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The Syrian revolt and the politics of bread

“面包”是农业生产与食品工业的生产与流通机制的缩影。在将近60年的复兴党统治当中，农业生产与基础食品的供应网络是阿萨德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柱。对于试图替代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来说，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基础食品供应机制，将是他们是否有能力终结战乱，构建新秩序的核心。

毕竟，阿萨德的政权可以土崩瓦解，作为地缘实体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也可能会从地图上被抹去，但是这篇土地上操持着不同母语，信仰着不同教派，却忍受着多多少少是同一种苦难的人民，却必须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

2012年8月，叙利亚的战火蔓延到了阿勒颇，战斗机对那里的面包店所在区域发动了攻击，一次空袭夺走了60条生命，另一次则有21人遇难。这些令人发指的袭击，针对的是那些排队等待买面包的平民百姓。这些发生在叛军解放阿勒颇东部几周之后。在这些袭击之前，叙利亚自由军与政府军为了控制阿勒颇而展开的激烈战斗，导致了面粉供应的严重短缺，使得大多数面包店不得不关门。那些依然营业的面包店前，长长的队伍成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活靶子。

面包，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食品，在阿萨德政权的军事策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将探讨面包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核心地位，以及它如何成为政权手中的政治利器。文章首先回顾了从1963年到2000年，历任政权推行的农业改革，这些改革不仅是复兴党政权面包政策的主要支柱，而且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第二部分深入探讨了政权如何利用面包来维护政治稳定，通过在农村建立起一个以面包生产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网络。第三部分则聚焦于2011年至今，该部分以叙利亚北部的曼比季为例，分析阿萨德政权如何将面包作为武器，以及反对派如何自下而上地抵抗这种武器化。

阿萨德政权的土地改革

在20世纪60年代，复兴党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削弱强大的封建主阶级，帮助叙利亚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推行了土地改革政策，旨在在农村地区培养一批忠于党的基本盘。通过这项改革，复兴党试图构建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官僚网络，以此来牢牢控制叙利亚的农民阶层。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延续了叙利亚与埃及政治联盟时期，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1961年）的政策，当时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领导下，他与叙利亚的资本家阶级结成了联盟，纳赛尔认为，土地改革对他的发展计划至关重要。为了摧毁封建主阶级，纳赛尔开始全面推行农业改革，目的是让产业资本不再依赖强大的地主寡头，进而帮助他在叙利亚发展工业。纳赛尔制定了一系列新法律，对农民的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规范，包括设定最低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到1960年，他还要求所有农民加入工会。然而，工会成员被禁止参与任何可能被视为政治的活动，他们没有罢工或示威的权利。通过这些措施，纳赛尔政权限制了农民的政治权力，削弱了大地主的影响力，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贫困农民，逐步将叙利亚的农村地区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发展项目要求农民支持执政联盟，而农业改革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1963年，当复兴党夺取政权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实施了比纳赛尔时期更为深刻的农业改革。他们分配了小块土地，并建立了国营农场，成千上万的无地农民和小土地持有者在这些农场上劳作。复兴党的理论家们将农业改革主要视为一种政治工具，而非经济目标。改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而是为了构建忠于复兴党新政权的农村社区。

居住于叙利亚西南部的伊布塔的农民Fiya Hassan 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新复兴党人(neo-Baʿth，指复兴党内部由萨拉赫·贾迪德领导的派系，贾迪德被认为是复兴党内的左派。1966年，贾迪德与阿萨德发动政变夺取了复兴党民族领导机构和地区领导机构领导权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新复兴党人逐渐产生了以贾迪德为首的激进派和以阿萨德为首的务实军人派的两个派别，并且在对内对外政策主张等方面发生严重分歧，甚至出现了以民族领导机构和以地区领导机构为背景的两个权力中心——译者注)在1966年至1970年间执掌叙利亚政权，他们是党内更为激进的派系。新复兴党人采取了固定粮食价格和收购农民产出的措施，这些措施削弱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商人们的势力。这些商人曾通过囤积粮食制造短缺，进而哄抬粮价。复兴党通过扩展农业合作银行的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村的掌控。他们在包括国家最偏远地区在内的许多地方设立了银行的新分行。对于需要贷款购买粮食、化肥和燃料等物资的农民来说，这家银行扮演着关键角色。

