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背后:导师叫嚣“我背后有50万的律师团”
紧随其后的是一条题为“如何看待211高校华中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系黄某若教授十几年如一日的学术造假行为？”的链接，以及一个长达125页的PDF文件。这份文件的格式形如学术论文，有目录、前言、讨论、致谢，此外，黄飞若涉嫌篡改实验数据、实验图片造假、论文不当署名、操纵同行评议、教材编写抄袭等问题用文字和图片、数据一一论证。
发言的人叫张黎，是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研究生，此时正和他的10名“战友”一起，在各个平台呼吁人们转发关注。不久，有该课题组包括两名博士生和9名硕士生鲜红指印的举报信在网上流传，他们的导师是举报对象，是该校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飞若。
“举报的同时已经做好了‘跑路’的准备，把实验室的个人物品都拿走了。”张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与此同时，这份举报材料也被递交给校内有关部门，并在两三个小时内得到回应。
微信群里，有人担心地问：“我第一念头是你们怎么毕业啊……”张黎回复：“起码我是肯定毕不了业的，因为我博四了哈哈。”“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后果肯定都知道，都是成年人”。
“在虚假数据和成果的掩护下，黄教授和相关受益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戒，还获得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项目资助，同时也获得了学术声誉和地位。”在举报材料中，他们呼吁相关部门对其造假行为进行彻查和严肃处理。
当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程序。1月19日凌晨，该校通报，初步认定黄某某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停止其校内所有职务和工作，组建导师组全面负责该课题组研究生培养工作。该校坚持对学术不端和师德失范零容忍，将进一步对举报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根据最终调查结论依规依纪处理。
125页的举报PDF
与黄飞若一同在读的15名研究生中，11人选择了参与举报并署名。出于知情权的考虑，举报前，他们也询问过课题组里的其他同学要不要参与举报，“但有的同学不想参与，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为完成长达125页的举报材料，他们准备了近1个月，重点指向了学术造假的问题。在这份PDF文件中，详细列出了黄飞若参与和指导的15篇期刊论文以及19篇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两篇本科、14篇硕士和3篇博士学位论文。
这些论文时间集中于2016-2023年，涉及的问题包括篡改实验数据、科研图片造假、操纵同行评议等。
以发表在肝肠疾病领域的一篇论文为例，他们将该论文与主要作者的学位论文对比，发现多处数据被“移鼠接猪”，同样的实验图片，在不同的论文中被标注为“小鼠肝脏中的蛋白表达结果”和“仔猪肝脏中的蛋白表达结果”，“仅通过裁剪的手段，就把鼠的结果转移到了猪上”。
举报材料指出，黄飞若指导的部分论文中存在“移鼠接猪”的造假操作。受访者供图
论文中一些送检的数据，也经过了“二次加工”，比如2019级一位博士生在每个分组中实际只送检了3个样本，但作图时标注10个数据点位，论文中也标注样本量为10。
而在2021级一名硕士的学位论文中，实际仅检测了1个鸡血液样本，却得到了多个不同复合水乳剂添加量下的检测结果。而这份被处理过的指标同样出现在另两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中，尽管3人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实验所饲喂蛋鸡的物质都不相同。
参与举报的学生说，目前列举的都是经他们反复比对有实证的，而有些论文数据可能是凭空编造的，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在部分列举的期刊论文中，也有参与举报的学生被标注为合作者，他们解释是，有些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署名，也有一些是在“延毕”的威胁下被迫参与。
为何这些造假论文能突破审稿，发表出来？在知名学术打假人“扮虎”看来，多年以来，期刊审稿人基本上都是只评判论文的科学创新、方法的可靠性，以及讨论其发现的意义和局限性，几乎从来都没有义务去验证数据的真实性，“所以造假，只要不是特别过分和明显，很难被发现”。
他举例，有的投稿者也会找关系审稿人，“自己草拟一个审稿意见，关系审稿人基本放水”。这一情形在举报材料中也有呈现：黄飞若指导的博士后称期刊审稿人是黄飞若的熟人，让组内同学“自己草拟审稿意见、操纵同行评审”。
不配合的被孤立
华中农业大学第四教学楼4楼近期成为该校学生的热门“打卡”地。在学校公布学术造假的初步调查结果后，黄飞若的照片和简介从这里被摘下。此前，他曾作为该校2019年教学质量优秀一等奖的获得者被表彰和展示。
