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境税，荒谬无比的开倒车
这一段时间以来，鼓吹离境税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起先是一部分网络民粹，天天在主张要向美国学习，搞离境税。
接着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所谓经济学家卢麟元，也公开主张。
来大陆捞金的香港经济学家已经成功了一个，叫郎咸平。卢麟元显然也深谙其道，积极迎合民粹，也想在大陆捞点金回去，谁叫这里傻子多呢？
可是，离境税，这种玩意是一种荒唐无比的玩意，美国实施了，不过说明美国也是一个荒唐的国家。
离境税:开历史倒车的愚蠢之举
离境税的核心，在于限制人身自由。
表面看，他只是对离境、脱离国籍的人的一种惩罚，但其本质是通过经济手段，变相剥夺了个人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的权利，并对离开本国的人进行经济惩罚。
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
离境税无疑践踏了这一原则，赤裸裸地侵犯了个人自由。
如果离境税是允许存在的，意味着政府有权阻止个人离开国家的边界。只要进一步升级，那就是象朝鲜一样，关在这个国家里哪也不许去。
甚至到了战争阶段就发展成为了俄乌两国政府阻止民众离境。
更荒谬的是，离境税的鼓吹者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这是在保护国家利益，防止人才把钱带走。
一个国家的居民，他们在市场上赚到的钱，就是市场对他贡献的奖励，他同时还是一个税收承担者，特别是很多的企业家。
他们不欠任何人的。政府的各种基础设施，警察、军队，都来源于企业家的税款。
你凭什么在人家离开时，对他施以惩罚？
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保护的上升，没有这些，哪有今天的经济繁荣。
相反，正是对财产权利的漠视，随意发钞、对企业产权的漠视，对人身权利的漠视，才让经济增长出现了困难。
否则，为什么中央政府天天在谈保护产权？
离境税的荒诞还体现在，它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参与全球分工，融入世界市场，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离境税无疑是在逆全球化而动，将一国经济推向自我封闭和边缘化。
这就像一个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车辆，不仅阻碍了自身前进的步伐，也给他国经济发展设置了障碍。
二、离境税的逻辑陷阱
支持离境税的人们，显然没有看清其背后的逻辑陷阱。
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提高离境成本，就能阻止企业资金外流。殊不知，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加剧了资本外逃。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面对苛捐杂税，他的选择无非有三：
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想方设法避税，要么远走高飞。
在离境税重压下，恐怕很少有人会选择前两个选项。
相反，越是限制人身自由，越是激发了人们”壮士断腕”的决心。
正所谓”阳奉阴违”，表面上服从，背地里加速转移资产。
东欧国家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对离境者征收高额费用，结果反而加剧了精英阶层的出走。
这些人天天说美国有离境税，那么美国怎么样呢？
2008年,美国政府将离境税上调，对富人征以高额（20%）的资本利得税，提高了放弃国籍的”门槛”。
结果呢？脱籍的人越来越多。
2020年，共有6705名美国公民放弃了国籍，比2019年的2909人增长了130%，创下历史新高。
2011年，Facebook公司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宣布放弃美国国籍，移民新加坡。当时,萨维林持有Facebook公司约4%的股份,价值约30亿美元。如果他在美国境内出售这些股票,需要缴纳高达9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
而新加坡实行的是属地税制，对非本地收入免税。因此,萨维林可以合法避税,节省大笔税款。虽然舆论一片哗然，批评他”不爱国””没良心”,但事实证明,萨维林做出了一个明智的经济决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2012年,美国著名投资人、亿万富豪约翰·坦普尔顿放弃美国国籍,移民到巴哈马群岛。
2016年,Johnson&Johnson公司继承人伊丽莎白·约翰逊也加入”脱籍大军”,成为新晋的新西兰公民。约翰逊拥有价值87亿美元的家族信托基金，一旦放弃美国国籍，可以彻底避免遗产税。
值得注意的是,放弃美国国籍的不只是富豪和企业家,还有许多普通的高净值人群。
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一个人在过去5年中有3年的纳税义务,同时其净资产超过200万美元或年均所得税超过16.8万美元,那么他就有义务缴纳离境税。
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些中产阶级,如果资产超过门槛,也难逃”离境税”的范围。
更令人吃惊的是,近年来,放弃美国国籍的人群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18年,在放弃美国国籍的5133人中，有近1000人来自中国大陆,约占总数的20%。
这其中,既有在美国留学或工作多年的”华二代”,也有通过投资移民获得绿卡的企业家。他们放弃美国国籍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避税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离境税非但无助于留住人才，反而是适得其反，加速了资本和智力的流失。
更荒诞的是，离境税还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
当政府手握生杀大权，决定谁能走、谁不能走时，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被打开了。于是，上至高官，下至小吏，都可能通过出卖离境许可来中饱私囊。
所谓”擦皮鞋”、”打点”，无一不是离境税滋生腐败的例证。
乌克兰为什么开除所有征兵所的官员？因为只要给钱，就可以离开乌克兰，不服兵役。
