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易镇本与流量并无联系。

这里位于西海固，是多民族的聚居区，也曾是深度贫困的帮扶地。镇里的六盘山以红军长征闻名。除此之外，鲜有人关心。

但现在，一场网络世界的反转让事情变得不同。

11月23日，社交平台出现短视频：身着制服的派出所民警正在踢打穿着校服的孩子，尽管孩子捂着头，仍然被踹在地上无法动弹。一位母亲在背景喊叫：“张易镇执法人员打红庄小学12岁的娃娃！”播放量不断飙升，执法人员被斥责“滥用公权”。

仅过一天，乡镇所在的宁夏市固原市公安部门发布警情通报：11月22日15时许，张易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电话报警，称其孩子在学校被同学马某某多次殴打。副所长王某出警，在找到擅自离开的马某某后实施踢打行为。

一时间，副所长的形象从“执法不当”扭转为“惩治欺凌”。

舆情看似得到解释，其中一些事实依旧模糊不清：孩子间的行为究竟是偶发斗殴还是长期欺凌？派出所调取监控与执法的过程是否合规合理？

令我好奇的不只是这些真相，也是真相之外，当地的职能部门、社会公众在应对舆情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处理暴力，面对孩童教育时的姿态。

于是，我决定去这座小镇实地看看。

小学校门外，积雪仍未融化。 记者拍摄

一件“小事”，只是闹大了

11月26日，固原刚下过一场大雪，通往乡镇的道路上仍然结着冰碴，几乎不见人影。与此不同，当地的打印店热闹非凡。

店主周雨梅已经忙不过来。她看到殴打视频后的第二天，就有网友纷纷打电话询问，“能不能给王副所长做面锦旗？”两天时间，打印店已经接了四五十单生意。

“网上闹得太大了。”周雨梅说。她和店员展示电脑上的锦旗模版：落款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旗面上大写着“正义执法、理所应当”“重拳打击、民心所向”……她的丈夫每天把锦旗送到数十公里外的张易派出所，拍好视频、配上音乐，点击量蹭蹭上涨。周雨梅感慨，没想到流量到来如此意外、轻易。

没过几分钟，这番热闹就被警察的到访打断。

“你们的头儿是谁？咱们店24号是不是做了十几个匾？”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进打印店里。身后跟随的执法人员拿起手机，开始在店里环绕拍摄。

“没有做过匾，只有锦旗！”周雨梅争辩道。

“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的！”警察加重语气，“现在网上给公安送东西的太多了，不仅有锦旗，还有牌匾、花。”

周雨梅有些委屈，“我也知道要有底线，人家掏了钱我们总得做。”

对面的态度缓和下来，“你们理解理解，网上乱七八糟视频太多，这活就尽量别揽了。”

打印店的电脑上，有之前做过的锦旗模版。 记者拍摄

原来，人们在现实世界里远比网络平静。

说到欺凌，周雨梅流露出不解，“我从没听孩子说过学校有啥霸凌。想不通为啥会有，是不是功课太少了？”她看了看锦旗的落款，“你看啊，送的网友都是外面的人，说明霸凌在大城市比我们严重。”

一旁的妹夫加入讨论，“换句话说，那些被霸凌的孩子都长大了，心结还在呢。”在他看来，欺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才是网友情绪高涨的原因。

但更多人感到“寻常”，事件之初似乎成了娃娃间的“小打小闹”。

汽车从打印店一路驶向张易镇。途中一位老人拉着我絮叨，村里娃娃打架很多。“随随便便的小事情，在派出所就能解决，怎么在网上就吵了起来。”

“事儿本身不大，只是被舆论捅大了。”本地基层工作者周翼从小在乡镇里长大。他记得，小时候不管是被同龄人，还是被老师、民警打几下头、踢几下脚，都是很常见的事。“如果不是严重的踢踹，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

我从乡镇的基层人员口中得知，目前事件究竟是“斗殴还是欺凌”，的确没有定性，后续便要认定男生是否多次对同学实施暴力行为。

于是，我便想去事发的学校找找线索。

张易镇离固原市区有30分钟车程。 记者拍摄

欺负同学，不止一回？

27日早上7点半，我候在红庄小学门口。此前我多次拨打学校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本地人告诉我，张易镇目前只有两个小学。一个在镇上，另一个便是红庄。随着许多村小都在陆续关闭。一些住在10多公里外的孩子，也得赶到红庄小学上课。

在这里，一些成年人对我表现出警惕。“什么欺负的事？我没听说过。”学校外的便利店老板干脆戴上耳机，不再作答。一些家长看到我走近，纷纷转身离开。

孩子却格外直率。许多小学生和我指出，马某某不止一次对同学实施暴力行为。

“我知道打人的事。”一个三年级的女孩点点头说，那位六年级的马某某经常打三年级的同学，有一次把同学的手抓烂、流血了。对方去和老师反映，“老师也管了，说了他，没什么用。”另一位女生附和，她也见过，当时被打的同学受伤没有特别严重。

