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青年经营婚姻的困境

在工地调研的时候，和青年工友交流他们的婚姻和家庭问题。根据他们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们讲述的工友的情况，发现在建筑工地做事的青年工友的婚内矛盾、离婚率还挺高的。几个工友曾反问过我几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父辈们也是出来打工一辈子，年头出来，年尾回去，夫妻一年四季见不着也很少离婚。而我媳妇虽然留守，但是她带着孩子留守在镇子上陪读，吃喝拉撒都和城里差不多，并且我经常和她打视频，我们还是离婚了？

为什么我都带着我媳妇一起出来武汉打工了，我在工地做事，她在厂子里上班，平时也会在休息的时候见面，但还是离婚了？

为什么我都和媳妇在城中村租房，我白天在工地，她在服务行业，每天都能回家见面，但是她还是跟人跑了？

这几个问题，都反映出了工地青年当前经营婚姻的一般模式，而婚姻破裂的原因，因为访谈的是单方的男性，将离婚原因归咎于女方也很正常。但是从到各地农村的调研来看，当前的一些婚姻经营模式确实存在着一些风险。

一

工地青年当前经营婚姻的几种模式，或者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家庭的几种安排，可以归纳为：

第一种，是一城一县（乡）。区别于既有的男工女耕模式下的男主外、女主内，而是男工女陪方式。即男性在建筑工地打工挣钱，女方在家里陪着孩子读书。当前，绝大多数乡村没有小学和初中之后，这部分陪读妈妈么至少都住在乡镇或者县城，并且很多都是全职陪读。在建筑工地做工的青年一个人承担起养育三四口人的重担。有一部分父母还在务工，可以补贴。有的父母只能养活自己，不给青年的核心家庭造成负担。在工地有事做的时候，工人们是不敢休息的。所以，就造成了两方长期分居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作为丈夫或者父亲的工人给家里输入经济资源，但是情感支持仅仅从微信视频或者电话的方式很难达到效果。长期以往，无论是建筑工地的丈夫，还是在家留守的妻子，都有情感需求和生理需求，就很容易造成婚内出轨，婚姻破裂的问题。当然，出轨是少部分。

第二种，是共同务工，短期分居型。夫妻两人共同在城市务工，男的在建筑工地，女的则在工厂或者服务行业做事。因为建筑工地本身的特性，不仅封闭，还具有高度流动性。所以男的住在建筑工地的宿舍区，女方也住在工厂或者公司提供的宿舍区。两方虽然能够经常见面，但每次见面相处时间都不长。在务工过程中，女方结识到更有钱的人，或者有了自主意识和挣钱能力后，觉得丈夫无能，挣钱不多等等，都成为矛盾的爆发点。在建筑工地做油漆工的吴哥就有这样的经历，他和老婆一起到城市打工，老婆在一家宾馆做前台。平时他俩都住在各自的宿舍，偶尔见面，后来老婆认识了宾馆旁边彩票站的一个小老板，这个小老板也是农村出来的，但是他的收入稳定，在城里有房子。一来二去，时间久了，老婆就提出了离婚。自己当时还不知道原因，但是离婚之后老婆很快地和彩票站老板结婚了。到现在已经生了俩孩子。这里的问题也是如此，除非是进厂，女方和同样是来自底层的女性朋友们一起做事，对于中产化的生活有向往，但是并没有真正地可以有养成中产化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工厂做事，加班正常，住在集体宿舍）。如果是从事服务行业，一者是要求女性的穿着打扮本身实现“都市化”。二者是结交的圈子相对多元之后，能够见识到社会的各色现象、各界人士，对城市化和中产化的吸引力难以抵抗，最终带来的又将是城乡观念在家庭内碰撞与冲突。

第三种，是共同进城，一起居住型。相对来说，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进城务工方式是最有力于双方婚姻的稳定的。这里又有不同的形式。工地青年父母支持资源有限的话，很难在城市买房，他们一般都是租房子住在城中村，夫妻俩白天各自上班，晚上下班之后回到城中村租住的房子里。一旦进城之后，就面临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要么是父母在老家带娃，陪着上学。要么就是夫妻俩务工，父母中的一方或者两方都进城来陪读，顺便挣钱。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省在城市生活的成本，父代和子代两代人居住在一起，在城中村本身就不大的狭小空间内，存在着诸多不方便。同时，代际之间生活的差异和矛盾也有可能会爆发。对于夫妻之间来说，又增加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在工地做架子工的明哥就说他对于每天回去城中村住的房子就很发愁。回去，老婆要数落他无能，但是父母听见儿媳妇这么说儿子，就很不乐意，有时候本来是日常拌嘴的事会因为父母的介入而成为大的矛盾。但是母亲要帮着接送孩子，父亲在城里还再打份工。不住在一起吧，接送孩子也很麻烦，住在一起吧，麻烦事也不少。

二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不同的婚姻经营方式，都是对市场化转型的城乡巨变下所做的调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转型背景下，家庭内部的婚姻困境，其发生机制与社会变化有关联。