为了避免独立社会运动的兴起，政权在1964年还成立了农民总联盟（GPU）。这个联盟由复兴党的忠实支持者领导，运作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成员没有任何发言权。GPU成为了扩大国家影响力、限制农民自主权和监视他们政治活动的有效工具。农民们刚从封建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却又被专制的复兴党政权的新兴官僚机构所控制，这个政权旨在严密控制农业。到了1965年，国家已经控制了大多数战略性工业部门，从而削弱了富裕阶级的经济力量。

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夺取了政权，他囚禁了以贾迪德为首的党内左翼领导人，并逐步放宽了经济政策，与私营部门达成了妥协，但这是以牺牲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尽管如此，阿萨德还是继承了纳赛尔的做法，加强了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控制。虽然国家只拥有少量土地，但通过信贷系统、种子分配和收购粮食生产等手段控制着农业活动。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农村地区建立忠诚的网络，尽管之前有过改革，但那里的地主寡头仍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通过这些行动，阿萨德政权建立了一个以忠诚为前提的体系，只有对哈菲兹·阿萨德（以及后来他的儿子巴沙尔）忠诚的人才能获得回报。官僚们利用他们的权力从这个腐败的体系中获利，通过非法出租国有土地和侵占部落土地来中饱私囊。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农业改革本应消除的封建制度的某些特征。

这些举措自然招致了反击。旧日的封建寡头、逊尼派商贾以及城市贫民，与土地改革的受益者、阿拉维派新贵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1970年代中期，哈马和阿勒颇的城市暴力事件频发。穆斯林兄弟会发起了针对阿拉维派军官和政权支持者的暗杀行动，1979年在阿勒颇炮兵学校发生的屠杀事件更是将这场暗杀活动推向了高潮，数十名学员惨遭杀害。到了1980年代初，安全和军事机构在哈马和阿勒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约有两万人遇难，这沉重打击了反对派力量，其中不乏被政权疏远的城市资产阶级。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哈菲兹·阿萨德已经削弱了他最危险的政治对手，他认为时机成熟，可以与叙利亚资产阶级达成经济和解。他开始推行新的私有化政策，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政府财政吃紧，无力再资助更多的国营农场，甚至维持现状都很困难。这一政策允许私营部门接管许多国有农场。到了2000年，政权结束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将许多土地归还给了原主。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政权颠覆了1960年代的土地改革成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残酷的安排，这种安排大多惠及了中上阶层。

建设基础设施，构建官僚权力

复兴党政权的土地改革，其核心目标是保障粮食安全，这对于政权的稳固至关重要。在1970年代，哈菲兹·阿萨德政权深感忧虑，担心西方国家会以粮食作为武器，通过实施谷物禁运来对付叙利亚。因此，他们推行了土地改革，这是其发展计划的关键一环，旨在减少对西方的经济依赖，确保叙利亚能够自给自足，以满足国内对小麦的需求。这一经济策略最初帮助政权以低成本维持基本商品供应，有效预防了在中东地区屡见不鲜的食物起义，叙利亚也逐渐实现了小麦生产的自给自足，减少了对进口的依赖。

在这个过程中，哈菲兹·阿萨德政权在生产链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改革，以降低消费者在面包上的支出。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激励农民种植小麦，比如扩大灌溉系统、提供种子和化肥补贴、以固定溢价收购农民的小麦，以及鼓励原本种植棉花的农民转向小麦生产。这些策略旨在降低面包成本，确保粮食安全，同时也推动了叙利亚农业的发展。

叙利亚政府在灌溉方面雄心勃勃，启动了一项宏大的水利计划，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兴建水坝。1963年复兴党上台时，叙利亚境内尚无水坝，但到了2001年，水坝数量已激增至160座。这些水坝主要用于农业灌溉，部分还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有些则用于水力发电。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的建设，是构建后殖民时代叙利亚国家身份的一部分。然而，这些由上而下、耗资巨大的项目常常导致居民流离失所，破坏了社会结构。国家的触手四处扩展，摧毁了地方的互助网络，取而代之的是复兴党的恩庇-侍从体系。

