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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为富士康的回归感到欣慰。但很少有人会想：既然“中国制造”这么好，富士康这些年为什么总是想要走？

富士康要走可谓“蓄谋已久”。

在商言商，富士康想走的首要因素还是“中国制造”的各项成本都开始不断上升，这其中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等因素影响。加之政策导向也逐渐开始转向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表达，出于多重因素考虑，其实不只是富士康，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都开始了向东南亚的流动。

早在2016年左右，富士康就开始探索在印度等新兴市场建立生产基地的可能性。这一举动旨在利用更低廉的人力成本，同时也为苹果等主要客户开辟新的市场。然而，尽管印度提供了成本优势，但在实际运营中还是遭遇了诸如供应链不成熟、基础设施薄弱、监管规则不确定性等挑战。

于是，富士康把目光转向了大客户苹果的大本营美国本土。

2017年7月，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和特朗普在白宫高调宣布，将在未来4年内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兴建生产巨型工厂，为美国创造13000个直接就业岗位。

彼时，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在选举时有强大说服力，可现实远不如政客的想象：在美国工厂开建不久后，富士康曾办了一场大规模招聘会，结果只有300人去面试。

2021年，富士康宣布将其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规模从最初的100亿美元大幅缩减至6.72亿美元。这意味着投资规模缩水了近93%。富士康的美国之行最终不了了之。

但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压力之下，无论是上游的苹果还是代工的富士康，寻求工厂替代以平衡风险的动机依然强烈。

近几年来，虽然库克一直强调中国的无可替代，但苹果公司实际执行的还是“去风险”与分散供应链的策略，将订单转向印度。作为果链的一部分，富士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需要跟随苹果的步伐。

加之富士康自己在中国本土也日益面临着巨大的争议，自“别让李嘉诚跑了”开始，对于资本以及资本家的社会情绪的微妙变化，相信同样也是富士康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组成之一。

但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苹果还是富士康，在如上诸多压力之下，转移产业链的进程实际操作都并不顺利。

换句话说，当下富士康尽管回来了，但架不住它可能还想走。因为当初所催生它想走的原因，如今也并没有真正消失。富士康们之所以回来，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暂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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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富士康产业链转移的阵痛，富士康离开的时间里，我们却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资本跑了”到底是什么滋味。

河南的感受毫无疑问是最强烈的。

郑州富士康工厂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巅峰期一度雇佣了35万名员工。2017年，郑州手机产量接近3亿台，2023年下滑到1.43亿台，缩水了一半以上。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河南手机出口1100万台，出口总额445.26亿元，同比减少500多亿元。

此前有富士康员工透露，2023年仍在富士康园区上班的员工，仅剩六七万。下岗的20余万富士康工人被迫外出谋生，加上一些聚集在郑州富士康周围上下游企业的离散，河南流出的人口相当于1.5个海南。

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们走了，就连进厂流水线打螺丝，可能都要成为一种奢望。

当然，可能也有人会说，富士康和苹果可以寻求“中国制造”的替代者，我们同样可以寻找富士康和苹果的替代者——从比亚迪到“华链”，都在试图证明我们能够寻找到产业替代。

但腾笼换鸟，远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置换逻辑。苹果和果链基于的市场，是包括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需求；再往上推导，富士康的制造业管理能力，同样也是全球顶尖的水平。

这种替代看起来简单，但一系列数据已经可以说明一切。

例如，郑州近年大力引进比亚迪超级工厂，但从郑州的进出口数据就会发现，作为电子产品代工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富士康，在全球消费电子供应链中的地位稳固，主要聚焦于新能源汽车行业制造的比亚迪或许能够解决就业替代，但远远无法解决贸易替代。

这一刻，我们应当庆幸中国人骨子里的勤劳以及“中国制造”的强大韧性，为我们留住了富士康迁移的步伐。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此基础上，消除苹果和富士康们在中国生产、经营、投资的后顾之忧？

“让人不想走”的内在吸引力，总比“别让人跑了”的威胁，看起来要体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