在学生们看来，黄飞若的履历充满光环。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黄飞若进入华中农业大学读本科，2008年从这里博士毕业。留校成为讲师后，他于2017年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动物分子营养学和饲料加工工艺领域，他主要研究肠道、肝脏以及脂肪组织营养代谢与表观遗传调控之间的关系，曾主持“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的科研项目。他还入选了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并出任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主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比对发现，多篇被指控论文被黄飞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成果，列入项目结题报告中。
参与举报的11人中，既有从外校考研录取的学生，也有经推免升学的本校生。在选择导师阶段，荣誉满身的黄飞若吸引了他们。
2014年，张黎以超湖北省一本线近50分的成绩考入华中农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多次获得奖学金并得以推免，还荣获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的荣誉。
本科阶段，张黎上过黄飞若的课程，推免时，“他跟我说在他这能有很多成果，以后会有高薪工作”。但进入研究生阶段后，落差不断出现。
2022年之前，课题组20多名学生挤在约20平方米的小房间内，这里除了供他们自习，还充当实验室的角色。实验室内除了4平方米的细胞间，并没有独立的实验空间，也没有什么实验设备。
2022年入学的林嘉回忆，入学前，黄飞若曾在电话中告诉她，课题组的实验仪器先进，且即将搬入新的大楼，环境优美、条件完善。来到这里她发现，课题组连最基础的概略养分分析仪器分析天平都没有。“没有哪个课题组是什么仪器设备都有的”，导师告诉她，相关仪器去另一个老师的实验室借就行。
她后来才知道，那里的实验仪器可以供本科生使用，但研究生需要付费借用，黄飞若并不愿意出这笔钱，而是让她送一些水果之类的礼物通融一下。
除此之外，一些实验必要的材料黄飞若也不同意购买。林嘉做发酵试验用的发酵菌种、王梦需要的实验细胞都靠张黎联系本科同学借来。“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着为他们撑下伞，也是作为师兄的责任。”张黎说。
更离谱的是，林嘉论文中有动物实验的部分，需要对猪进行饲养试验。2023年8月底，她按黄飞若的要求把猪的日粮配方发给博士后姚某指导，没有收到回应。之后，黄飞若在组会上表示，她实验所需的猪已经在养，建议她找姚某探讨需要检测的指标。等到11月，姚某告诉她这些指标需要找专业的公司检测，黄飞若则告诉她已经在检测，月底就可以出一部分结果。而在此后一周的组会上，黄飞若说非洲猪瘟严重，“560头猪，全死光了！”整个过程中，林嘉从没见过这些猪。
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论文涉嫌造假。硕士生的两年，张黎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综述性论文。他也曾就实验室缺乏实验条件询问过黄飞若，得到的答复是相关样品会送出去检测。但转入博士之后，张黎才逐渐接触问题“核心”，有些人不做实验，论文不停产出，所谓的“送检”，得出的数据又往往和样品对不上。
“考研也好，保研也罢，我们都是想来学东西的。在这里学不到东西，还要经历不该承受的压力，大家对科研就会从充满热忱逐渐失望，到最后心灰意冷。”张黎说。
“分手”的决心
“不约而同”，张黎以此来形容这次举报。事实上，行动前，他们也不敢在课题组内问其他人的意见，“你怎么判断他是怎么想的呢？万一直接告诉导师呢？”
但长期在一起的工作和生活让他们识别出了“同伴”：那些认真做实验，希望踏实做科研的人。
此前他们曾了解过能否更换导师，但现实的情况是，更换导师的表格上必须要黄飞若本人签字。黄飞若2022年招收的一名博士生，因为“感觉在这里做不出东西”，半年后选择了退学。
在北京一所211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张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多数学校，更换导师只有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会很顺利，“但如果能达成一致就不会闹到换导师”。
事实上，研究生的招生名额是导师的一种重要资源，牵扯多方面的利益，而其他导师又会有多方面的考虑不予接受，“我怎么面对他的旧老师，他们之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学生是不是很难管？中途学生已经浪费了一年两年，到我这要换一个新的方向，我怎么保证你正常地毕业？半路出家做我的课题，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张铎说，“管理者也不太希望看到这种事发生，如果出现很多换导师的情况，总体来说学院的名声都不是特别好。”
让课题组研究生们有所顾虑的还包括，黄教授曾在课题组组会上多次讲过：“不要在网络上发表任何言论”“我背后有学校年薪50万的专业律师团队”“你就算在网上发表了，别人都是来看笑话的”。
之所以下定决心、实名举报的一个契机，是因为到了考研成绩即将公布的时间，他们担心后面的考生误选黄飞若作导师，“万一有更多人受害呢？”
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不愿意带着学术造假的污点毕业。王梦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曾多次崩溃，真的搞不明白自己要如何才能顺利毕业，如何才能保持清白。他们怎么可能让你清白。”
