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FFA坚持不懈的努力和AACE等亚裔维权团体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如今，哈佛大学录取歧视案已经尘埃落定，哈佛大学败诉的结果也令很多亚裔倍感振奋。

前后历时8年时间，由一个想法到付诸实践，再到艰苦抗争，直至最后胜利，SFFA所做的努力令人敬佩。特别是在庭审期间，SFFA的大律师与哈佛大学律师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激烈场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下面详细阐述。

到了2018年6月，SFFA耗时三年时间，通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和建立的数据模型，发现了哈佛大学在招生录取中对亚裔孩子进行系统性歧视的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证据。

1、对亚裔孩子采用了比所有其他族裔都高很多的超高标准。在所有的SAT的分数段，亚裔孩子的录取比例都是最低的。杜克大学经济统计学教授Peter Archidiacano通过模型发现：如果一个亚裔学生的录取机会是25%，换成白人的录取机会就要提高10个百分点至35%，换成西语裔和非裔的录取率则要高得惊人，分别达到了75%和95%。

2、使用隐形种族配额：哈佛每年招生后期，都要把各个种族的比例（Racial Stats）和上一年比较，保持一致。这明显违反了最高法院之前的多次判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亚裔在美国人口在过去三十年中从3%增加到了7%，亚裔在哈佛的录取比例实际是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3、使用种族刻板印象。在所有客观的指标，亚裔申请学生都是最优秀的，包括在各种学生社团里担任领袖的角色，参加义工活动和校友面试。但哈佛的录取官员却每年都给亚裔学生的个人品质打成最低分。在哈佛录取官员面前，亚裔学生总是没有爱心、缺乏领导能力、冒险能力，亚裔也是意志品质最弱的族裔。

4、2013年哈佛自己的调查就发现其在录取过程中对亚裔不公。但其录取主任捂盖子，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进行改革。

这些赤裸裸的歧视，震撼了美国社会，众多媒体进行了接二连三的报道。如果说AACE的创始人联合64个组织于2015年申诉哈佛，是暴露以哈佛等名校对亚裔学生在入学阶段的系统歧视的第一大战役。SFFA历时三年的调查取证，就是改变了美国社会民意的第二个里程碑。从此，亚裔申请学生所遭受的社会不公在美国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上篇谈到，早在川普总统当选之时，AACE就号召亚裔到其筹备委员会的网站上提建议，要求川普新政府支持亚裔教育维权。就在2017年11月，亚裔社区就听到了好消息。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宣布对哈佛歧视亚裔举行调查。为什么要进行调查呢？其原因竟是AACE创始人于2015年联合64个亚裔组织申诉哈佛。上文不是说被奥巴马教育部拒绝了吗？是的。但是奥巴马司法部却没有拒绝。后来就被川普政府找到了这份申诉，以此开启对哈佛大学歧视亚裔举行调查。

从2018年3月开始，在川普政府亚太事务行政主任Holly Ham的帮助下，AACE多次访问美国教育部，并多次获得教育部助理部长，受到负责民权办公室Ken Marcus的接见。亚裔教育维权获得了川普政府的全面支持。

2018年7月，川普政府采纳AACE政策建议，取缔奥巴马政府有关大学录取的政策指南。

2018年8月，SFFA揭露了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的证据之后，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发表声明，反对哈佛大学对亚裔的入学歧视，认为这是“国家利益”。

2018年9月，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受理AACE于2016年5月对耶鲁大学歧视亚裔的民权申诉，开始对耶鲁大学进行调查。

2019年3月，川普政府的教育部宣布就马里兰州蒙郡学区在特优班录取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进行调查。

在美国，重大政策的改变离不开民意的支持。尤其是像改变种族优惠法案这样的大案。所以，亚裔在哈佛案2018年10月15日开庭之前，14日在波士顿Copley广场举行重大示威集会活动。

