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性侵幸存者，拍出了今年最好的女性纪录片
一票难求。
在刚刚落幕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黑箱日记》无疑是最热门的纪录片之一。
为了看到它，我不得不放弃更多展映影片，从三亚乘坐2个小时高铁赶去海口，抢夺只剩边角的寥寥几个座位。
好在片子值得，没有故意催泪的桥段，甚至刻意诙谐，全场观众却哭作一片，中途几度掌声雷动。
在一年即将结束之际，可以放心地说，这就是今年最好看的女性主义纪录片。
一切始于一次无耻的性侵。
2015年，刚刚踏入新闻行业的实习记者伊藤诗织被山口敬之迷奸。
在身下的剧痛中醒来时，她发现那位时任TBS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德高望重的日本知名电视记者正在她的身体上奋力起伏，他说：“你合格了。”
——这一天，伊藤面见山口，原本是想讨论邮件中提到的TBS求职事宜。
但几杯酒落肚，酒量颇佳的她就失去了意识。
5天后，伊藤诗织选择报警，警方几番推脱，终于在伊藤提交足够证据后受理。
然而就在警察埋伏在机场准备逮捕山口时，一通上峰电话打来，逮捕行动叫停。
几天后，安倍晋三传记《总理》出版，作者正是安倍的亲密友人山口敬之。
翌年夏天，日本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对山口提起刑事诉讼。
处理该事件的调查员被调离，不同调查员和警员数次私下劝告伊藤：别告了，赢不了。
2017年，别无他法的伊藤决定把一切公之于众，同时请求检方复议撤销该案的决定。
“我认为我已经试过了一切我能走过的路，公之于众是我最后的选择。”
这一天，记者会上不停歇的闪光灯下，她成为日本第一个主动向公众公开面容的性侵受害女性。
她说：“我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强暴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对今后的人生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然而即便把私事变为公事，在舆论压力的监督下，伊藤也没能赢。最终检方决定维持意见，不予起诉。
因为伊藤始终无法回忆起失去意识时，在酒店中发生的具体情形，也错过了第一时间报警留证的窗口期，她没有足以定罪的决定性证据。
与此同时，针对伊藤的恶意汹涌而来：人们称她生性放荡、咎由自取，因为在记者会上，她的衬衣少扣了一枚纽扣。
谩骂与死亡威胁接踵而至，楼下甚至开始出现跟踪车辆，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公寓，到朋友家暂住。
最令人难过的是，这些仇恨信件中，很多来自同性别的女性。她们指责伊藤不知检点，“自己也有责任”，把这样的丑事到处宣扬，丢尽了日本和女人的脸。
当第一位把性侵拿上公共议题台面的女人出现，人们才能切实地感觉到，在日本，这是何等越轨的行径——就连承认和谈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十足可耻的。
得知检方决定的那一天，伊藤给母亲打去电话，在母亲看不见的这头，强撑出一抹微笑：
“妈妈，他们决定不起诉。”
“什么？真是不甘心啊。”
听到电话那头母亲惊愕的回应，一直强忍的泪水簌簌滑落。
检方不予起诉，意味着事件不再能作为刑事案件解决。伊藤只剩下一条路：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不需要刑事诉讼中严苛的铁证，刑事诉讼要遵循“疑罪从无”原则。而在民法中，原告只要能在“普通人不会质疑的范围内证明了事实”，法官就可以认定该事实发生。
许多新证据在上诉的几年中奇迹般地出现。伊藤找到当晚搭载二人的出租车司机、接待二人的酒店门童、酒店监控，证实抵达事发酒店途中，山口存在强迫行为。
有可能赢，而这一次，她真的赢了。
2019年12月18日，漫长的审理后，法院宣判，伊藤诗织胜诉。
那一天，法院外、人群中，伊藤诗织举起“胜诉”条幅的照片成为当年最经典的影像。
她的眼睛平静而明亮，小小的脸颊藏在温暖厚实的格子围巾中，从26岁到30岁，她用青春最美好的四年换来一个迟来的公道。
因为这四年坚持不懈的勇敢战斗，伊藤诗织获得“斗士”的美誉，在日本说起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除了上野千鹤子，就要数这位。
由于和国际上爱泼斯坦事件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她的行动也被视为同一场运动在日本的延伸，无数国际报道复诵着她的战绩。
然而在这些越来越加神话的、鼓舞人心的报道中，始终缺少口号之外的一角：
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天生的女斗士，伊藤诗织是否也曾无力，是否还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黑箱日记》，补上的正是这块至关重要的人性碎片。
《黑箱日记》实在是太特别了，此前没有，此后世界上可能也很难再有这样一部纪录片。
它的导演和事件主角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恰好是一名记者。
