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

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

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

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

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

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

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

“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

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

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日剧《重版出来！》剧照

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

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

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

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

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

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

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

“滞销书”编辑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

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

“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

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

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

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

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

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

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

理想被现实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

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

“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

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

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

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

“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

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

“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

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

“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

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

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