慢慢地抵达年纪的上限，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中国。

查尔斯现在孤身一人，账单寥寥，他不需要养老金。我们没谈这事儿，但他拿到绿卡时，明面上规定的最低工资是年薪72万元。他肯定够格，反正他也不想退休。

我们算了一下他的工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他就在中国工作了，至今三十多年了。香港回归时，他在香港；世博会时，他在上海。“有这么多积极正向的事情正在中国发生，”他说， “都是历史性的时刻。”

就算他对自己在国外生活了四十多年——或者说在异国他乡变老——有什么遗憾，他也不曾表露出来。他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到十五岁。他每年都会在泰国进行健康检查，但会去中国公立医院接受他这个年龄所需的常规医疗护理：做肠镜、检查前列腺。

“我一个人住，”他说，“早晚有一天，我会醒来，死掉。我把这事儿抛之脑后，我想所有人都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更想把自己手头的事做下去，长途旅行也好、短途旅行也好，多看看中国，多看看这个世界。”

他已经考虑到最后一步了：立遗嘱，记下他电脑里的一系列密码。查尔斯毫不担忧自己有可能死在异国。“再过十二天，我就六十九岁了，”他对我说，“到目前为止，我这一生过得很幸运。希望继续顺遂吧。”

“病”

被风筝线抹了脖子，16万

艾托·奥拉贝戈亚（Aitor Olabegoya）前脚登记结婚，后脚就被一根风筝线抹了脖子。

当时，这位三十多岁的西班牙人刚离开一家北京的婚庆公司，开着电动摩托回家，后座坐着新婚妻子。两人都还穿着结婚礼服。就在这对新人快到四环边的朝阳公园时，突然，有根拽紧的细绳横扫过来，撞上他的前胸。

细绳卡在他胸前的挎包带扣上，顿了一秒钟，紧接着就弹跳到了他的脖子上。摩托继续向前，张力倍增，绳子就切进了皮肉。他没感觉到什么异样。但当他停下来时，周围的人都万分惊恐地盯着他看。就是那么寸：奥拉贝戈亚骑车经过时，公园里有个放风筝的人把线扯得太低了。他用手机自拍，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他的脖子从一侧到另一侧，被割开了。

按照不同的统计方式，我们可以被分成各种阶层、各种数据图表，但要说衡量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水准，能获得何种程度的医保绝对算得上决定性的标尺。

只要我们在工作——因为要签证，我们在中国生活几乎都要仰仗一份工作——我们就都有中国的医保。我们可以和任何中国公民一样，去公立医院就诊，只不过，要先搞清楚这儿的医院怎么分科、怎样在迷宫般的医院里找到该去的地方、怎样预约挂号、怎样与医生沟通，后面的问题还多着呢。大多数老外要在老弱病残孕的状况下亲自抱病摸清这些门道，真的太难了。

请进入外国人的“医疗泡泡圈”：这个圈子里的医生会讲数十种语言，可以电话预约，从新生到濒死，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费用极高。

事故发生时，奥拉贝戈亚每年要为私人医疗保险支付15000元人民币，刚刚好，能解锁这个泡泡圈。顶级的医保费用可能会高出几倍，或许包括在中国无法治疗的情况下，将你空运到另一个国家的医疗运送服务。

这倒不是说我们怀疑中国大城市医生的技术或专业素养，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公立医院享受常规医疗服务。但是，假设真的出了大状况，我们希望能和医生语言相通，即便中文很好，我们也希望得到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医疗期望的安慰。假设这种安慰是有偿的，我们可以花钱买。

奥拉贝戈亚是厨师，收入不低，他付得起这笔保险费。所以，事故发生当天，他一手紧捂颈部伤口，另一只手开着电动摩托车，后座依然坐着身着婚纱的妻子，当即前往北京和睦家医院。

和睦家医院由美国人罗贝塔·利普森（Roberta Lipson）始创，她有个中文名：李碧菁。她迁居北京将近二十年后，在1997年成立了和睦家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外资医院。

在北京的和睦家医院有超过25个医疗科室，四位急诊医生中有三位是美国人。和睦家的护士都能说流利的英语。除了和睦家，中国还有好几家高端医疗险可以覆盖的、更适合外国人的私立医院，包括：百汇医疗、嘉会医疗、全康医疗、上海德达医院、莱佛士医疗和哥伦比亚中国。

这些医院不只向外国人开放——光靠在中国的几十万外国人根本不足以运营这些机构，但外国人遇到紧急医疗情况时，都会首选这些医院。

奥拉贝戈亚在第一时间被送往手术室。医生用47针才将他的脖子缝合。粗糙的伤口险些触及他的颈动脉和颈静脉，但最大的风险在于绳子很脏，造成了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医院将他留在重症监护室，两天后才出院。他花了三个星期康复。保险偿付了16万元的医疗费用。他说自己幸好买了保险。

现在，有两条锯齿状的疤痕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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