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哈里斯没有从她“马克思主义者”的父亲那里学到改善收入分配的精髓。哈里斯之父唐纳德·哈里斯出生于牙买加，是斯坦福大学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的黑人经济学家。对照牙买加的发展历史，他发现牙买加的独立和自治并没有改善人民生活。尽管历届政府都曾试图通过扩大再分配和其他经济干预来减少贫困和收入不公，但并没有显著效果，反而使政府债务激增。

他倡导政府发展有潜力促进出口增长的制造业，积极削减预算赤字，同时为私人投资提供财政激励，扩大公共基础设施等，以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他的许多见解和观察，与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众多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平行关系。他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不平衡发展”，这不仅指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还指向国内群体之间的不平衡。黑人等少数族裔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无法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单独解决，而要从美国经济整体入手，观察黑人如何在既有的经济结构中遭到压迫和排斥。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二十二，编译自纽约客，原题为《唐纳德·哈里斯的经济哲学》（The Economic Philosophy of Donald Harris）。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4年第41期 总第213期

唐纳德·哈里斯的经济哲学

7月底，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不久，《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将她的父亲唐纳德·哈里斯（Donald Harris ）描述为“一个好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唐纳德·哈里斯是斯坦福大学第一个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黑人经济学家。在 9月的总统辩论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复并扩大了这一指控，称父女俩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把她教得很好，”特朗普说。最近，我问在牙买加长大、现年 86 岁的唐纳德·哈里斯，他会如何描述自己。哈里斯回答说：“马克思自己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同时代人以他的名义给他们的思想实践贴标签，他们歪曲了他的思想。今天我也可以用马克思这句话，来谈论我个人和我的工作。但我不需要这样做。我不能为媒体或其他人的愚昧无知承担责任，也不需要对此回应。”哈里斯已经多年不与媒体接触了，他同意回答我提出的一系列书面问题。他接着回答道：“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公开的。任何花时间和精力去核查的人都会明白其中的意义。”

（本文发表截图）

最近几周，我尽可能多地阅读了这方面的材料——学术论文、政策简报、牙买加报纸上的文章、1978年的一篇名为《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的论文——我也与哈里斯的一些前同事和学生进行了交谈。我所看到的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学者，而且很难被归类。尽管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一直在努力利用他的学术工作作为武器攻击他女儿，而不管他们关系早已疏远（哈里斯和卡玛拉的已故母亲沙玛拉·戈帕兰Shyamala Gopalan于1972年离婚，卡玛拉声称自己由母亲抚养长大）。

哈里斯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参加了许多经济辩论，这些辩论在学术界之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哈里斯成为斯坦福大学第一位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黑人经济学家。他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这在当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资本主义的长期动态，提供了理论框架——经济如何增长以及财富如何分配——这比标准教科书和课堂上宣扬的理论更有用。哈里斯在 1978 年出版的书中考察了多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法，他写道，尽管马克思主义体系在某些基本要素上并不完整，但“今天仍然是构建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强大基础”。尽管如此，他自己的许多理论工作都来自一个独特但相关的思想传统，即后凯恩斯学派（the post-Keynesian school），该学派最初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一些英国左翼追随者有关。哈里斯将后凯恩斯主义方法扩展到发展中经济体，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他见证了一场漫长而激烈的跨大西洋辩论：凯恩斯学派的两个堡垒——英国剑桥和马萨诸塞州剑桥——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分配蛋糕的基本问题上相互对立。从 80 年代开始，他与自己的祖国牙买加保持了一致，提倡经济增长战略，这使他站在全球化支持者一边，与那些拒绝国际资本主义、主张向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性飞跃的左派保持距离。

他的经济观点受到在牙买加殖民时代成长的经历影响。他于 1938 年出生在奥兰治山（Orange Hill）——牙买加岛北部海岸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他的家人在那里拥有一个农场。他在 201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他的祖母克里希小姐拥有一家干货店，正是对她日常生活的观察，激发了他对经济和政治的兴趣。哈里斯的父母让他去上主日学校，学习教义问答。他在高中时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并在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College of the West Indies）获得了一席之地，该学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首都金斯敦郊外的一块土地上建立的。在那里，哈里斯不仅获得了学士学位，主修了经济学、英语和拉丁语，也更多地接触了外面的世界。

