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震惊不已，手颤抖不止。她努力握紧手机，而手机不断震动，一张又一张不堪入目的色情图片和数条视频传过来。“快回复，回复我，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躺在床上的她，感觉自己坠入无底深渊

“为什么受害者是我？”

那是2021年的夏天，28岁的金灿正准备去美国留学。突然而至的手机信息，将她的生活全部打乱。

在被恐怖的信息轰炸近两个小时后，金灿颤抖着在网上输入“Telegram”“合成照片”等关键词。她发现，很多韩国女性已经遭遇过类似的情形。

8月30日，韩国首尔，人们携带面具举行抗议，反对深度伪造色情片。本文图/视觉中国

金灿向搜索到的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持中心拨去电话，对方告诉她，如果施害者还在持续发送信息，建议拨打112报警。警方接线员则告诉她：“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并去最近的警察局报案。”

金灿坐立难安。母亲开上车，陪她一起前往首尔西大门警察局。

“报警？就算你报警，也抓不到我！”手机里，又收到一条消息，就好像施害者在监看着这一切。坐在副驾驶座上，金灿四处摸索，寻找是否有隐藏的摄像头。“我感觉自己被套在了绞索上，无法逃脱。”

“你跟谁有仇吗？”接待的警员询问金灿，她摇了摇头。在警察局登记完信息，手机里的信息又来了。走出警察局，金灿感觉胸闷气喘。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当天首尔的气温超过30度。

回到家中，金灿仔细回忆。对方所使用的照片，是她在社交媒体KakaoTalk上的两年前就已经换掉的旧头像。这可能意味着，施害者“在自己的通讯录里已经超过两年”。

一个月后，西大门警察局打来电话，要求金灿提供更详细的陈述。这一次，父亲陪同她一起去了警察局。他们询问警员，这一个月有什么进展，对方没有回答，而是问了金灿几个问题。

“你知道合成图片的照片来源吗？”金灿回答说不知道，那只是社交媒体上的头像。“还有其他线索可以识别施害者身份吗？”金灿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对方的昵称是“Kim T”。“你能提供的线索只有这么多了吗？”金灿点了点头。

金灿本希望警方能够找到更多线索，查明施害人的身份。但她发现，一个月以来，他们什么也没做。警方还重申了她原本听过很多遍的说法：“涉及Telegram的调查很困难。”

Telegram是一款跨平台的即时通信软件，支持用户相互交换加密与自毁消息，发送照片、影片等所有类型文件。该程序具有强大的隐私保护功能，可以防止任何人（包括执法机构）访问存储在服务器上或通过网络传输的加密数据以及用户信息。

2021年8月底，金灿回到美国继续读书。因为难以摆脱焦虑和恐惧，金灿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当地接受治疗。

同年12月，警方向金灿父母家发出“因缺乏线索，暂停调查”的通知。金灿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真正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她还是感到既绝望又生气。“如果连警察都无法处理，那我又该向谁求助？”

最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金灿还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受害者）是我？”她换掉用了15年的手机号，缩小了社交圈，强迫自己忘掉所遭遇的这一切。后来，她甚至删除了证据照片和她用来向警方发送信息的电子邮件账户。“我不想在互联网上留下任何关于我的合成照片的痕迹。”她以为这样，世界就可以安静了。

2022年6月，金灿返回首尔。在一家咖啡馆，她见到了首尔大学另一位女性校友，得知3名首尔大学校友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金灿试图忘记的一幕幕又出现在脑海里，她们的脸部被叠加到没穿衣服的女人身上、尴尬的笑容、看起来像是被轮奸的混乱场景……通过比对照片的形式以及对方说话的语气，她们推测：这可能是同一人所为，而且极有可能是她们共同认识的人。

包括金灿在内，4名受害者决定继续向警察局报案。她们分头行动，向西大门警察局、江南警察局、世宗警察局、冠岳警察局报案。她们以为，受害者人数已经达到4个人，警察局也许可以发起联合调查，但那依旧没有发生。

从“N号房”到“熟人羞辱房”

2022年的夏天依旧燥热，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元恩地照例打开了邮箱，一封举报邮件让她一整晚不能入睡。

邮件的内容，正是金灿等4名女性遭遇网络性侵害的资料。看完邮件，元恩地浑身冰冷，“那种既愤怒又崩溃的情绪再次袭来”。

2020年，韩国爆发“N号房”事件，一时哗然。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初发现“N号房”并最终推动“N号房”曝光的，是两个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女生。元恩地，就是两人中的一位。当时，她化名为“火”，和化名“丹”的朴智贤，共同组成“火花追踪团”，每天在“N号房”卧底5个小时，为警方收集了关键的证据和罪犯信息。

