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林克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高级讲师，也是尼斯卡南中心开放社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认为，民主党失败的关键原因，是未能回应民众对体制的不满。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在理论上看起来很不错。

她将避开2019年不受欢迎的激进进步立场，毫无保留地拥抱美国的爱国主义和自由精神，并通过接受像利兹·切尼及其父亲、前副总统迪克·切尼这样的前共和党官员的支持，来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

这一策略在战略上看似合理，模式源自20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的跨意识形态“人民阵线”，近年来在以色列、匈牙利等国家对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候选人时也曾被尝试过。

然而，这一策略的成功率并不高，往往是好坏参半。再加上全球范围内选民对通货膨胀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在过去一年中让多国在任者失利，哈里斯的困境，也似乎成了这一连锁反应中的最新一环。

但哈里斯竞选策略的惨败还有其自身的因素，不仅仅是国家或全球短暂消极情绪的结果。

多年来，甚至可以说数十年来，大多数美国人一直告诉民调机构，他们对国家的走向及诸多其他问题感到不满。

哈里斯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国家现有权力机构的捍卫者，以对抗特朗普的反体制言论和冲动，这使她在公众意见面前站到了不利的一边。

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有50%至75%的民众在民调中表示，他们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这是最被反复讨论的不满指标，但还有其他数据更加令人沮丧。

10月盖洛普民调显示，仅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国家现状感到满意。另一项长期的盖洛普民调跟踪美国民众对主要机构的信任程度，显示自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一信任度不断下滑，目前仅有28%的美国人对主要机构有信心。

或许最令人沮丧的是皮尤的调查，数据显示对政府的信任度低至惊人的22%。

失去信任的原因多到难以一一列举。

除了之前提到的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还有许多让民众感到失望的事件。例如，公共卫生官员在疫情中的应对被许多人认为过于严厉，封锁措施导致了广泛的痛苦，对儿童的心理和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阿富汗撤军过程屈辱而令人沮丧；2022年物价飞涨，随后利率急剧上升，让很多工薪阶层明显感到生活成本增加；公共债务飙升；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激增，美国城市的帐篷营地扩散；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陷入紧张、令人沮丧且似乎无休止的僵局；而大量无证移民从南部边境涌入，局势多年来基本未得到控制，直到去年夏天拜登政府在政治压力下，才不得不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

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将这些视为失败，但许多美国人却将其视为令人愤慨的问题，尤其是因为无论哪一党派的执政者，对这些问题往往不愿承认任何责任。

官员们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而当选民对结果不满时，掌权者往往只是转向下一个议题，寄希望于不满被淡忘，或者将批评归咎于无知或错误信息。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在政治上并不有效，相反往往让不满情绪愈加沉积，最终成为困扰政治体系的顽疾。

特朗普正是这种顽疾的最突出、最危险的表现。

换一种说法：哈里斯竞选总统时，实际上是把自己定位成了保守派，旨在维护和捍卫国家的两党政治体制，以对抗选民中多年来不断上升的反体制情绪，而这种情绪也是MAGA运动的动力源泉。

问题在于，很少有选民会支持现有体制并为之庆祝。

这给民主党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自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新政以来，民主党一直致力于利用政府力量改善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初衷屡次遭到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反对，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的初期改革雄心，都在中期选举中被大幅削弱。

而现在，公众对政府的怀疑，甚至不仅限于反对扩大政府的规模和权力，已扩展到质疑政府现有的大量职能，自动转移支付和部分执法领域之外（注，这是指公众还是需要社会福利和安全）。

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需要放弃一切。与其提出大规模的新计划，或像哈里斯那样坚定捍卫现状，不如尝试将自己重新定义为负责任的改革者。

要实现这一点，第一步是承认过去二十年里两党公共服务人员所犯的错误，并对这些错误表现出谦逊，愿意从中汲取教训。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承诺调整甚至停止一些政府项目。哈里斯提议的一些措施——如增加住房供应、降低住房成本、以及在拜登政府许可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在这一方向上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但由于这些举措只在竞选演讲中零散提到，而不是竞选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政治收益。

许多美国人已经对政府失去信任，民主党需要站在重获信任的最前线。就像战胜成瘾一样，迈向重建信任的第一步是承认问题的存在。

如果本周在选举中的惨败能让民主党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次挫折或许会带来积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