“欺负的事有过，不是经常的。”另一位三年级男生表示，自己看见过两次，老师已经批评过了，马某某还是要打那两个男生，踢人家的肚子。

他们告诉我，马某某住在学校旁的村庄，当天被他欺负的两个孩子住在10公里外的西吉县某村。

殴打事件的发生地点便在马路通往小学校门的巷子。 记者拍摄

当我距离事件的核心越近，说法却随着村庄的不同显得割裂。

在马某某所在的村庄，两位村民否认欺凌的存在。“其实娃娃就是正常的打闹。”村民海丽说道，马某某的父母在村里谋生，一共有三个孩子，两个都在念小学，“孩子才12岁，能做些啥？”海丽提高语调，“民警怎么能打娃娃呢？”

红庄小学二年级家长刘顺却说，马某某的霸凌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学校里的大哥大，时常欺负低年级学生，问一些学生要钱。”自己的女儿也被马某某勒索过，有家长报过警，派出所口头教育过几次马某某，“实在是没有办法。”

“他是个小霸王，所长就不应该被撤职！”按照刘顺的说法，这次被马某某欺负的两个孩子是三年级学生，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自己的亲戚，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他在村里的好朋友。“这次就是他俩报的警，现在他们的小孩都在医院里住着。”

但我进一步询问，持不同观点的两方都道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此时，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身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便服的男士，“你是哪里来的？不能在这边随便问。和派出所报备了吗？”对面开始抄起手机报告对我的发现。我不得不选择离开。

从村庄回来后，我来到位于原州区教育局寻找答案。

在此前的报道里，教育局工作人员曾表示，孩子间是偶发的斗殴，不存在长期的霸凌。

但当我据此询问，对方并不承认这一信息，表示无法回应。“这个他们还在调查处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反复强调，公安有专门的调查组在进行调查，没有接到上面最新的反馈。

当我说到“欺凌”两字，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头摇得厉害，一边和同事作出“嘘”状，一边向我摆手拒绝。“这个我们不能接受采访，要去联系宣传部门。”

清晨，在马某某村庄的道路上空无一人。 记者拍摄

偏离轨道的执法 难以接触的核心

欺凌与否的事实显得模糊，我将关注转向了另一头的执法人员。

明明惩治欺凌是合理的诉求，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一位了解此事进展的基层人员和我说，执法在过程中两次偏离了轨道。

11月22日下午报警后，王副所长带着值班的民警来到学校。结果在拦截要逃跑的马某某时，王副所长的执法行为不当。“主要是踹了那一脚。”他指出，在一般非紧急情形下，民警的执法不能实施暴力行为。

根据这位基层人员的说法，当天晚上双方就进行了私下调解，孩子去医院后做了CT、彩超等检查，有轻微的软组织挫伤，费用由王副所长垫付。

结果周六一早，马某某的母亲又来到派出所。当时另一位民警陪着她到学校去调取监控，并由她拍摄了视频。这一监控能辐射到学校大门外的小道，刚好就记录下了前一天王副所长殴打孩子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是违规的！”这位基层人员指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规定，民警出警必须要两个人及以上。尽管警察有调取监控的权利，必须走派出所内部的报备程序并征得同意。但民警自己带着当事人母亲拍摄了学校的监控视频，事后发在了社交平台上。当时一共有四个监控，双方协商后删除了其中三个。

当事人此前在张易镇派出所担任副所长一职。 记者拍摄

基层人员坦言，到了周六下午，视频已经在网络上发酵。乡镇平时遇到的事件不少，这么大的舆情可是第一次。

“热度高的好处就是整不了猫腻，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按照这位基层人员的了解，涉事的执法人员目前都得到惩处。王副所长被撤职，调取监控的民警也要被处分。“在党政机关里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撤职只比开除低一级。”

他同时告诉我，一旦马某某的欺凌得到认定，双方不选择和解，档案就会一直跟着他升学。“谁都逃不了。”

在此期间，我试图离事件核心的当事人更近一些，但接触比想象中艰难。

11月28日下午，我来到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局。门口的保安拒绝了我的到访，给了我办公室主任的电话。拨通后对方得知我的记者身份，电话就挂断了。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目前情况就是通报里那样，有最新的进展会告诉大家。

就在当天，刘顺和朋友取得了联系。疑似被欺凌的孩子家长说，事件还在调查中，自己和之前一样，什么也不能说。

几天里，我试图去医院、学校、村里寻找当事人的身影，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有些事，好好说不管用

在寻找的过程里，我渐渐捕捉到人们觉得“寻常”的缘由。

在张易镇，一些家长知道欺凌的存在，却无能为力。

赵流芳是红庄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学校的事特别多，说不明白。”她和我谈起，身边有孩子的课本，让同学从教室的窗户丢了出去。也有孩子开学之后一直让家长买钢笔，后来家长才知道是一直被别人抢文具。