“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博士学位对我的重要性，”预计在2024年6月博士毕业的张黎在社交媒体中写下这些话。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参与举报的应届毕业生，都已经达到了毕业要求。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黄飞若被认定为学术不端，他们几乎肯定无法按时毕业，甚至能不能毕业都不得而知。
作为硕博连读生，如果无法获得博士学位，张黎甚至只能以本科生的身份找工作。有朋友劝他：“为了这样一个课题组，搭上自己的学位，值得吗？”但在张黎看来，他们做的只不过是一件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早在作出这个决定之时，我们就已经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总得有人站出来的吧！”“即使我这6年打了水漂，但我揭发他，给后面的人省了多少个6年。”
研究生们选择了实名举报的形式，问题集中在学术不端上，“我们只是反映情况，不是调查人员，担心一些东西核实不了，会成为我们的问题”。在此之前，他们选择瞒着家人，不想让他们担心，看到新闻后，家人也表示了支持。
“我也害怕过。”张黎坦言，举报当天晚上，黄飞若就找到了他们，还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关系，大家一起把事情解决好，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也是我以后带好学生的一步”。那一瞬间，长期的积威还是让他感到了恐惧。
事发后，黄飞若拒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1月18日，黄飞若曾向上游新闻记者回应，学生举报内容全部不实，“有个学生带头，他威胁别人，一起举报，一起签字了”。张黎感到很可笑，“学生威胁学生，是我这些年来听过的最大笑话”。
举报并不易
尽管涉嫌学术造假的导师只是少数，但对于研究生个人来说，一旦遇上就是100%。在这种情况下，下决心与导师“分手”，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某985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孙轩感动于张黎的勇气，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也曾想举报硕士阶段的导师涉嫌学术不端，但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走出这一步。
孙轩的硕士论文实验需要用到多个数据指标，其中一个需要自己长期观察测量，其他的数据由导师提供。但拿到数据时他就感到“有问题”，其中一个模型数据与现实的拟合系数高达0.99，“做过我们学科实验的就知道这个数据不靠谱”。
孙轩不想用这组数据，也导致论文进度卡壳，从而被导师批评“傻”“笨”，他也不得不把这些用在论文里。而导师的其他研究，在他看来可能也存在“数据经处理”的问题。
这些都给他的心理带来极大的压力，对科研一度充满悲观和绝望，“自从把毕业论文写完以后就不想翻开它，觉得恶心，如果不是必要，我不会提自己的硕士导师，想和他撇清关系”。
“对于学生来说，最先想到的就是‘往前看’，但凡能看到一点点希望就不会撕破脸，何况证据收集很难，只能称得上线索，很难作为‘实锤’提交。”孙轩说，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想继续做科研，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
孙轩曾联系过一位博导，询问对方有没有招生名额，但转头他就收到了硕导发来的聊天记录，“他们应该比较熟，感觉在敲打我，要留在他那里继续干活儿，不要想往外面跑”。
个别涉嫌学术造假的导师也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避免被举报。2016年，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研究生吕翔，因无法忍受该院张裕卿及其女儿张丝萌的学术造假而选择退学。直到4年后，他才写下123页的举报材料，细数导师人为操纵数据、将造假文章反复利用，还将论文不当署名给女儿等问题。
“当时实验室的氛围是认真做实验被骂，造假被夸，因为你要是认真做实验，你的实验结果不仅不会比前届的好，而且还能把前届的实验结果推翻。”在吕翔看来，课题组的同学们只能唯唯诺诺，任导师摆布。
张裕卿的杀手锏就是：“还想上不？还想毕业不？”更有甚者，他还要求学生毕业时签一份声明，声明这些实验数据都是真的，不签就不让毕业。“一是万一以后有人举报他造假，他就会说都是学生干的，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二是警告学生不要把造假的事情说出去，要不然和学生自己也脱不了关系。”
考虑到种种原因，直到退学4年后的2020年，吕翔才下定决心举报：“一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能忍则忍，没有举报的传统；二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哪里举报，怎么举报；三是因为我认识的同学还没有毕业，怕举报了张裕卿会影响其他学生顺利毕业，毕竟学生都是无辜的。”
公开举报后，天津大学成立了调查组，认定张裕卿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张裕卿承认其本人有学术不端行为，并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天津大学随即解除了与张裕卿的聘用合同。