2021年，韩国“N号房”主犯赵某（中）获刑42年。

在这个过程中，元恩地已经注意到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风险。她发现，相较于“N号房”事件，深度伪造数字性犯罪似乎更加可怕。在“N号房”事件中，施害者有一个虐待和恐吓的过程，他们给受害者拍照或者录像，存在身体暴力行为。但在深度伪造性犯罪中，物理界限消失了，那些受害者往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成为的受害者。

“就连日常生活，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犯罪目标。”元恩地表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副院长兼网络安全中心顾问法里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度伪造本身就具有潜在的危险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为所谓的‘骗子红利’铺平了道路。在这个一切都可以伪造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一定是真实的。任何东西都可以造假：新闻报道、图片、音频、视频……”

但在当时，很少有人对这种数字性犯罪加以重视。元恩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20年当她作为“N号房”事件证人发言时，在场一些人甚至不理解她说出的“深度伪造”和“数字性犯罪”的概念。同年，韩国通信委员会发起了一项数字性犯罪认知的调查，29％的成年人和5.7％的未成年人表示他们遇到过数字性犯罪，但在这些人中，认为数字性犯罪根本不是问题的成年人占9％，未成年人占16％。

在讨论修订关于《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的会议上，甚至有国会议员将深度伪造他人影像，形容为自己在日记中的私密想象，并公开质问，如果连想象都处罚，我们男人还能做什么？元恩地深感无奈：“这就是当时某些国会议员的可怜认知。”

当“N号房”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韩国政府也作出了一些应对。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韩国警方和检察机关要彻底调查此案，不仅要严惩直接参与犯罪的人，还要追究所有间接参与或帮助传播的人。韩国国会也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修正案，规定对制作或散布深度伪造色情影片的犯罪者，处以最高5年监禁或5000万韩元罚金。而以营利为目的的，最高可判处7年监禁。

不过，元恩地发现，在现实中，因为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传播目的”。如果找不到传播照片和视频的证据，单靠“简单制作”很难受到惩罚。此外，要起诉仅仅进入此类聊天室观看的用户，更是一项挑战，因为很难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不仅如此，后来选择进入政坛的朴智贤，在担任韩国民主党紧急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时还注意到，施害者常常利用“初犯”和“悔罪”两种工具来减轻刑罚。就连在“N号房”事件378名被判有罪的参与者中，也只有12.4％被判入狱，缓刑率高达69.1％。

到了2022年，以男性选民为基本盘的尹锡悦就任总统后，打击性犯罪的执法变得更加不再紧迫。当“N号房”事件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网络上，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熟人凌辱房”成为新的邪恶温床。

使用Telegram聊天室程序生成深度伪造资料，提交最少一张清晰的面部照片，最快5秒，就能生成合成照片，费用约为2650韩元（约合2美元），不到一杯咖啡的价钱。不到25分钟，就能获得一条60秒的影片，费用约为13260韩元（约合10美元）。

使用该软件的主题功能，用户还能看到一个菜单，可以找到“教师房”“护士房”“妹妹房”等不同类别的聊天室。在这些特殊的“羞辱房”中，一些用户被要求，除了提供合成照片或者视频外，还要共享这些女性的姓名、年龄、出生日期、个人信息，甚至居住地。

元恩地发现，聊天室成员上传熟人的深度伪造影像，甚至就是他们自己的同学、妹妹、妻子……她感到难以置信，那是一种自己所知的世界正在崩塌的感觉。

当2022年夏天接到举报邮件的那一刻，元恩地知道，“首尔大学女生”成为新的“羞辱房”主角。

追捕“真凶”

施害者的作案路径，逐步清晰。首先，受害女性都是大约十年前就读于首尔大学的女校友。此外，她们被拿去制作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的照片，都来自KakaoTalk里的个人资料。

掌握这两点线索后，金灿和其他受害者开始重点留意大学时期的男性同学、学长或者学弟，但她们发现，锁定施害者依然困难重重。她们的通讯录里有不止一位共同的“首尔大学KakaoTalk好友”。不仅如此，施害者的人数也很难确定。