政权的灌溉努力也包括了对水井的挖掘。在1980年代中期的第二轮自由化阶段，所有关于水井建设的限制被取消，结果水井的数量在几年内翻了一番。到了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推动第三轮自由化时，这一现象再次出现。尽管这些水井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但它们提供的水量仍然不足以抵御干旱的影响。2006年至2009年的干旱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80万人失业，进而引发了小土地所有者、农业工人和佃农的大规模流离失所。许多人搬进了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其他城市郊区的非正式住房和贫民窟，在那里，他们加入了大城市中庞大的可随时调用的产业后备军。

干旱迫使大量人口背井离乡，与此同时，哈菲兹·阿萨德在1980年代末启动的经济自由化进程（其子巴沙尔在2000年代初进一步加速），导致基本商品价格飙升。从1980年代末起，资本主义逻辑的加剧，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转而成为城市中廉价且易受剥削的劳动力。因此，那些曾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坚定支持复兴党的农民，逐渐沦为经济自由化以及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严重干旱的受害者。土地改革曾赋予农民更多对抗地主的力量，如今却遭到逆转，农民不再是争取的对象，而是需要被压制的群体。

到了1990年代中期，虽然政权成功实现了小麦自给自足的目标，但这一成就背后，经济和环境的代价极为沉重。

面包的武器化与草根抗争

2011年的起义如同风暴般席卷而来，阿萨德政权的面包政治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他们所控制的区域，政权竭尽全力维持着官僚体系和基础设施。然而，一个巨大的挑战摆在了他们面前——国家北部的失地，那曾是叙利亚小麦生产的心脏地带，贡献了全国70-80%的产量。到了2014年，战争的蹂躏使得可用于耕种的土地从170万公顷锐减至120万公顷。同年，叙利亚的小麦产量也跌到了近年来的谷底，产量跌破了300万吨的大关，这在1995年以来仅发生过两次。2012年，叙利亚不得不每月平均进口10万吨小麦以解燃眉之急。这些因素叠加，使得政权控制区内的面包价格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飙升。

叙利亚的农业NDVI指数（NDVI是植被和农业健康程度和活力的指标，与产出潜力挂钩），其中亮绿色区域表示植被质量最高，而蓝色和紫色区域表示植被质量较差。来源：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dc0fc58e2c4b43129376f22454d14259

2015年，阿萨德政权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有用的叙利亚”——那些对政权生死攸关的地区，包括阿勒颇、大马士革以及两城之间的沿海地带。北叙利亚不再被列为“有用的叙利亚”的一部分，因此，政权对那里的农业地区采取了更为冷酷的态度，将其视为“合法”的攻击目标。在这一战略指导下，阿萨德政权不仅在反对派控制的地区焚烧小麦，还将面包作为对抗人民的武器。他们瞄准了东北部的拉希迪亚食品仓库，并开始轰炸那些在面包店前排队等待的无辜人群。同时，叙利亚军队对反对派控制的街区和城市发起围攻，剥夺了他们获取食物的能力。饥饿，成为了战争的一种手段。小麦，这个曾经用来安抚民众的粮食，自2011年以来，在反对派解放的地区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毁灭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起义期间，政权还试图通过伊朗政府提供的信贷额度，以诱人的价格从反对派手中收购小麦，将其转移到政权控制的区域。

2012年叙利亚政局，红色为政府军控制的部分。参照前文NDVI图。

2024年11月29日叙利亚政局，红色为政府军控制的部分。参照前文NDVI图。

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通过一个案例研究来揭示政权在解放区如何将面包作为战争武器的策略，以及革命力量和基层民众对此的抵抗。