尽管英国在战争期间允许牙买加实行有限自治，但该岛自1655年以来仍由伦敦统治。然而，世界正在发生变化。1959 年初，哈里斯还在上大学，邻国古巴的一场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 Fulgencio Batista）。哈里斯在他的自传文章中讲述了牙买加媒体对古巴事态的高度关注，牙买加有着类似的历史：殖民主义、甘蔗种植园和奴隶制。“我在校园演讲和国际新闻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词被随意使用，”哈里斯写道。“但对我来说，它们只是文字。我对它们没有结构化的认识。关于资本主义，我从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能学到的知识很少。”

1961 年，哈里斯搬到伯克利攻读经济学博士，他仍然对教科书中的理论感到失望，这些理论描绘了一幅和谐的经济图景：市场力量有效地分配资源，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冲突却被掩盖了。这种方法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哈里斯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寓言故事没有反映现实。他在大学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 20 世纪 30 年代的书《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这是剑桥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论文集。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理论的普适性，而多布则强调历史、阶级冲突和帝国主义。

哈里斯已经熟悉了两位更著名的剑桥经济学家的作品：凯恩斯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他们都深受大萧条的影响。在凯恩斯 1936 年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他挑战了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自我修复能力、政府只能置身事外的传统观念。他认为，经济衰退时期需要财政刺激政策——这一见解为西方国家战后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

罗宾逊更进一步；她认为大萧条已经让自由市场经济失去人心，必须彻底取代它。（1933 年，当她在剑桥大学担任助理讲师时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书，讲述了在所谓的竞争市场下，价格和工资水平是如何被大公司控制的。）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她和她的同事们试图将凯恩斯的基本见解（不能仅依靠市场力量来稳定经济）扩展到对增长和不平等等长期问题的理论研究。

哈里斯对剑桥经济学的兴趣在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来到伯克利担任客座教授时进一步加深。阿马蒂亚·森现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当时还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一名年轻教员。森的博士导师是多布，因此哈里斯邀请他加入自己论文的审查委员会，这篇论文研究牙买加经济的通货膨胀、资本积累和增长。森和哈里斯谈论了剑桥经济学，并向他介绍了意大利学者皮耶罗·斯拉法 (Piero Sraffa) 的一本书。斯拉法自 20 世纪 30 年代逃离墨索里尼政权后，一直是该校三一学院的研究员。

斯拉法的著作出版于 1960 年，代表了超越新古典理论的雄心：它使用现代数学技术来复兴和扩展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理论，大卫·李嘉图是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人，他关于租金和工资的著作影响了当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李嘉图将社会分为三个相互竞争的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展示了地主如何通过占有土地这一稀缺资源，并收取租金来获取经济剩余的最大份额。读完斯拉法的著作后，“我知道我必须去剑桥”，哈里斯回忆道。

1966 年，哈里斯在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的同一年，也就是他的大女儿卡玛拉出生两年后，他作为访问学者在康河畔的古老大学城度过了一段时间，见了多布与罗宾逊。罗宾逊当时参与了所谓的“剑桥资本之争”（Cambridge capital controversy），这场论战使他们与一些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立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他们都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尽管双方名义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他们之间却产生了很大的敌意和怨恨。

表面上看，“剑桥资本之争”的焦点是物质资本（工厂建筑、机床、计算机等）的本质，以及是否有可能出于理论和实证目的，将这些部分汇总为一个整体，并为其贴上美元数字。美国剑桥队的回答是肯定的。英国剑桥队则是否定。

