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宏 2024年11月26日

川普与马斯克的结盟，看似可以为美国的官僚体系注入“效率”与“创新”的火花，实则潜藏著巨大的结构性风险。（美联社）

川普与马斯克的“政治蜜月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胜选演说中，川普花了17%的篇幅盛讚这位“超级天才”（super-genius），从而让马斯克得以“第一麻吉”（”the first buddy”）的身份迅速进入总统过渡团队核心。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他们一同观看摔跤比赛、参与SpaceX火箭发射，甚至当Google执行长桑达·皮查伊（Sundar Pichai）致电祝贺川普当选时，马斯克竟然也在电话线上，参与这场本应仅属于政治领袖与科技巨头之间的私人对话！

然而，这段过从甚密的合作究竟意味著“天才与天才”的互补，还是两大巨头的危险关係？马斯克与川普的紧密联繫，正改写美国政府运作的传统模式，但也可能对民主制度、经济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结盟表面上以“效率”和“颠覆”为目标，实则暗藏利益冲突、腐败风险及权力滥用的危机。

政商结盟交织的利益与争议

川普以削减官僚冗馀为政治口号，马斯克则因其在特斯拉与SpaceX的创新能力而驰名于世。他们都擅长打破常规，并乐于透过戏剧性手段吸引世人目光。川普的政治生涯植根于“清除官僚机构积弊”（”Drain the Swamp”）的口号，而马斯克则以“像被千条细绳绑住的格列佛”形容“过度监管”（overregulation）对科技创新的束缚。这样的结盟，表面上看似“一拍即合”，但背后也暗藏矛盾和风险。

当下的马斯克不仅是川普的得力助手，甚至成为整个过渡团队的核心。这可见于他参与内阁人选佈局的面试，参加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等国际领袖的三方通话。此外，他还进行私人自由外交（”freelance diplomacy”），与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这种高度的政治参与，远超过传统企业家的角色，让人质疑其是否会藉此影响政策以图利自家企业。

SpaceX在美国太空发射市场已佔据主导地位，其业务中有超过20%来自政府合约，包括与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国防部的合作。仅2023年，SpaceX就包办了美国90%的轨道发射任务，并与五角大楼签订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合约。。而在川普的第一任期，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FCC）曾为马斯克旗下的星链（Starlink）卫星网络提供近9亿美元补贴，这笔资金在拜登政府时期被撤销，但可能在川普重返白宫后重新启动。

这样绵密的利益交错显示，马斯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将前所未有，可能进一步模糊商业与政治的界线。然而，马斯克的影响力并非毫无限制。例如，FCC与联邦航空总署（FAA）对SpaceX卫星部署的监管，依然是其进一步扩张的主要障碍。正如《经济学人》引述美国国防部前官员道格拉斯·洛维罗（Doug Loverro）的话说：“虽然政府需要SpaceX，但SpaceX更需要政府”。

此外，川普新设的“政府效率部”（DOGE）也由马斯克主导，聚焦于削减繁文缛节并推动效率改革。然而，马斯克同时是许多政府监管调查的对象，例如美国国家劳工关係委员会对特斯拉工会运动的调查，以及美国交通部对其Neuralink公司运输危险材料的审查。若马斯克的角色让这些监管问题得以“解套”，将引发更大的利益冲突争议。

从企业家到政治言论者：马斯克的角色转变

马斯克的政治参与不仅止于政策层面，其公开言论也越来越具有政治性。《经济学人》分析他在Twitter（现称X）上的38,358则发文发现，马斯克从一名专注于新能源和气候变迁的企业家，逐渐转变为充满政治色彩的言论者。

从2013年至2024年，马斯克的发文频率从每週十几则飙升至每週220则。他早期的内容以特斯拉和SpaceX为主，相关发文佔比高达50%，但如今仅剩11%。取而代之的是移民、边境控制、“觉醒思想病毒”（”woke mind virus”）及选举诚信等政治议题，尤其是在2022年收购X平台后，这些主题的比重显著增加。