这个案例研究通过描绘叙利亚北部城市曼比季——一个拥有20万居民的城市——面包生命周期中的几个关键瞬间。面包生命周期从生产开始，经过分配，最终到达消费。

叙利亚面包

从2011年起，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曼比季的邻里团体组织了一系列抗议和富有创意的和平行动。这一切在2012年7月达到高潮，警察和安全部队撤离了这座城市，曼比季实现了和平解放。解放后，这些邻里团体组成了革命委员会，他们不遗余力地工作，让自己的城市变得适宜居住，尽管他们还得面对叙利亚空军每周的空袭所带来的持续暴力。在这段时期，曼比季的居民重塑了城市的所有机构，从基层开始建立新的机构，并想出了许多创新的方法来解决他们面临的众多问题。城市的革命委员会和活动团体还开始了去复兴党化的过程，结合传统知识和去殖民化实践。2012至2013年，城市建立的实验性法律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基于统一阿拉伯法律、部落习俗、本土知识，以及革命托管委员会月度会议上讨论的文章。

在这场革命持续的18个月里（直到2014年1月，革命力量被赶出城市，城市被伊斯兰国占领），曼比季的面包地理格局经历了重新配置。接下来的段落将详细讨论这一变化。

曼比季的面包政治，虽不是其他地方的缩影，却为我们揭开了叙利亚起义中草根革命过程的一角。在政权掌控之外生产和分配面包，困难重重，却意义非凡：这一行动挑战了政权的形象，毕竟，如前所述，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提供廉价面包的基础之上的。曼比季和其他解放区的新面包格局，对政权构成了实质性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何政权会对解放区的小麦生产、储存和消费施加如此多的暴力。

曼比季坐落着叙利亚北部最大的面粉厂之一，日处理小麦能力高达450吨，足以供应百万人的口粮。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曼比季及其周边地区的实际需求。2012年7月，曼比季解放后，忠于政权的势力仍在城内盘踞，政权也通过其庞大的官僚体系继续向曼比季输送小麦（在最初的阶段，政权还幻想着能迅速收复这座城市）。尽管曼比季集结了众多反抗政权的武装团体，但他们缺乏彻底铲除根深蒂固的国家官僚机构的资源。革命委员会起初无法独立以低成本获取小麦，也无法支付面粉厂工人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工资；因此，它不得不接受政权的援助及其在城内间接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后果。然而，城市的革命委员会清楚，他们不能永远依赖政权的网络，最终必须寻找替代方案。于是，他们开始与周边城市，如阿弗林和拉卡，进行协商，旨在构建一个新的以面包为核心的团结网络。其目标是在联盟城市间公平分配小麦，并援助那些面临短缺的地区。

在曼比季及其所在的解放区，新建立的小麦流通网络运作并非总是一帆风顺。革命委员会在满足地方具体需求与追求难以捉摸的区域战略之间，必须巧妙地保持平衡。比如，尽管曼比季与拉卡关系密切，拉卡的地方委员会却拒绝借出昂贵的设备来帮助曼比季修复电力中断。他们担心，设备会在两城之间的检查站被腐败的叙利亚自由军（FSA）成员盗走。对此，曼比季的革命委员会以切断对拉卡西部乡村的供水和面包供应作为回应，这一策略最终迫使拉卡借出了设备。

这个故事展示了资源匮乏和多支军事集团目标不一的现实，并使得各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变得复杂。用民主化的网络取代政府的官僚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些解放城市的革命政治并没有轻易地扩展到区域层面。许多城市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如同城邦：尽管政治上有所共鸣，意识形态上有所共享，它们却不愿分享它们的重要资源，包括小麦。因此，它们选择囤积粮食，而不是与其他需要的城市分享。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对食物短缺和政权围攻的恐惧。曼比季和其他解放城市一样，意识到要消除阿萨德数十年的官僚体系并建立新的体系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被反对派掌握的城市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如同城邦

曼比季的革命力量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面粉厂的人力资源问题。2012年7月解放后，面粉厂的厂长和大约100名员工仍然在政权的工资名单上，这是政权为了保持对城市关键机构控制的部分策略。到了2013年，由于与城市中各种强大势力的反复冲突，厂长和员工威胁要离职。面对这种情况，革命委员会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跟随面粉厂的技术员和工程师学习，以获得独立运营面粉厂所需的技能。通过这种方式，革命委员会力图加强城市的自主性。

