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堂告诉封面新闻记者，时间比预计的多了一两个小时，“双方争得还是比较厉害，山东高院的法官很慎重、很尽责。两个人贩子在庭上还是相互推诿，呼富吉没有悔罪，甚至出言质问、反问公诉人。但他终于承认拐卖了郭某振。”

庭审后郭刚堂接受封面新闻专访（石伟摄影）

在庭审前，郭刚堂透露，一审后找到呼富吉另外3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例，其中2009年、2021年两起累计对呼富吉判处了17年有期徒刑，另外还有一起发生在郭新振被拐走前一个月，尚未被处理。“一审认定，在郭某振这个案子中，呼富吉和唐立霞合伙拐卖4个儿童，另外呼富吉又伙同他人拐卖1个儿童。加上我们发现的漏罪，一共至少8名儿童。”

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郭刚堂提到的前两起案子，在一审判决书陈述呼富吉身份信息时，其实有明确提及。

郭刚堂介绍，第八起案件中的孩子，也在2021年被找到。“呼富吉当时在山西服刑，因为郭某振的案子被提到山东，相关照片公布后，那个孩子的家人一下认出他。当年，他曾在叔叔家小旅馆住过两三次，跟人家混了半熟。”

郭刚堂说，呼富吉、唐立霞都是利用搭讪求助的方式，获得目标信任，之后寻找机会作案，“让我想到两个故事，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

庭审后郭刚堂接受采访（石伟摄影）

在一审中，两人均否认作案，“都推给对方，说是对方偷偷操作的，自己不知情。一审后，他们一个死缓不得减刑，一个无期徒刑。他俩应该是做了复盘，一些逻辑不通的地方这次做了修改。主要核心就是，唐立霞一心想把自己描绘成从犯，被胁迫。呼富吉承认拐卖郭某振，但其他事是唐立霞瞒着他。反正是出不来了，不认罪不行，就捡轻的认一点。”

郭刚堂回忆，唐立霞最后陈述中“模式化表示了忏悔”，呼富吉则连这样的“做戏”都没有。“没有悔罪表现，承认拐卖郭新振也只有一句‘我承认是我做的’。期间甚至还反问、质问公诉人‘你怎么不去调查’。”

与一审之后的愤怒不同，二审后的郭刚堂平静不少。他说，庭审结束后，山东省高院的法官接收了“第八起”案件的材料，“他从来没主动供述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警方也在处理了。最坏的结果就是维持原判，我也认。把生活和工作搞好，发动更多寻亲家长们收集呼富吉的漏罪，来日方长。”

等待庭审结束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