有一回，赵流芳的女儿在放学告诉她，自己在排队时，让一个一年级的女孩用胳膊肘捅到了一边，态度很恶劣。“赶紧告诉老师。”赵流芳和女儿说，但孩子第二天回来哭诉，老师批评后那个女孩就开始骂脏话，扬言自己的哥哥在六年级，小心过来打她。

“我能咋说，有些事没得说。”赵流芳强调，好好说真的不管用。

另一些人和赵流芳有所不同。刘顺面对孩子被欺负的姿态颇为两极。

刘顺的女儿被欺负后，回家告诉了爷爷。刘顺得知后有些不以为然，“我就想着这不是一次两次的，小孩子打个架很正常，咱们就不管了，没受伤就行。”

如果受伤了怎么办？他突然激动起来，“那我就过去揍他一顿。”他随即有些得意，自己十六、十七岁的时候还和马某某的舅舅打过架。不止有这次的派出所副所长，之前马某某调皮时，也被其他人踢过一脚。

许多村民和我交谈，从自己小时候起，一代又一代都是这样：如果不用暴力面对暴力，很容易处在不利、弱势的地位。他们强调，前提是不能违法。

我感到矛盾，“以暴制暴”是否成了应对欺凌，一种无奈的手段？

我尝试将这一疑惑询问教育律师李文。他长期关注校园欺凌。他告诉我，大家面对欺凌往往很看重“堵”，也就是惩罚。

其中的确有许多宽松的地带。李文说，派出所可以依法对欺凌者进行训诫，责令家长管教，这些在未成年学校保护规定和预防未成年犯罪法里都有依据。但如果要诉诸更加严厉的处罚，行为要足够恶劣。构成犯罪的话，如果是未成年人，也只能送到专门学校进行矫治。

李文感慨，当欺凌者得不到足够严厉的处罚，用暴力进压制，似乎成了短期内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很多家长、老师只看到孩子肢体上的受伤，忽视他们受到的精神伤害。

他表示，大家很少考虑“疏”，从孩子心理的根源上做些什么，教会他们应对冲突、解决冲突的能力。明明法律和教育部的条例里有规定学校要成立防止欺凌委员会、法治副校长，建立起欺凌行为的报告制度。但城里的学校能做到的都很少，何况在乡村的学校？

“毕竟比起惩治，教育的效果短期内是看不见的。”李文说，很多时候，这是一个漫长、无形的过程。

一个难解的教育困境？

我逐渐意识到，矛盾背后似乎有着更深的社会根源。

空心与留守早已是陈旧的话题，却仍然是西北乡村真实的境遇。一位年迈的村民告诉我，早前当地的人们很多会留下种地、养殖牛羊。随着土地的流转，牛羊肉的市场行情变差，一些人到固原城里打工。现在有劳动合同，有保险，人们就能带孩子来上城里的学校。

但许多人仍会把孩子留在村里。刘顺开始诉说自己的苦衷，“这个地方以前很穷的，你不知道吗？我就在外地打工讨饭吃。”他和朋友都是很早地结婚、 成家，生下孩子后没了抚养的钱，跑到外面谋生。照顾孩子的责任，又落到了爷爷奶奶身上。

“我也不想没人送嘛，你说对吧。”刘顺说，有时他也想关心女儿，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周雨梅则和我说起教育资源的难处。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已经初三，另一个还在上小学一年级。孩子总和她说，学校里都是快退休的老教师，要么就是来乡村服务的免费师范生，教完几年书就会离开。他们喜欢有活力的年轻老师，学校实在留不住他们。周雨梅抱怨，这些老教师教书是有经验，和孩子们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交流，关心孩子在课业之外的生活。

在和李文交谈的过程中，他反复和我强调心理教育、家校协同对防治欺凌有很关键的作用。“家庭始终是第一道防线，要发现孩子的心理诉求，及时地进行疏导。”

但现实与愿景形成割裂。乡村根源性的经济、教育困境，让人们对孩子心理境遇的关心，似乎是一种空谈。

11月底，随着冰雪消融，舆情也在小镇逐渐消散。总有人试图从中吸取教训，做些什么。

赵流芳看到，25日，女儿从学校拿回来一张预防校园欺凌的告知书，要求家长签字。告知书的末尾写道，“家长作为孩子成长中的陪伴者和引导者，需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让我们共同努力，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但刘顺并没有关注到告知书的内容，“前天学校让家长签字，都是我父亲签的，我压根不知道是啥。”

学校发的预防其领通知书。 图源社交平台某家长

我仍未得到事件的全部真相，却试图写下自己的观察。当我带着采访的落败准备回家，刘顺也早已开车从外地回到村庄。一路颠簸期间，他和我不停发着语音：“刚刚村外有了一个大陡坡，怎么被挖沙子的砸烂了。”“据说今天来了记者，还有很多车。”……

他絮叨着村里新奇的变化，在外多久，他都要回到这里，思念着这片土地上最亲近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