其一，个体所生活的社会由熟人转向半熟人（陌生）社会。也就是说，年轻人所居住的空间在乡镇或者县城，脱离了既有的村庄社会。在乡镇和县城居住的人往往是多元的，并且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家庭面向。乡镇和县城很难形成公共舆论。如此一来，无论是工地青年认为的“女方太作，花钱如流水”，亦或者是“女方出轨，公然和别的男性交往”，这些对于乡镇或者县城生活的很多人来说，他们不关心，即便是知道了也不会讨论。相比于县城，在乡镇生活的年轻人可能要相对顾及一下自身与乡土文化格格不入的某些行为。总体而言，乡镇和县城没有形成公共社会的舆论约束，也没有产生对个人不当行为的纠偏机制。个体在这种半熟人（陌生）社会里的行为不必有来自社会的压力。

其二，家庭伦理的瓦解和家庭责任的缺失。家庭伦理道德能有效发生作用，从夫妻婚姻关系缔结初期就对双方的行为举止起到束缚作用。本质上，还是家庭所在的村庄社会的失效。当前，村庄社会在解体，年轻人又居住在城镇，家庭道德伦理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有一个女性，连续离了三次婚，最后嫁给了一个在县城经商的老板，也成为村庄社会所允许的，很多人对此的评价是女的有本事。同时，也存在一部分在城务工的人对家庭责任的缺失。家庭和婚姻的维系，不仅仅是经济支持，更要有情感交换。受着主观上的“我就是挣钱的，把钱拿回家，还要我干什么”的想法以及客观上“只能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交流”原因影响，使得在城务工的一方在做好夫职和父职方面做得并不够好。

其三，同类群体的错误示范作用。不仅仅在县城陪读的女性受着自己姐妹圈的影响，践行着中产化的消费生活习惯。在建筑工地长期务工的男性也受着工地上“临时夫妻”“找小姐”等解决情感和生理问题的途径的影响。王哥说：“找小姐在建筑工地很正常，出来做事就是长达几个月，总需要解决生理问题。关键是有一些工地，还有‘鸡头’专门去发放小卡片。有些人本来没有想法，也被刺激到了。”但是多数情况下，不会成为问题。一方面，工地上现在出现了班组之间的陌生化，相互之间不认识，也不关心。另一方面，班组内形成了相互包庇的风气。这二者使得男性出轨、找小姐等破环家庭的行为方式大概率上都不会被家里知晓。并且，能在家里和外面掌控得住，成了工地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怪异现象。

其四，代际之间的矛盾问题。当前，在建筑工地的青年家庭要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生活，靠年轻人自己在工地的务工收入很难支撑得起。湖北地区的农民相对来说代际责任比较强，父辈们就会主动地延长自己的人生任务链：为子代买房子、买车子、娶妻子、看孙子、不间断地给票子等。总而言之，父辈处于一种持续资源输出的状态，也就带来了父辈以资源掌握为由的对家庭秩序主导的权力。自然而然，父辈退出家庭秩序主导权的时间也在延长。无论是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还是全家务工的代际合力。扩大化的家庭内部两代人之间的生活安排、行为习惯都存在潜在冲突。即便是当前不少老人以“娶媳妇不容易，处处忍让”为原则在和子代家庭相处，但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多，代际之间产生矛盾的风险也无时无处不在。

其五，思想观念的冲突即城乡观念的对立问题。在建筑工地的青年工人，长期接受着来自乡村的初生代农民工们思想行为的熏陶，又因为工地本身的封闭性，让这一部分人较少有机会接触城市化的生活，所以工地的青年们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呈现出浓厚的乡土性。与此不同的是，在乡镇或者县城的陪读妈妈们的生活习惯逐渐在向城市的中产化的生活方式看齐。一个工友说：“他老婆在家里不工作，就只是带孩子。就这样，还是每天三顿饭在外面的饭馆解决。她们一伙的一帮太太们，几乎每天都要收快递，买了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这种行为，自己看不见还好，看见了肯定忍不了。自己在工地辛苦一天挣300块钱，老婆带着俩孩子顿顿在外面吃，几乎很少开灶，光是吃饭就得2000块。我是希望她可以自己做饭的。”这种中产化生活方式的表象，本质上是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种畸形认知。然而，身处于乡镇和县城，又有个同类群体的朋友圈在示范，最后就带来了女方养成了中产化的生活观念。结果就是在关于家庭内的小事、大事的决策方面，双方都很容易形成一种对立。这种对立本质上就是城乡文化之间的对立，很难调和。

三

工地青年们所面临的婚姻困境，从城镇化角度来说，是当前他们仍然在以家庭的分离和个体的城镇化为代价来维持家庭发展的结果。女性留守的很大原因是为了孩子在县城接受教育，最终长期分居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毕竟，家庭不仅仅是经济功能的单位，更是情感互补的载体。因此，工地青年们面临的婚姻困境，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以个体为单位的城镇化实践必然会遇到的。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城镇化实践的政策方面入手。

在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政策发展方向，应该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的方式可以实现家庭的完整，同时避免一系列因为“临时夫妻”以及“性市场无序繁荣”带来的社会问题。然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实现，需要实现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普及和开放，也就是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宽。当前关于公共服务的福利很多还是和户籍制度本身挂钩。可以让小孩在务工地读书、家中的老人在务工地就医，解决了这两个核心问题，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发展，我国的城镇化才能上升到更高水平。但是，对于工地青年们来说，建筑工地工作本身的封闭性和流动性是导致婚姻困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解决他们的婚姻困境，不仅仅是家庭的城镇化，还要从他们自身工作方面的个体赋能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