杨林、Jessica Zhang，AACE及协办组织的负责人组成了筹备委员会，精心安排了整个示威活动。AACE副主席欧阳了寒负责设备等资源准备工作。Jessica Zhang担任现场总指挥。杨林、赵宇空等负责整个节目、讲演者的安排和邀请。在讲演者的安排过程中，杨林女士建议让亚裔孩子讲述一下他们的美国梦。这一感人的场景后来得到了Blum先生的褒扬，并在四年后的最高法院聚会上得到采用。

这次活动云集了众多的亚裔教育维权的支持者、学生代表，由AACE理事李双主持。

2018 示威集会协办团体有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8020 Education Foundation、Asian American Legal Foundation、Asian American Rights Association、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Fairness、Chinese American Alliance、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 – GNY、Chinese American Equalization Association、Chinese American Parents Association – MC
Houston Chinese Alliance、Long Island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San Diego Asian American for Equality、Silicon Valley Chinese Association Foundation、United Chinese Association of Utah。此次示威集会中，来自美国各地的华人、印度、韩国、越南、孟加拉、白人和非裔社区领导代表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讲，控诉哈佛大学的反亚裔歧视，并表示对SFFA的不懈支持。同时，数十位学生代表也在此集会中发表激情演说，挑战哈佛和美国其他大学的非法歧视行为。数百人在波士顿参加了这个游行，全国各地成千的支持者也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此次活动，包括Edward Blum、 赵宇空、 Lee Cheng、 Stanley Ng、 Shiva Ayyadurai、 吴仙标和Vijay Jojo Chokalingam等为亚裔争取权益的领军人物在游行中发表了激励人心的演讲。同时，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级的亚裔学生也发表了演说，发表他们对哈佛个案和大学录取中考量种族因素的看法。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各大美国主流媒体对该游行给予了正面的报道。

赵宇空在波士顿示威集会上给Blum先生授奖

同一天，支持哈佛一方在哈佛大学校园举办了一个小规模的示威集会，并邀请了几位有幸进入哈佛的亚裔二代学生参加，试图为哈佛实施的“肤色多元化”正名。看到这些被极左洗脑的孩子，很多华人家长都十分痛心。

2018年10月， SFFA诉哈佛大学录取歧视案在波士顿进行了第一次庭审。

10月15日星期一，AACE等很多亚裔团体和个人不约而同来到波士顿联邦法庭，满怀激情地等待着法庭开庭。

从1988年亚裔申诉哈佛开始，成千上万的亚裔父母和亚裔孩子就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为了这一刻，大家等待了三十年了。

这一天，赵宇空早早就起来了。来到法庭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是旁听观众中第一个到场的。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的法官阿利森·D·伯勒斯(Allison D. Burroughs)是在2014年由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提名，并得到了确认的联邦地区法官。伯勒斯是延迟或阻止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1月签署第一个旅行禁令的几位联邦法官之一。

庭审在早上10:00准时开始。开庭后，原告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FFA）的大律师亚当·莫塔拉(Adam Mortara) 首先做开场白。他指出，本次诉讼不是反对校园的多元化，而是针对哈佛对亚裔申请学生的非法歧视。接着，他依照严密的逻辑分析，使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揭露出了触目惊心的歧视现象：

1. 在哈佛的所谓全面评估中，个人素质对录取的影响最大。

2. 从所有学业和课外活动等客观的指标来看，亚裔考生的成绩都最高。然而，就在非常主观的个人素质评分这一项，亚裔学生在任何一个分数段得分都最低。

3. 哈佛在每年录取过程中都要和上一年的录取数据进行比较，实现种族的平衡。这就是实际上的种族配额。

4. 统计回归模型表明，亚裔在哈佛大学录取过程中成为了一个负因素：如果考生是亚裔，他们录取的机会就明显降低。

5. 哈佛2013年的自我调查模型显示出哈佛歧视亚裔。但其录取主任William Fitzsimmons在得知情况之后捂盖子，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Edward Blum的努力下，原告学生公平录取组织配备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律师团队。有四位曾经给最高法院大法官做过助手的美国顶尖律师加入了这个团队。