在这段动荡时期，曼比季遭遇了更为激烈的挑战，正如文章开头所述，面包店外排队的人群成为了被蓄意攻击的目标。2012年8月，阿萨德政权发起了针对解放城市面包店的空袭行动。由于曼比季的面包店数量有限且位置众所周知，它们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面对这些致命的攻击，革命委员会与城内各方协商后决定，在不同的街区分发面包，以避免人群在面包店前聚集。他们雇佣了许多正在寻找工作的青年，将他们分配到各个街区去分发面包。为了防止面包在黑市上高价倒卖，委员会进行了一次面包普查，收集了每个街区家庭数量和需求的详细信息，并据此进行配给。这种做法使委员会能够分散面包分发点，从而结束了面包店前漫长的等待时间。然而，普查方法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新难民没有被纳入普查，因此无法购买补贴面包，他们不得不以补贴价格的两倍或三倍在黑市上购买面包。这一经历凸显了在解放区建立新网络时所面临的困难。

正如前文所示，在阿萨德统治下，面粉厂和面包店是重要的机构，2011年后在解放区依然如此，因为面包是叙利亚人的重要主食，许多人依赖它生存。曼比季解放后，革命委员会将面包的供应和分配作为主要任务。面包与自由密不可分：如果生活条件恶化，许多居民会认为城市的解放毫无意义。革命委员会深知，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够以与政权控制区相同的价格提供面包。同样，政权也明白，如果无法为生活在解放区的人民提供廉价面包，革命就会失败。因此，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研究各种情况并提出策略，以确保面包能以低成本供应。如上所述，通过面包普查，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黑市上面包的问题，但它还面临着其他更棘手的面包供应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现在有大量军事团体（包括由有权势的家庭和氏族组成的），他们都从城市的供应中消耗面包，但并非所有团体都在真正与政权作战。曼比季的人民对那些不作战却占用面包的团体持批评态度，称他们为“面包旅团”。尽管如此，真正与政权作战的革命力量没有时间或资源在城市内开辟新的战线来驱逐这些反革命的“面包旅团”。

曼比季的革命委员会还面临另一个难题：必须防止活跃于城中的强大军事集团控制磨坊，以免他们垄断面包的供应。磨坊由于位于城市边缘，难以防守，容易遭受攻击。2013年，强大的圣战组织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Ahrar al-Sham)便以管理腐败和财务不透明为由，占领了磨坊。为了赢得民众的忠诚，该组织的领导人试图通过低价出售面包来收买人心。然而，事与愿违，全城居民都反对军事干预民生事务，不赞成对磨坊的强行接管。最终，革命委员会联合城中几个实力强大的组织，暂时搁置矛盾，共同组织抗议活动，迫使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撤离磨坊。

结论

在1960年代，叙利亚政权通过土地改革达成了双重目的：一方面，它削弱了地主寡头的势力；另一方面，它在乡村地区培育了忠于政权的农民基础。此外，这场改革还为政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粮食安全，这对于巩固其权力至关重要。这一系列举措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包括金融机构、工会、粮仓、水坝、灌溉系统、磨坊、面包店以及集体和私人农场等。这些构成了官僚和基础设施体系的关键节点，用以加强对农村地区人民的控制。

到了2011年，反对阿萨德政权的起义爆发，政权也随之调整了其面包政治，以适应战争环境。在政权控制的地区，它尽可能地维持面包供应网络。然而，在解放区，尤其是在曼比季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政权如何将面包作为武器，不仅将致命的武力用于对抗在面包店外排队的饥饿叙利亚人，还焚烧麦田。

本文还探讨了曼比季革命者在创造新的面包地理形态时所展现的多样抵抗形式。文章显示，尽管政权继续向曼比季面粉厂的工人支付工资，提供小麦，但城市仍是政权频繁攻击的目标。正如上文所述，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政权决心维持过去几十年建立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来解释。政权还旨在粉碎任何可能成为替代选项，或为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铺路的进程。因此，曼比季的革命者通过创造面包的新地理形态，实际上在短期内废除了阿萨德政权的社会契约——即以土地改革和廉价面包换取人民在政治上的沉默。2011年之后，曼比季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者展示了自治的深刻内涵，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面临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