虽然马斯克仍然强调人类跨星际计划的紧迫性，但他的关注点显然已偏向移民问题与自由表达。此一转变不仅符合川普的政治叙事，也进一步巩固他在右倾选民中的影响力。

危险的权力结盟：新寡头政治的兴起

川普与马斯克的合作或许将带来短期的效率提升，但更可能为美国政治经济秩序带来长期风险。历史上，企业巨头与政治领袖的结盟并不鲜见。19世纪的石油大亨洛克斐勒和20世纪的银行巨头摩根都曾经拥有“指点江山”的能耐，很大程度地影响美国政府。然而，因为过度垄断和权力滥用问题，他们最终成为反垄断法开刀的对象。

正如《经济学人》所说，马斯克的企业虽然以创新而非垄断起家，但其“颠覆者”的身份让他与川普的合作可能变得更加危险，因为两人都倾向于跳过制度化的过程，直接以个人影响力干预国家政策。

例如，马斯克声称可以削减高达2兆美元的美国联邦预算，展现其“效率驱动”的改革思维。然而，仔细评估后会发现，此一主张不仅过于乐观，甚至可能是脱离现实，而且在推动过程中可能加剧经济与政治权力的集中化。

川普对马斯克的高度倚重，进一步模糊了公共政策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线。SpaceX对美国太空发射市场的压倒性主导地位、特斯拉在电动车产业的领先优势，以及星链（Starlink）对全球通讯网络的潜在控制，都使马斯克成为现代版的“战略性垄断者”（strategic monopolist）。再者，川普政府上任后的可能政策决定，包括统一自动驾驶车辆联邦法规和取消新能源车税收补贴，将有利于马斯克企业的竞争力，但却同时可能打击其竞争对手。

中国因素与政治结盟的脆弱性

马斯克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其在国际政治中面临潜在风险。特斯拉目前有超过一半的产量来自中国，而在上海新建的电池工厂更进一步巩固该公司对中国的依赖性。无怪乎，马斯克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公开支持自由，但在台湾问题上却多次迎合北京立场。

如果川普政府对中国採取更强硬的贸易或外交政策，马斯克可能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中国政府只需微调新能源车的相关政策，就能对特斯拉的市场地位造成巨大影响。

儘管川普与马斯克目前关係密切，但这种合作并非稳如磐石。川普以“喜怒无常”闻名，马斯克则以频繁更换高层管理者和与合作伙伴决裂著称。例如，马斯克推荐的财政部长人选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被川普降格为商务部长。对此，《经济学人》认为双方之间可能已出现潜在矛盾。

此外，据悉川普在海湖庄园私人聚会上曾对马斯克开玩笑说“我无法让他离开”（I can’t get him out of here）。川普这句话一语双关，大可做两种截然相反的诠释（“赶都赶不走他”，或是“我不能没有他”）。无论如何，两人关係在短暂蜜月期后存在著不确定性，毕竟他们各自都以“懂王”或“霸道总裁”自居，恐怕将难保“如胶似漆”的关係长久不生变。

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川普与马斯克的结盟，看似可以为美国的官僚体系注入“效率”与“创新”的火花，实则潜藏著巨大的结构性风险。他们短期内或许能让部分政策获得突破，但从长远来看，这场权力与财富的联手更可能推动美国走向“新寡头政治”。《经济学人》警告，若这场改革以失败收场，将不仅使官僚体系更显混乱，也会进一步破坏民众对政府公平性与诚信的信心，让“改革”成为一个失去公信力的词彙。

其实，民主的力量来自于多数人的参与，而非少数人左右的棋局。美国真正需要的改革，绝不是依赖两位巨头（强人）的私密合作来追求短暂的“效率神话”。真正持久的变革应该以权力监督制衡、保障公平正义为核心，让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未来。只有超越巨头（强人）的联盟迷思，重建人民对制度的信心，美国才能真正期待一个包容而繁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