那段时间，金灿感到极为痛苦，她不得不怀疑每一个人，从很久没有联系过的人，到最近两年才接触的人。

不断的比对没有进展，调查一次又一次中断。就在这时，一位受害女性的学长在Telegram上收到匿名男性的联络，并发来包含多位首尔大学校友的深度伪造合成图像，邀请“一起羞辱她们”。对方还发来了多个聊天室链接。

元恩地接收到受害人转发过来的信息，决定伪装成学长的朋友，卧底到聊天室中。她虚拟了一个30多岁、有着首尔大学毕业的美丽妻子、喜欢观看网络色情影像的男性身份，向“Kim T”发去了消息。在聊天过程中，对方十分谨慎，起初甚至时不时威胁。

“如果你玩我，我会追你到地狱的尽头，然后杀了你。”

为了取得“Kim T”信任，元恩地每天晚上11点上线。在交流中，“Kim T”对元恩地虚拟的“首尔大学美丽妻子”十分感兴趣。他不断向其询问“首尔大学美丽妻子”的职业、兴趣、公司以及常去的咖啡厅，以此来幻想和编造各种色情故事。

过去卧底“N号房”时，元恩地创建了一些对方点进去就能获得定位信息的链接，但这一次，对方非常谨慎，始终避免提及自己的身份，也完全不会去点击任何链接。

为了抓到施害者，金灿也开始寻找不同的出路。“我研究了性犯罪受害者可以采取的支持措施，并给所有可能的地方打电话。就这样，我联系到了韩国性暴力危机中心的赵允熙律师。”她们一起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和首尔高等检察厅提出上诉，但都遭到驳回。

2023年12月，首尔地方警察厅重启调查，并建议元恩地保持与施害者的联系，因为如果不能锁定嫌疑人，警方没有办法进行实地搜查。在一次次令人厌恶、不愉快的谈话中，元恩地和受害者们感觉到，这可能是抓获施害者的唯一途径。

“进行这些对话让人筋疲力尽。有好多次，我必须走进风景不错的咖啡馆，打开笔记本，发几句话。看着美丽的风景，又发几句话，再抬头看窗外。”元恩地时常抑制不住内心的恶心。

直到今年春天，“Kim T”向元恩地询问，是否可以给他看一张“美丽妻子”的内衣照，当元恩地发过去一张照片后，对方进一步提出：“可以把内衣送给我吗？”

元恩地意识到，将嫌疑人从线上引到线下的机会来了。这时警方也告诉她，如果能够借此机会逮捕嫌疑人，那么接下来的检举、搜查也都有了契机。

元恩地答应了嫌疑人的要求。考虑到“羞辱房”针对的就是首尔大学的女校友，她还提议，不如就在首尔大学地铁站附近的一栋大楼里进行交接。今年4月3日，当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取走装有女性内衣的纸袋时，被警方包围并逮捕。

元恩地给对方发去消息：“拿到了（内衣）吗？”但再也没有收到回复。

看到嫌疑人被捕消息的那一刻，元恩地突然感到一阵无所适从。“我很难相信，如此谨慎的犯罪嫌疑人，仅仅因为一件内衣，而不是尖端技术，就被抓到了。”

根据警方的初步统计，自2021年7月至2024年4月的34个月时间，主犯朴某（40岁）和其他4名施害者，利用深度伪造技术换脸合成色情照片和视频，在社交媒体Telegram上建立了近200个深度伪造聊天室，参与制作、传播超过1800份非法照片和视频。受害者多达61人，其中包括金灿在内的12名首尔大学校友。

当深度伪造技术不再是门槛时，如何约束和打击数字性犯罪成为了人们要面对的难题。

“那个人真的是真凶吗？”

“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性格似乎并不奇怪。”直到朴某真正被逮捕，金灿才想起来这人到底是谁。这位学长也曾是首尔大学的学生，要比她们大10级左右。但他们的交集仅限于此，没有一起上过课，也没有一起吃过饭。

金灿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经过了几天的沉默后，金灿询问元恩地：“那个人真的是真凶吗？”

6月3日，是朴某第一次出席庭审的日子。元恩地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让她没想到的是，庭审过程中，对方一直哭泣、抖动着肩膀，当检方宣读起诉书时，他痛苦地捂着脸。

“我已经注意到他在Telegram上讲话时非常谨慎，不想被抓住，但我不知道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Kim T’会在人们面前如此颤抖。这让我觉得，那个躲在聊天室和匿名账号后，嚣张又大胆的罪犯似乎死在了Telegram上。”元恩地说。

