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47人案”背后的家人:“在地铁突然间流泪不止”
香港“47人案”背后的家人
黄宇乔(Emilia)说,她依然记得2021年初,男朋友刘颕匡遭还押时的情景。“(当时)我哭得天花龙凤,很想他在身边。”
人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有他在,她说。
刘颕匡和另外46位香港民主派人士包括数位前立法会议员和知名民主派社团发起人,因参与2020年七月的一场立法会初选遭起诉, 罪名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该案被外界普遍称为“47人案”,是《香港国安法》生效后规模最大的案件。
“立法会35+初选”意在筛选民主派人士出选名单,赢取立法会里面最多议席。最终政府以疫情为由将选举押后一年。
在案件开审后,控方表示,初选参与者同意在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后会以「无差别否决预算案」,要挟政府满足反修例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决意触发「前所未有的宪制危机」,颠覆国家政权。
据香港《国安法》22条,“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属犯罪行为,也是此案件的控罪性质。
四十七人2021年遭拘捕及被起诉至今已超过三年。“47人案”中,有16名被告不认罪,其余则全部认罪包括刘颕匡。被还押的34人中,32人是一直被关押。 审讯去年开始, 历时118天。据司法机构网站显示,案件会于5月30上午10时于西九龙法院裁决,为期两日。
“五年之约”
刘颕匡参与社会运动多年,2019年的“反修例”抗议活动中,以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的身份被熟知。2019年7月,“占领立法会案”中,他被控以暴动罪,认罪后判囚约四年半。
Emilia解释说, 过去的自己比较“恋爱脑”,与刘颕匡之间是互相依赖的状态,“他又很黏我。”
她说,还押犯人每日的探访时间为早上8点30到下午1点,有一次探监,她大约中午12点多才到达,被刘颕匡的责骂。“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迟来,说其他人都有人探访了,只有他没有人探访。”
“他可能会想,我是不是不要他,他就会很害怕。”翌日刘向她道歉,并坦诚说自己焦虑。
今年29岁的Emilia,过去为人所熟悉是她在网络上谈论女权、身体自主、性别议题,也会贴上自己的性感照片,日常经营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账号。但在刘颕匡被捕与还押之后,Emilia有很多时候都花了在处理与刘有关的事务上。
回望过去三年多为刘颕匡奔走的日子,Emilia坦言每天都是见步行步,所有事情都是从零开始去经历,包括刘颕匡还押期间要常去探监、为他买物资和买书等等。
意识到自己开始焦虑之后,Emilia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建立规律的日常,寻找一种确定性,让自己能够在当中找到安全感,例如建立起运动的习惯、注意饮食上的营养。现在,她每个星期都有四天都会去健身房训练,也会控制日常饮食所汲取到的营养成份,在可控性里面寻找到一种安全感,也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为精神和健康。
《香港国安法》中,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最高刑罚可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与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Emilia说就男朋友坐监这件事,她会假设他五年之后放监,也会问自己, 那时自己会变成怎样。
有了这样的时间线,她说,自己有了更清晰的念头,她希望自己五年之后能够变得更加好,也不想浪费及虚耗掉五年的时间,“我跟他都是这样觉得的,所以他在里面也看很多书、学很多东西,现在又在学越南文、学法文。”
“占领立法会案”获刑后,刘颕匡被从荔枝角收押所转往有高设防的赤柱监狱,以往能够每日探监,现在每月只有两次的机会。Emilia坦言自己仍在适应中,也在摸索新的生活方式,希望能够把专注放回在自己身上,“我们两个都想彼此成为更好的人。”
“最想去分享的人是你的伴侣”
“47人案”中,有16名被告不认罪,梁国雄是其中之一。他在法庭上答辩时说:“对抗暴政无罪,无罪可认。”
外号“长毛”的梁国雄,是香港资深政治人物,多年活跃于各种社会运动,他也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所属政党为社民连。 成立于2006年的社民连,是香港一个意识形态左倾的小型政党。 在现今不少民主派政党、公民组织相继解散结束之际,社民连仍然会就公共议题发声、请愿。
谈到丈夫“长毛”梁国雄,陈宝莹忍不住双眼通红。 她说,无论“长毛”作出怎样的决定,她都会支持,“虽然他的情绪是有点低落,但有一样事情我觉得他是很坚持的,就是要无愧于心。”