它不是第一部关于此事的纪录片，BBC早在2018年就拍摄过《日本之耻》，直指事件背后日本司法执法的系统性问题。
但它是第一部由受害人伊藤诗织亲自导演的纪录片，资料也由伊藤亲手收集，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从事件伊始，她就刻意积累了大量录音、录像素材。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一部完全由过去真实资料所组成的“视频日记”，既有导演的第三者客观视角，也有亲历者的第一者主观视角，它的镜头拉得是如此抵近，以至于那些干巴巴的事件都施展开了充沛的戏剧感。
女战士也不总是一把锋锐的剑，镜头前的坚强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崩溃瞬间。
“我绝对不会自杀的。”
决定把事件公之于众时，伊藤诗织曾录下一段视频。视频中她强调，自己绝对不会自杀，如果她死于任何看似自杀的方式，那么请立刻报警。
彼时她无比笃信，不论未来如何，她都将坚强面对。
但几年后，伊藤自杀了。在留下的视频遗书中，她哭着向父母道歉，抱歉再也撑不下去。
长期的压力和压抑导致伊藤诗织精神陷入抑郁，所幸被及时发现救回。
战斗的代价，远远不只是面对权贵的威胁，毋宁说，那是所有代价中最不痛的一点。
因为我们会明确的知道，伤害来自敌人，面对敌人，自然有使不尽的勇气。
然而更多的伤害，可能并非来自敌人。
实际上，当伊藤决定公开事件时，第一个站出来阻拦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说客，而是最亲密的家人。
妹妹担心，姐姐选择出头会招致谩骂与报复，她说道：“姐姐，我不希望你公之于众。”
在《黑箱日记》中，伊藤诗织选择用这句话作为全片的开头，背景画面，是一条漫长无尽的黑色隧道。
妹妹、爸爸，老实本分的家人希望伊藤就像千千万日本女人一样，忍一时风平浪静。
可她不甘心：“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于是，第一场战斗就是对家人意愿的背叛。伊藤或许预料到了事情的后续发展，或许没有，记者会后，闻风而来的各路小报把伊藤家调查了个底儿掉，妹妹弟弟的照片都被公布在了互联网上。
在战斗的路上，有太多可能伤害友善之人的两难境地。
调查员A，事件前期至关重要的“泄密人”，他在被调离现场后，向伊藤透露，在机场针对山口的抓捕行动是被临时叫停的。
他所透露的信息帮助伊藤窥看到了黑箱中齿轮搅动的一角。但如果伊藤在诉讼、报道和出版物中引用他的信息，却很可能导致他在工作系统中被霸凌和排挤。
究竟是用，还是不用，此时成了一道道德难题。
幸运的是，最终证人们几乎都主动同意为伊藤作证，但在《黑箱日记》中我们能看出，伊藤也做好了为了夺取胜利，背叛这些朋友的准备。
她无意也无瑕去做一位绝对纯白的正义战神，当需要冷酷决断时，“记者”的职业天性将会占据上风。
正如在《黑箱日记》中未取得同意而擅自使用酒店监控和律师谈话，她的时任律师西广阳子曾坚决反对，指出这种做法将导致日后的受害人更难获得酒店监控，但她决定依然故我。
有时，友善之人的态度也夹杂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
同意为伊藤作证的当晚，调查员A趁着酒意在电话中对伊藤说，要是为此丢了工作，伊藤最好“嫁给他”。
没有人知道，这玩笑的醉话下有几分真心。但电话另一端，伊藤原本兴奋感激的神情骤然凝固，肢体无措地僵硬起来。
即使是正义的伙伴，也可能如此轻易地冒犯，善恶交织，这就是现实世界中最真实的混沌。
或许是得益于从小有主见——9岁开始当模特赚钱，高中自己联络、自费前往美国留学，打工赚取学费，实习中前往各危险地区进行采访——伊藤诗织在磨人的漫长诉讼后，依然还是一位活人。
她依旧爱笑，在事情进展顺利时跳起雨中曲的俏皮舞步，晚上和朋友分享廉价的盒装白葡萄酒。
甚至抽空做了几部纪录片：《老年公寓清洁队》《女性割礼》。
以至于据日媒报道，山口敬之私下抱怨，光看伊藤诗织的精神状态，也不会相信她是被强暴过的人：“被强暴过的人哪能有那样的笑容？”
太多日本人无法理解，为何伊藤诗织不感到羞耻、不蓬头垢面、不以泪洗面，一点都不像一个传统苦主。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她是一位”讲英语的日本女人”。
在和同事聊起日本时，我们常常生起一个疑惑：为什么日本能孕育出上野千鹤子，却没有什么像样的女性运动？
它同时拥有东亚最犀利的女性主义理论，和东亚最温驯的女人。
直到看到《黑箱日记》，我才开始理解，因为日本缺少“讲英语的日本女人”。
强奸案报案率之低，或许是日本和其他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之一。
在伊藤事件发生时期，2016年，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日本警方收到989起强奸案报案，也就是每10万名女性中有1.5起强奸案，而同时期的美国，每10万名女性中会发现41起强奸案。
这当然不是因为日本民风淳朴，人皆圣贤，而是日本女性遭遇性侵后很少向警方报案。
为何如此？
伊藤诗织的经历生动地解释了原因：
遭遇侵害后，她首先拨通东京郊区一家强暴危机中心的电话，询问该如何处理。然而对方表示，不能在电话中提供任何建议，除非她亲自前来面谈。
彼时在强暴中收到巨大伤害的伊藤连下床都很困难，于是没能在危机中心得到建议。
5天后，当她终于攒足力气来到警局报案，发现警方根本没有对应的女性警员。