哈佛的大律师Bill Lee是一位著名的专利法律师。因为他长有亚裔的面孔，所以被一切以种族来看待问题的哈佛大学请来做辩护律师。基于哈佛大学的雄厚资源，Lee大律师背后同样拥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律师团队。

Lee大律师以美国多元化的进步作为开场白，试图把此案从法律问题引入政治正确的多元化议题。他在陈述中列举了1978年最高法院一个大法官，以及2003年最高法院判决对哈佛录取模式的肯定，并以教育部1992年的调查结论为依据，试图说明哈佛大学在录取不存在歧视行为。然而，他有意回避的是，哈佛从未受到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这样全面、彻底地调查。而且，最近20年亚裔人口增加了一倍，哈佛所搞的种族配额给亚裔孩子造成的严重伤害，已是今非昔比。

Lee还在其开场白中有意贬低哈佛大学在2013年所做的调查，试图给哈佛开脱责任。此外，他还花了大量的时间，攻击原告SFFA的数学模型，认为该模型把校友、体育照顾排除在外是不合理的。但Lee大律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此番表述，给原告律师下午的辩护搭好了一个进阶的楼梯。

在哈佛大律师完成陈述之后，偏左的阿利森·D·伯勒斯法官竟然让几位对哈佛录取过程并不知情的哈佛学生出来作证。他们在作证中讴歌多元化的好处，讲述他们如何受益于哈佛的全面评估录取方式。但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对众多被哈佛歧视遭遇不公正拒绝的亚裔同学，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同情和支持。在他们讲述的时候，伯勒斯法官认真地记下笔记。

在中午休息的时候，赵宇空看到Blum神情严肃，也对法官的态度产生担心。

令赵宇空感到惊喜的是，下午的庭审却展开了一幅十分精彩的画卷。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律师John M. Hughes首先就把哈佛大学的录取委员会主任William Fitzsimmons叫到了被告席上。在整个质问的过程，原告律师以严谨的逻辑，一步步把哈佛种族歧视的证据揭示出来，让其大白天下。

以下是赵宇空记述下的两个精彩片段：

原告律师Hughes首先请Fitzsimmons确认他在哈佛大学的职务和责任。在他的质问下，Fitzsimmons不得不承认他有领导录取官员团队，保证对考生公平对待的职责。在确认了职责之后，原告律师让Fitzsimmons确认他所采用的证据都是Fitzsimmons使用过或认可过的。在做出这些铺垫之后，该律师亮出来铁证。每年哈佛大学都会根据PSAT的考试成绩，发信邀请合格的高中学生来申请哈佛大学。以下是他们选择学生的标准。

– 亚裔男孩，1380分；亚裔女孩1350；

– 非裔和西裔1100分；

– 在20个哈佛录取率低的州，白人要求1310分。

在这些数据得到Fitzsimmons的确认之后，原告律师对Fitzsimmons质问进入了高潮：

原告律师：按照你们的标准，在这20个低录取率州，一个PSAT考了1310分的白人孩子会接到一封哈佛的邀请函，而他PSAT考了1370分的亚裔同学却接不到这封邀请函。对吗？

Fitzsimmons：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为了组成一个多元化的学生结构……

原告律师：请回答我的问题：在这20个低录取率州，一个PSAT考了1310分的白人孩子会接到一封哈佛的邀请函，而他PSAT考了1370分的亚裔同学却接不到这封邀请函。对吗？是，还是不是？

Fitzsimmons：我想，就算是吧。但这只是微小的分数差距。

原告律师：你们对亚裔孩子发邀请的PSAT 要求1380分，对其他少数族裔的要求是1100分。按照你们的定义，PSAT考1100分的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就有可能在哈佛成功毕业，而亚裔学生需要1380分吗？

Fitzsimmons：这、这、这。我们这样做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但这只是微小的分数差距。