在现场，朴某承认了大部分的罪行。在最后的声明中，他表示，自己从未真正试图憎恨受害者、羞辱受害者。“我想向受害者道歉。”

直到在离开庭审席时，朴某嘴里还一直嘟囔着对不起。这让元恩地感到困惑：“现场并没有受害人出席，我不知道他在向谁道歉。”

“首尔大学N号房”事件曝光后，韩国越来越多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色情聊天室被曝出。初步调查显示，这些聊天室中人数最多的，高达22万名成员。而受害者中，80％为女性，包括大学生、教师、军人等，甚至有不少初高中生等未成年人。

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性犯罪事件，也被称为“N号房2.0版”。感到危险无处不在的韩国女性，在全球各大社交媒体上求助。数十个女性权利组织则从8月开始举行不同规模的抗议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严厉打击此类犯罪。

这几个月以来，在韩国女性中，恐惧不断蔓延。海美是居住在庆尚北道鱼尾市的一位母亲，她最近删除了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所有照片，并让读初中的女儿再也不要发布任何照片。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每个学校都在滋生深度伪造聊天室，我们已经丧失了正常生活的权利。”

在海美撤掉了社交媒体上自己和女儿的照片后，她发现越来越多家长也选择同样的做法。8月末，一份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深度伪造受害者地图上，受影响的学校多达600所，遍布全韩国。

首尔市教育厅厅长郑晋权曾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他注意到，曾任职的中学已经在讨论是否不再把学生照片放入学校年刊的问题，甚至一些老师已经明确拒绝将自己的照片放入学校年刊，而是用画像代替。

元恩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就是韩国的现状，女性明明没有犯错，但不得不承担这一切。

本轮深度伪造网络性犯罪大规模被曝出之际，总统尹锡悦要求当局采取更多措施，“根除”该国的数字性犯罪。10月10日，韩国国会修改了法律，将观看或持有深度伪造色情内容定为非法。

根据新的《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修正案，持有、购入、保存或收看深度伪造色情影片的犯罪者，原本最高5年监禁上调至7年。以营利为目的，从最高7年监禁，修改为最低3年至无期徒刑。

但元恩地注意到，实际判决中，施害者总有办法争取到从轻处理。8月28日，“首尔大学N号房”另一位同犯朴某（28岁），被指控从2020年7月至今年4月制作约400个虚假视频并传播约1700个虚假视频，判处5年徒刑。

判决公布后，部分受害者的代理律师金敏儿感到不满：“这比检方建议的10年有期徒刑要低5年。”在金敏儿和元恩地看来，“只有更严厉处罚，才能根除犯罪”。

“他们总是以为自己不会被抓住，就算抓住也会想方设法减少罪刑。”目前，元恩地和金灿等受害人正在发起请愿。“如果罪犯不能被绳之以法，他们很可能还在某些地方过着双重生活，犯下类似的罪行。尽管罪犯在法律面前，用各种说辞表达悔罪之意，但其背后的用意仍然是淡化罪行。”元恩地在请愿书中写道。

她还指出，鉴于韩国深度伪造数字性犯罪的严重情况，且该案的审判结果可能会影响未来此类案件的裁决，恳请对犯罪者进行更严厉的处罚。针对主犯朴某的量刑，预计在本月30日公布。

人权观察组织妇女权利副主任希瑟·巴尔曾在韩国采访了一些遭受数字性犯罪的女性。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些受害人长期承受着压力，出现焦虑、饮食失调等症状，许多人不得不更改了姓名和地址。她采访的一位受害人甚至做了整容手术，并表示“如果我无法删除视频，那我就去‘删除’自己”。

3年过去了，金灿仍然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她说，每当和男性交流就会很有压力，因为她担心“看起来正常的人，也会在背地里干那种事”。每次使用智能手机，也会勾起她对那些影像的噩梦般的记忆。

尽管韩国政府数次对相关法令进行修改，但希瑟·巴尔认为，“韩国政府的回应远远不够”。韩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堪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韩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管理层中的女性比重仅为16.3％，在36个调查对象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二。

“韩国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和立法者，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当这些关键职位都被男性所掌控时，针对女性的数字性犯罪不可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希瑟·巴尔也注意到韩国女性的行动，并认为这是积极的信号。

谈到为什么坚持反抗性剥削时，元恩地表示，当女性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愤怒是一种本能。“也许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性犯罪在韩国被彻底根除，但女性不能放弃呐喊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