在她的强烈要求下，一名女性警员听她述说了几个小时，最后抱歉地表示，自己只是临时被调来的交通部门职员，真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和男警员谈。
更令日本女性闻之色变的，是使用“调查假人”的犯罪调查方式。在3名男性警员的围观和拍照下，伊藤不得不躺在一张蓝色的垫子上，任由警员把真人等比的沉重假人放在身上，摆弄成各种姿势，并不断询问：当时是这样吗？还是那样？
羞耻、恐惧、无力，这样的犯罪现场复现方式如同恐怖的二次伤害。
不报警，就无法获得收集体液等证据所需的工具套装，而报警，就要承受如此毫无尊严的调查取证。
很多女性就在犹豫中错失了取证的黄金时间，从而使得定罪更加艰难。
内阁办公室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只有4%的性犯罪受害人曾向警方报案。
即便成功报案，成功取证，性价比也很低。
因为在2017年前的日本，关于性犯罪的法律，使用的还是110年前的定义。
性犯罪的发生频繁到，即使是女性也经常不当回事。
根据这份陈旧的法律，没有现代法律中最关键的“同意”要素，不管女性是否明确表示不同意，通常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有暴力和胁迫行为的情况下才会追究其责任，并且如果受害人饮酒，那么警方则不鼓励报案。
2017年，东京和横滨的多名大学生，就因受害人醉酒而免于轮奸指控，获得无罪释放。
据统计，当时有超过十分之一性犯罪者获刑后可以获得缓刑，性犯罪的最低量刑比盗窃罪还低。
伊藤诗织胜诉后，山口敬之只需要支付不足16万人民币的赔偿金。
裁判后，他依旧过着受人尊敬的优渥生活，参加电视节目、交游权贵，在众人附和下抱怨醉酒的女人最是惹人生厌。
他的密友安倍晋三遇刺身亡，还是他最先在网络上发布的内部消息。
相比于其他方面，日本人对于性侵害的认知程度，实在简单到令人心惊。
全世界报告强奸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瑞典，每10万人报告件数高达85.59起。
因为瑞典法律判定性侵害的法律门槛更低，即严格的自愿原则“积极同意权”，只要受害人在性行为前没有明确同意，即可控告对方强奸。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理解“不就是不”，似乎天然就有一道巨大的门槛。
在所有色情作品中，“不”几乎是“欲拒还迎”的代名词，“雅蠛蝶”俨然已经是一种情趣。
所以当女性用日语说出拒绝的时候，很多男性会直接理解为“同意”，从而更加为所欲为。
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生也不能免俗。一项大学课堂的随机调查发现，日本大学生中，有40%认为醉酒就是性同意，曾经接吻更是明确的性同意信号。
然而实际上，在更多国家，即使是一张床上的夫妻，在妻子明确表达不同意后，丈夫如果依旧强制性交，那么也构成婚内强奸。
当在酒店醒来发现山口敬之正在施暴时，伊藤诗织首先惊慌失措地用日语要求停止。
然而她发现，“当我用日语说拜托请停下时，他反而更受用了”。
于是她改用英语破口大骂：“fuck off！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滚开！你他妈在干嘛？）”
曾经，伊藤诗织为日语中没有肮脏的骂人词汇而感到自豪，而这一刻，她无比庆幸自己是一个会讲英语的日本女人。
这也是伊藤诗织之所以成为伊藤诗织的原因：她的思维中，有一半串流着迥异于日本的价值观。
她也许未曾拜读过上野千鹤子，不晓得男权社会是如何结构性压迫女性，但她清楚知道，受到未经同意的性侵就是强奸，被强奸就该诉诸法律，法律就该给予正确的处分。
没有日本式的忖度，不会因为害怕暴露“被玷污”而选择粉饰太平，她以一种英语式的横冲直撞，掀开了笼罩日本110多年的黑箱。
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带来了些许阳光。
2017年，受伊藤诗织案影响，日本110年来首次修改了性犯罪法。
该次修改扩大了强奸的定义，将肛交和口交纳入范围，并将男性列为潜在受害者，延长了最低刑期。
2023年，法律进一步改进，将“强制性交等罪”修改为“不同意性交罪”。
明确规定，只要一方显露出不同意的倾向、表达出不同意的意愿，或者处于难以表达是否同意的状态下，那么此时发生的性交行为都构成违法犯罪。
这一次，日本终于在性犯罪法上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这是书本与口号之外的，另一种女性主义。
更加强悍，更加坚韧，野草般涨满生命力。
事件发生至今整整9年，它的余波依然在影响着35岁的伊藤诗织，但这一次，她想真正的与过去做个告别。
《黑箱日记》今年已经在全球50多个电影节放映，并将在欧美多地院线公映。
映后交流，人们总爱向伊藤诗织提出一个问题：“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
伊藤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她烦透了这个问题：
“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呢？”
她反问道。
“你看过了（我的影片），现在它在你的手里，我已尽我所能，轮到你来做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