但分歧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差异。在萨缪尔森、索洛和许多其他麻省理工学院式的凯恩斯主义者所依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中，工资由工人的生产力决定，利润反映资本的生产力：高生产力工人的工资高于中等生产力工人，而提高生产力的新投资会产生更高的回报率。事实上，这些关系可以用一个数学方程来描述，即所谓的“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在这个框架中，工人和资本家远非对立，而是作为“生产要素”处于平等地位。市场力量确保他们都根据生产力获得回报，而生产力最终由技术状态决定。剥削和阶级斗争与此无关。英国剑桥的凯恩斯主义者对这一理论犹豫不决。尤其是罗宾逊，将新古典主义方法视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不平等问题的几乎不加掩饰的合理化。由于对麻省理工学院团队成员盗用凯恩斯主义者的绰号感到愤怒，她开始称他们为“混蛋凯恩斯主义者”。

尽管哈里斯的经济观点越来越与罗宾逊保持一致，但他告诉我，这些交流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思想上的交流。“对观点进行批判性思考是一种文化规范，在任何有待辩论的问题上，各方都接受并欢迎这种做法，”他接着说，这种环境“与我在美国所经历的一些同事（包括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反应（思想封闭、居高临下，甚至充满敌意）形成了鲜明对比。”

英国凯恩斯主义者也对他表示欢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当时是剑桥大学一年级的教员，他回忆说：“我认为他的优势之一是，他比剑桥人更了解美国的经济敏感性，后者倾向于阅读他们自己、萨缪尔森和索洛的著作，仅此而已。”哈里斯很快就受到“剑桥经济学团队”的欢迎，伊特韦尔回忆道。“他成为该领域分析能力最强的作家之一。”

哈里斯回到美国后，专注于将后凯恩斯主义方法（主要以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模式发展而来）应用于印度次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地区。在他的论文中，他强调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某些结构性特征，例如农业部门的庞大以及进口先进机械的资金短缺，他认为这些特征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些特征在简单的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出现，哈里斯的目标是超越这些模型。

1968 年，哈里斯被任命为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终身教授。他再次访问剑桥大学，并于 1970 年获得福特基金会奖学金（ Ford Foundation fellowship ），前往在印度经济学领先的德里经济学院（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此时，剑桥资本之争已逐渐平息——双方都声称自己获胜——但经济学界仍然因通货膨胀、工会和发展中国家贫困等问题而争论不休。哈里斯还与琼·罗宾逊重逢，后者即将退休，但仍在公开辩论中发表重要言论。她直言不讳地批评冷战、越战以及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说。

1972 年，哈里斯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聘任，帮助研究生课程建立一个名为“经济分析的替代方法”（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Economic Analysis）的新领域。当时有反战抗议活动，一些学生要求扩展经济学教学大纲，纳入激进的经济学方法。《斯坦福日报》（The Stanford Daily）在头版以“马克思主义者获经济学职位”为标题报道了哈里斯被聘为全职教授的消息。（应该指出的是，在七十年代，对马克思理论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极左派。保罗·萨缪尔森在他广受欢迎的教科书中引入了关于马克思的一节，他写道：“直到最近，即使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学不到任何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东西，他们只认为他是一个不健全的人，这令人愤慨。”）

哈里斯还教授一门名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本科课程，该课程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还举办了一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研讨会，听众包括经济系以外的学生。每周三下午都会有不同的演讲者发表演讲，主题包括奴隶制、契约劳工和殖民主义对土著人民的影响等。演讲结束后是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经常延续到附近的一家名为楚师傅（ Chef Chu’s）的中餐厅。

我最近采访了两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参加哈里斯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奇兰吉布·森（Chiranjib Sen）和吉塔·森（ Gita Sen），两人是夫妻。“斯坦福大学的的主流是新古典主义，我们很多人认为它不现实，唐就像一股清新的空气。它让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大量历史事实。”吉塔·森后来成为健康和性别经济学方面的知名专家，并担任联合国高级顾问，他回忆说，哈里斯“不喜欢宽泛的概括。他敦促人们不要以政治经济学的名义胡编乱造，要真正理解争论的含义。我个人认为他是我最优秀的老师。”

