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可能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
1961年,韩国GDP仅仅只有半岛对岸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但三十多年后,韩国在1990年代迈入发达国家,靠着连续30年、每年接近10%的GDP增长率,韩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跻身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并在21世纪后多次位列全球第十大经济体。
韩国经济增长让世界瞩目,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越了我们。
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从最贫穷国家到发达国家,韩国的汉江奇迹令世人咋舌,它是世界上工业化最快的国家,但增长快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快。
尽管韩国没有出现日本“失去的30年”,但增长并没能掩盖社会问题;韩国处于人口紧急状态,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还是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
毫不意外,它也是发达国家中幸福指数最低的。
和日本类似,韩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赤贫到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已经让韩国年轻人不堪重负,许多韩国人自称是“三不世代”,不结婚、不恋爱、不生子,甚至是躺平。
韩国的经验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反思的可能: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西方化的全盘模仿,能否在短短几十年内,彻底改变一个社会的样貌?
答案是否定的。
从数据来看,韩国的青年失业率不到6%,而我们这一数字高达17.1%,二者差值接近三倍,看起来韩国的问题并不严重,但这背后依然隐藏着复杂的韩国社会问题。
根据韩国统计厅8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7月份,在韩国15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不工作、不求职、也不学习的“三不青年”人数达到44万3000人,创下历年最高记录。
这些韩国的躺平族,并非因为疾病或残疾而无法工作,而是主动选择退出就业市场。随着韩国劳动人口的逐渐减少,主动选择“躺平”的年轻人比例反而有所增加。
截止7月,在韩国815万青年人中,有5.4%是“躺平族”,这个比例也是历年同月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韩国躺平青年都是没有工作的意向,有75.6%的韩国年轻人表示他们不愿意工作。
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经济研究室室长金光硕表示,当前韩国求职者渴望获得优质高薪工作,但实际上的优质工作机会有限,导致竞争激烈,许多年轻人因对理想工作缺乏信心而选择“躺平”。
这种负面预期使得他们宁愿暂时退出就业市场,也不愿意将就于自己不满意的工作。
韩国年轻人的这一变化,几乎就是国内社交媒体上“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的翻版。
在这一点上,韩国和我们有着诸多相似的文化背景,同是儒家思想影响,以及私人教育和学历内卷严重,寒窗苦读二十余载,随着稀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韩国年轻人也开始放不下“长衫”,对工作不愿意将就。
造成这一因素的背后,是汉江奇迹本身。
1960年代,韩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多,到20多年后,变成了城市人口占70%多,城镇化的过快发展带来了消费和经济的增长,但坏的一面也不是没有。
韩国的产业迭代迅速,从早期工业化、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到技术密集型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各种服务业扩张,这些变化极快,加起来只用了不到半个世纪。
换算下来,大约是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这也意味着,韩国人不得不频繁遭遇职业变化。
和我们类似,韩国采取的战略也是“先增长,后分配”,韩国对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立场,也可以概括为“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以及将社会福利的责任转移给家庭。
这导致韩国家庭承担了几乎全部的社会福利责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没有为国民提供社会体系保障,失业的人们最终只能向家庭求救。
家庭,是韩国过去增长和危机到来时的港湾和基石。
但韩国家庭之所以愿意承担原本是社会的责任,主要还在于过去的韩国教育投资回报丰厚;但随着韩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开始拉大的时候,教育、住房投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韩国家庭开始意识到“这是一场投入和回报不对等的投资”。
于是乎,韩国年轻人率先躺平,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晚婚、独身、丁克、甚至是不工作等社会现象涌现。
看起来,这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果,但本质上,这也是一个经济体快速增长后带来的“后遗症”,先辈们吃干抹净后,留给年轻人的只有无尽的债务、贬值的学历和越来越高的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
这一点,不仅仅是韩国和日本,在我国,类似的趋势也愈发显著。
2023年,韩国生育率创下0.72的新低,今年韩国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社会的高速增长和增长放缓之间的落差感,已经体现在韩国年轻人身体力行做出的行为选择上。
经济成本带来的各项成本和高预期的未来,都让年轻人在物质基础、自我准备、建立家庭和成为父母方面非常困难,而劳动力市场的挤压和学历贬值,则让一切变得雪上加霜。
而最终让年轻人演变为躺平一族的,可能是福利体系。
不管是韩国还是美国亦或是我们,都没有特别好的福利体系,这导致普通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很难找到体面工作,尤其是在没有福利体系的加持下,生儿育女成家立业的困难程度,也几何倍增。
内卷带来的高度竞争和优胜劣汰,让教育成了一场必玩的游戏;哪怕一个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但如果这是一场必须要玩的游戏,那么参与者和不参与者的代价,都极高极高。
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增长,都可能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
更形象来说,所谓的“未来”更具象化的东西就是年轻人。
老一辈人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红利,财富快速聚集、工作机会更多的时代,他们拥有体面的工作、优渥的退休金,可社会发展的红利也在快速消耗殆尽。
等到年轻人踏入社会,理所当然,他们有着对未来更好的期望值,可这时由于增长红利的边际效益递减,年轻人的期望变得更高了,但实际上的教育回报降低、好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叠加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的上涨,他们变得更没有动力去奋斗。
个人的努力,受制于一个大时代。
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但却需要背负一个国家发展带来的债务和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这是增长过快带来的隐性问题。
理论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是完美的;哪怕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也依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经济学家渴望从问题中寻找解决方法。
而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本质上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直到趋于完美。
韩国的经验和教训,不仅仅是因为和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曾经历过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时间段。
当高速增长成为过去,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可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