陈宝莹说,现在每个星期都会到荔枝角收押所探望长毛四五次。陈宝莹坦言,对于祟尚自由的长毛来说,关押了三年的时间,让他的精神状态是有点压抑,但现在有好一点。“15分钟的探监时间,两人主要是谈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有时也会讨论一下目前的政策,我想我欣慰的是他的思路方面都很清晰,”她说。
陈宝莹
2021年1月梁国雄因“47人案”而被拘捕,最初获得保释,他与相识多年的战友陈宝莹决定注册结婚。 当时两人同样是63岁,过去各自也曾经经历过婚姻与离婚。 陈宝莹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当时决定与“长毛”结婚,主要是为了能以家属的身份去处理与他有关的事宜。
回忆起当时“长毛”的求 婚,陈宝莹形容“很不浪漫”。 那是在被捕之后,想到日后有可能无法保释、需要还押,陈宝莹开始有了结婚的念头,“但是他又不出声,我又没有出声,直到有一次在跟朋友聚会吃饭的时候,长毛在席间表示‘不如结婚吧’。”对于这件事情早已考虑过的陈宝莹很快就答应,于是在战友及情人的身份之外,两人又再多了一层家人的关系。
除了要以家属身份去处理长毛的事情之外,陈宝莹也于2021年7月接任了社民连主席的职位至今。 她解释说, 那时社民连有太多人将会坐牢,她就接任了主席一职, 忙碌的日程与工作,以及整个大环境的变化,让她感到喘不过气。 “那一年压抑得很厉害, 每天都发生很多令你不开心的事。”
“有一次在地铁乘车,突然间流泪不止。”
谈到无法触踫的恋人,陈宝莹双眼不时泛起泪光,她说那是源于一种孤单的感觉。 “当然还有社民连和年轻朋友跟我们在一起,但其实最想去分享的人是你的伴侣。”
从前在两人的爱情里面,很少有太多甜蜜的话语及表达,但有了一墙之隔,陈宝莹说,“长毛”常常跟她说“爱你”。 但她说, 自己并没有感到太过开心, “因为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人,让原本一个能够独立自处的人变成一个依赖者,我会觉得这是比较扭曲一点的情绪,听到这些说法反而不会觉得太开心。”
“暴风少年”的养母
2021年3月1日,“47人案”首度提堂,经历了近38小时的马拉松式聆讯后,总裁判官苏惠德原本批准其中15名被告,包括社工吕智恒获保释,但随即因为律政司提出复核而需要继续还押。 那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吕智恒的养母Elsa跪地痛哭尖叫,成了当时各大传媒关注的一幕。
在民主派初选中,吕智恒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他曾经四次参选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但都以落败告终。相较于其他政治人物,吕的知名度相对较低,但他曾经于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离世之后,到罗湖桥宣读刘的作品而被深圳公安带走;也曾于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期间,飞往日本大阪的G20峰会会场附近举标语、跳海示威。
Elsa坦言自己是个会将情绪外露出来的人,回想起那一晚自己崩溃的一幕,是源于保释的希望落空。3月5日,律政司决定不就其中4人的保释复核,吕智恒是其中一人。
吕智恒选择认罪,三年案件管理聆讯期间,作为担保人的Elsa都会陪伴他到法庭。Elsa指,与吕在这段时间的相处,倒没有因为判决的期限临近而有太大改变。“我想可能真的要到分开的时候才会不舍得。”
作为基督徒的Elsa说,信仰支撑了她走过这一段日子,在她心目中,对于吕智恒来说也如是。
在信仰里面的分享、关怀、奉献等价值观,让她与吕智恒在这24年间,成为了一对没有血缘的母子关系。
1996年,那年吕智恒就读小学六年级,是Elsa姨甥(姐姐或妹妹的孩子)的同学,Elsa从姨甥处得知有个同学没饭吃,家庭景况不好,后来认识之后,发觉这名小孩,也就是吕智恒,长年寄人篱下,也曾遭受精神及肉体上的虐待。因为吕智恒的身世,Elsa一直持续关心着他,2000年,Elsa决定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居住。
然而这个决定,最初迎来身边很多人的反对,“包括母亲与姐姐,以及我的好朋友,都劝我要想清楚,因为那个年纪的青少年很难搞、很反叛。”惟得到丈夫的支持,让她能顺利地收养吕智恒。
被Elsa形容为“暴风少年”的他,后来升读大学,也成为了一名社工,过去一直有参与选举、社会及政治运动,Elsa都是以同行的姿态陪伴,包括这次因为参加民主派初选而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
在这段等待判决的日子,两人间中也会讨论案件的进度,以及判刑之后的打算,“都会思考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他也会计划一下自己的时间,坐牢或出来之后要怎样呢?”
Elsa说,目前的日子虽有限制,但也尽量平常心地去过活,珍惜能够相聚的时光。裁决在即,母子两人又要再面临分别的时刻,Elsa说,吕智恒曾向她表示,最不舍得的就是她。 听到这番话后,又想起吕智恒从小到大的遭遇,Elsa说, 自己不禁感到心痛,觉得他这半生承受了太多的苦楚。
“但又会想,可能他的这个苦难,都是上帝对他的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