当时，许多左翼经济学家都参与了反战运动和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该联盟由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和教师于 1968 年创立。哈里斯没有加入该组织，也没有参与公开抗议活动。“我认为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与学生中最狂热的激进主义保持距离，”数学经济理论家、哈里斯的同事邓肯·福利 (Duncan Foley) 告诉我。尽管如此，哈里斯的种族使他在校园里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以前从未有过黑人教授。”奇兰吉布·森回忆道。吉塔·森说，哈里斯不仅是黑人，而且是牙买加人，这对她和斯坦福大学的其他海外学生来说尤其重要，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来自前殖民地。“我们对他有一种归属感，”她说。

在哈里斯的理论著作中，他并没有过多关注种族问题，但他偶尔也会写一些关于种族的文章，他的贡献表明他愿意挑战主流。在 1972 年发表在《黑人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的一篇文章中，他反对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等多位黑人领袖以及一些左翼学者提出的一个论点，即贫穷的黑人社区可以被视为“内部殖民地”，被缺席的白人企业主所利用。哈里斯承认“经典的殖民状况与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在形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他认为，这种比较掩盖了重要的“特定历史条件”，并导致了关于改善黑人社区最佳方式的错误结论。“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黑人经济和黑人国家是建立在维持黑人隔离地位、把黑人与整个体系隔离开来的基础之上的，”他告诉我。“我不同意这一点，如果你与经济体系的其他部分没有联系，你怎么能生存呢？”

哈里斯并非聚焦特定的社区及其问题，而是关注黑人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的整体角色。奴隶制结束后，无论才能和工作习惯如何，他们都被排除在好工作之外，被迫接受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作。而且，这还是在他们有工作的情况下：黑人的失业率远高于白人。哈里斯认为，克服歧视、缩小种族收入差距的重点在于，“白人和黑人在就业和失业问题上机会平等”以及“加强工人阶级的地位”。如果不解决这些更广泛的问题，就算创建更多黑人所有的公司——这是“内部殖民地”理论支持者主张的补救措施——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哈里斯的大部分研究仍然聚焦如何创造并分配经济价值，当年正是这些问题激发了“剑桥资本之争”。回顾那段时期，他在 198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罗宾逊一派已经证明了，利润由生产率决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哈里斯说得对。1966 年，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保罗·萨缪尔森本人承认，新古典主义生产理论是一个“寓言故事”。英国剑桥大学团队将萨缪尔森的让步视为重大胜利。但在实际操作中，麻省理工学院的凯恩斯主义者最终站了上风。尽管对手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挑出了漏洞，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依赖它。“这很奇怪，”约翰·伊特韦尔评论道。“就好像有人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但每个人都继续假设它是平的。”

新古典主义方法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原因之一是，无论其理论合理性如何，为不同形式的资本（从拖拉机到存储芯片）赋予美元价值，都使得实证研究变得容易得多。“剑桥观点意义深远。资本是无法聚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告诉我。“但这只是一个帮助你做更多工作的简化假设。”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索洛利用新古典主义工具包，能够估计并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这一发现表明，政府应尽一切努力鼓励科学研究和创新。正如 70 年代在斯坦福大学认识哈里斯的新学院经济学家邓肯·福利向我解释的那样，罗宾逊和她的同事们没有这样“决定性的经验反例”。到了 80 年代，他们提出的理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与此同时，哈里斯继续专注于批评和寻找新古典主义的替代品。在1978 年献给他两个女儿的书中，他研究了从李嘉图和马克思，到斯拉法和罗宾逊以及新古典主义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正如他的书名“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所示，他将经济蛋糕如何分配的问题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1978 年，当唐出版他的书时，在许多主流经济学文本中你根本找不到‘不平等’和‘分配’这两个词”，邓肯·福利指出，这种分配问题的省略不仅产生了理论影响，它还具有重要的现实后果：“唐研究的所有模型，无论是从斯拉法还是马克思的角度来看，都揭示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关系。那里没有主流经济学家的位置。他们认为工资是由技术决定的。这就是他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都理解不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的主要原因。”