原告律师：你确认1380分和1100分是微小的差距吗？

Fitzsimmons：这、这、这……这只是微小的分数差距 （熟悉PSAT的人都知道，1380分和1100分有着重大的差距）。

原告律师：在你们选择邀请这些学生申请哈佛的时候，你是否只有学生考分、种族、性别和地址这四个信息？

Fitzsimmons：是。

原告律师：在你们确定给不同种族不同的标准时，在决定把亚裔和白人及其他族裔区别对待时，除了种族之外，你们还有其他的依据吗？

Fitzsimmons：没有。

原告律师：依照种族制定不同的标准，这是不是种族主义的行为？

Fitzsimmons没有作答。

原告律师：依照种族制定不同的标准，这是不是种族主义的行为？

Fitzsimmons绕开问题，没有作答。

原告律师：依照种族制定不同的标准，这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结论就是那么简单、明了（plain and simple）。

紧接着，原告律师Hughes又把焦点转向了统计模型。哈佛大律师早先对学生公平组织的统计模型进行了攻击，认为该模型把校友、运动员照顾排除是有严重缺陷的。然而，用一份份哈佛自己的文件，原告律师揭露了哈佛大学伪善的嘴脸。早在1992年，哈佛声称亚裔孩子录取比例不合理的因素是校友和体育照顾。由此教育部做模型的时候就有意把这些因素排除，并得到了哈佛大学的肯定。直至2012年，哈佛大学法律顾问给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的信函中还坚持这一观点。

令人讽刺的是，当学生公平录取组织使用同样的方法建立统计模型，发现哈佛大量的歧视证据之后，哈佛马上改口了，攻击这个他们一直认可的建模方法。在这又一场高水平的质问中，聪明的原告律师，用哈佛之手，打下了哈佛大学录取中伪善的脸。

下午的法庭质问，其精彩程度不下于好莱坞庭审大片。虽然早起有些辛苦，但赵宇空却有机会见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庭审，也目睹了顶级大律师的精彩表现。对AACE和众多常年来为亚裔学生平等教育权益抗争的朋友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一天，令人难忘的一天。

败诉于联邦地方和第一上诉法院

但令人遗憾的是，历时一年之后，由奥巴马委任的联邦波士顿法院伯勒斯法官于2019年10月判决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FFA)在起诉哈佛录取歧视一案中败诉。

AACE随即发表声明指出： “此判决是联邦地区法院洗白哈佛大学录取歧视行为、并攻击亚裔孩子平等教育权益的错误之举。

伯勒斯法官如此倒行逆施的判决，完全无视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所呈交的哈佛对亚裔存在严重录取歧视的确凿证据。它充分表明了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在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和统治“精英”傲慢心理误导下偏袒哈佛的不公正立场。该法院对此案的事实和法理裁决无非是一个被专业术语精心包装的文案：它对哈佛方专家的证词照单全收，却忽略了SFFA方专家的举证。伯勒斯法官引用“很可能”这类含糊的语言和不经推敲的借口、无耻地为哈佛的歧视行为狡辩。但她却无法为亚裔申请人多年来被过高录取标准伤害、有着最低的录取率和最低的个人品质评分这些无争的事实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

这个法院判决不仅违背了1964年美国民权法第六条以及美国宪法第14号修正案，同时也给众多大学继续体制化地歧视亚裔孩子树立了极坏的先例。虽然遇到暂时地挫折，AACE将一如既往地支持SFFA诉讼哈佛、捍卫平等教育权益的未来举措！”

随后，SFFA向联邦第一上诉法院提出了上诉。不出所料，2020年11月，以自由派法官居多的联邦第一上诉法院再次判决SFFA败诉，为哈佛歧视亚裔合法化再次撑腰。

在这两次判决下来之后，左翼媒体欢声雀跃。但AACE的领袖们却一点也不悲观，因为从SFFA雄厚的经济资源和顶尖的法律人才，他们看到，推翻种族优待法案已经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那么，这东风从何而来？我们下篇将给出答案。https://mp.weixin.qq.com/s/rEaS1Nr7pIqFJNxyJLc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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