2022年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公布了对张裕卿等发表的17篇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调查结果。经查，7篇论文存在署名不实的问题，11篇论文存在图片重复使用问题，两篇论文存在数据造假问题。随即撤销其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追回已拨资金，取消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5年。
导师权力如何界定
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要求导师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不得以研究生名义虚报、冒领、挪用、侵占科研经费；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不得与研究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等。但相较而言，一些研究生处于弱势，一些“不良”导师握有“生杀大权”，也能规避前述规定给学生“穿小鞋”。
黄飞若课题组11名学生实名举报后，一些研究生表示，举报材料中涉及的克扣补贴、言语打压、威胁不毕业等问题，或多或少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也使得他们不停为此转发声援。
“希望这种‘不良’导师权力过大的问题得到重视，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多去关心和照顾学生，让学生的权益得到保证。”张黎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起重视。
“学生没有生产资料，科研的方向要导师定，实验的仪器、试剂需要导师买。一旦关系破裂，学生受损失的可能性是更大的。”张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尽管学校也会强调师德师风一票否决，但学生不举报，学校很难深入具体的课题组，评估一个老师有师德师风问题。近年来学生维权的意识提高，自媒体的发达，也让类似的问题得到了曝光。
“这几天有学生跟12345打电话，说导师不让他回家过年，学校导师群马上就通报这个事，说不能这么干。”张铎举例。
他观察，身边导师和研究生的相处模式，基本上可以分为4种：一种是单纯为了培养人，不考虑研究生的产出，就是为了培养他成长，这很理想化，也符合社会对于一个大学教师的期望；另一种状态是共同成长，导师需要科研产出，学生毕业找工作也需要产出，双方配合得比较好，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还有一种不太匹配，学生有点“躺平”，做实验上手很慢，也可能对导师的课题不感兴趣，导师期望要的成果，研究生又跟不上，是比较紧张的状态；最后是一种极端的状态，纯粹是压迫式的，不管研究生怎么考虑，导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般成为新闻事件的都是这种。
“不积累到生死攸关的程度，研究生一般是不愿意或者不敢提出来的。”张铎分析，“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相对比较短暂，有的时候等问题暴露出来，一年两年忍忍就过去了，而举报是没有回头路的。”
高校对科研的高标准考核会把压力传导到研究生身上，张铎深有感触：“很多学校本身是不要求研究生发论文的，但是要求了导师，导师肯定就要求研究生了，研究生想进高校，也得提前‘卷’，博士期间你得有好的论文产出，大家只要是一个系统压力肯定是相互传导，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近年来，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扩大，就业压力依然不小，不少研究生并没有继续深造的打算，希望“混个毕业”，甚至提前离校找单位实习，这也会引发导师的不满。招研究生是期待你出成果的，结果来了完全是消耗导师的资源，两方的目标不一致，就非常容易出问题，“权利和义务一定得是个平衡的状态，学生如果只考虑获得、考虑自己的成长，导师的积极性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类似的举报要实事求是，关注合理的需求，不能成为一种风气。”他建议。
科研界也做了相关反思。《科学》（Science）杂志也支持在其官网“致青年科学家的信”专栏发表了4位学者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对数百名研究生和博士后进行了匿名调查，一部分存在欺凌、歧视、学术不端等行为的导师被称为“有毒”导师。
他们建议研究生，大多数情况下，应对“有毒”导师的最好办法是离开他的实验室——但这种导师往往不愿意让学生换实验室，可能还会暗中操纵、施压，强行使人留下。因此，研究生需要向有行政权力的系主任、院领导申请，留下纸质记录也会很有帮助，比如观察到导师学术不端行为后，收集电子邮件、写笔记，“这之后，你可能会提出正式的投诉或举报。虽然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可能会使未来的学生免受其苦”。
如何制约导师权力？前述文章提出，学校应建立机构内部的变革和问责机制。比如，在年度审查和晋升考核时，请研究生和博士后对导师进行正式评估，或成立教师指导委员会，在学生和导师间保持中立并帮助解决争端。
如今，张黎和同学们在跟新的导师组接洽，“双向选择”，也在期待最终的调查结论尽快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