例如，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预测，劳动力和资本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长期保持不变。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数据表明情况确实如此。但在 2001 年至 2010 年间，劳动力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约 5 个百分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下降幅度如此之大。经济学家仍在争论是什么导致这一戏剧性转变，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是，将工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威胁，严重削弱了美国工人的议价地位，使他们更难从雇主那里获得加薪。另一方面，全球化提高了企业利润。收入分配严重不利于劳工，是引发民粹主义政治反抗的因素之一。历史战胜了新古典理论。

哈里斯没有预测到这些结果，他也不是唯一一个质疑索洛模型的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创建了新的增长模型，在某些方面更注重实际。）但他对主流正统观点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哈里斯强调了分配冲突，而当时很少有正统经济学家这样做。在回复我时，他说他在书名中加入“收入分配”是为了强调它被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忽视的事实，并强调“由李嘉图阐述（并由马克思进一步发展）的原则，即剩余的分配和使用是理解经济结构和运动的关键。”

20 世纪 80 年代，哈里斯不再从事理论研究，而是开始参与政策辩论，尤其是在牙买加。牙买加自 1962 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经济一直举步维艰。“我强烈地感觉到，国家的独立和自治并没有改善牙买加人民的生活，这是我的使命召唤，”哈里斯告诉我。历届牙买加政府都曾试图通过扩大再分配计划和其他经济干预措施来减少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但这一战略并没有显著提高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却使政府债务激增。（1984 年，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超过了 200%）。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监督下，牙买加实施了一系列痛苦的“结构调整计划”，包括削减预算和增加税收。

在牙买加和许多其他前殖民地，一些政客和左翼评论员将经济困难归咎于殖民遗留问题——新独立的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资本，仍然严重依赖外资企业。事实上，有一整套左翼经济学理论称之为依赖理论，其追随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彻底摆脱国际资本主义。哈里斯承认牙买加经济面临的历史挑战，包括缺乏资本、制造业薄弱以及过度依赖铝土矿和糖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但他认为国家自己也承担了部分责任。“同样明显的是，政府自身的行动在很多方面导致了经济持续低迷，特别是市场扭曲、配置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他在2012年一篇关于如何刺激长期增长的报告里写道，“没有什么比缺乏财政纪律更明显的治理失败了，这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大量积累，现在严重限制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选择空间。”

鉴于牙买加面临的挑战，哈里斯认为需要制定新的经济战略。在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其中一些是与其他人共同撰写的），哈里斯倡导一项旨在让牙买加以更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削减预算赤字，同时为私人投资提供财政激励，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有潜力促进出口增长的制造业。“我清楚地看到，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正常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由追求利润的私营企业管理生产和投资，政府则积极提供有利的合作环境和政治领导，”哈里斯告诉我。

他所建议的一些政策，例如财政紧缩和对外资开放，是《经济学人》等亲资本主义、亲自由市场的出版物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政策。其他政策，包括针对个别行业的发展，则受到干预主义的亚洲虎模式的启发——最近已被拜登政府采纳。哈里斯坚称，他的政策建议与他之前的理论工作（包括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之间没有矛盾。尽管马克思致力于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但他也强调了以私有财产和利润动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资本主义必须充分发展，然后才能用社会主义和最终的共产主义取代它。“我从马克思作品中得到的基本教育是，需要资本主义来‘使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成熟’”，哈里斯在自传文章中写道。

我问哈里斯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社会劳动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比如美国，有什么适当的政策。他说，他不想卷入当前的政治辩论，但他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加剧现有的社会分化很感兴趣。他说，美国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这可能会创造出一个这样的经济体——拥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人赚得多，而缺乏这些技能的人收入很少。最大的政策挑战是试图更均衡地分配这些收益，避免群体冲突。但在哈里斯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政治话语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会陷入极端的权术和党派之争”。这是一个政治答案吗？也许是。但这也凸显了哈里斯关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在当今的政治和政策辩论中，如何棘手却关键。事实上，如果过去几十年证明了什么的话，那肯定是以高科技为动能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发展”。哈里斯所属的非正统经济学派当然不能回答全部问题，但它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