一旦腐败盛行，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就会被瓦解，经济发展也将失去动力。
离境税的意识形态根源
支持离境税的背后，隐藏着三种意识形态倾向：凯恩斯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凯恩斯主义向来推崇政府干预，强调通过需求管理来调控经济。
这种思路在就业政策上，往往表现为通过立法限制解雇，或提高最低工资来保就业。
离境税恰恰是这种思路在人才流动领域的翻版。
支持者往往把人才和他们的财富视为一种”资源”，认为政府有责任管理和调控，防止人才和财富流失。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人才首先是自由的个体，而不是政府手中的棋子。用行政手段禁锢人才，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只会适得其反。
离境税只会导致大量企业家和人才外逃，同时再也没人敢来中国投资了。
民族主义则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他们往往把个人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认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离境税背后，往往隐藏着这样一种观念：这个人是国家的人，他不是一个自由个体，这些呼吁离境税的人，正在告诉这些人，我才是你们的主宰。
你想去哪里，你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就罚。你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你也别想去。
这无疑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偏执和狭隘。
与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是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幽灵。
在他们眼中，人才外流意味着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这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
因此，必须通过征税来惩罚离境者，迫使他们为集体”奉献”。这种论调貌似高尚，实则荒谬至极。
财富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个人的才智和努力。
对此，政府绝无权力据为己有，更无权假公济私，通过离境税来充实自己的腰包。
离境税的呼吁，背后其实是这些人对某些富人嫉妒得发狂了，在觊觎他人的财产，欲抢之而后快。
离境税对经济的戕害
离境税对一国经济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抑制投资，扭曲资源配置，而且戕害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创业。
离境税戕害了企业家精神，抑制了创业创新的动力。
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他们敢于冒险，善于创新，将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生产力提升。
然而，在高额离境税面前，许多有志创业者望而却步，宁可做一个安于现状的”螺丝钉”，也不愿担风险、闯市场。
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创业创新动力就会枯竭，经济也将失去发展的源泉。
离境税的实质，是计划经济在人才流动领域的一次卷土重来，是市场机制退出、政府干预回归的表现。
首先，它意味着政府取代了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才和企业家流动应该由市场供需决定。
企业出高薪，自然能吸引人才；地区搞好服务，自然能留住企业家。
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公平保护产权的制度环境，让人才和资本能够自由流动。
而离境税恰恰颠覆了这一切，变相赋予了政府配置人才的权力。这无疑是计划经济的翻版，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和破坏。
他还将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破坏了激励机制。
一旦政府对跨境人员征税，等于人为扰乱了各种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信号，使得人才无法听从市场的召唤，而是被迫听命于政府的指挥棒。
由此，人才配置的激励机制被破坏，积极性、创造性被泯灭。
更荒谬的是，离境税还形同变相的”卖身契”，赋予了政府决定个人流向的权力。
这简直就是计划经济的翻版!
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就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国家说去哪就去哪。如今，离境税虽没有直接要求个人服从分配，但变相剥夺了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这与计划经济何异?
只能说，离境税是计划经济披着现代外衣的怪胎，是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倒行逆施。
个人权利至上，自由市场至上。
离境税无疑与之背道而驰，是自由经济的桎梏，是开放发展的枷锁。
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必须以市场为基础，以法治为准绳，绝不能施行这种倒行逆施的伤害个人权利、阻碍经济发展的管制政策。
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不是离境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已经很高了，最高税率45%，更不能引进财产税（离境税、资本利得税、房产税），相反，要学爱尔兰、新加坡、香港，全面实施低税政策。
吸引全球的资本来到中国投资，这才是正道。
象卢麟元这种民粹主义头头，如果在香港主张这种政策，得被人打死，只有大陆才有这么多民粹势力来捧他的臭脚。
不要扮演经济学家来吃民族主义烂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