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纽约时报》和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数据，2023年，哈佛法学院仅有19名非裔新生，占新生总数的3.4%，相比去年的43人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一数据为哈佛法学院自1960年代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西裔新生人数也从去年的63人减少至39人。

其他顶尖法学院也出现类似趋势。例如，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的非裔新生人数从去年的13人减少到9人。不过，斯坦福法学院的非裔新生人数则逆势增长，从12人增加到23人。

哈佛法学院历来以培养非裔法律人才而闻名，代表性人物包括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然而，该校9月的一份声明显示，2023年广泛意义上的“有色人种学生”入学人数下降了8%。

哈佛法学院的非裔学生协会会长肖恩·韦恩（Sean Wynn）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他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削弱了非裔学生的就学体验，是对多样化努力的“沉重打击”。与此同时，法学教授大卫·威尔金斯（David B. Wilkins）指出，这一裁决可能在非裔学生群体中形成“寒蝉效应”，导致他们不愿申请顶尖法学院。

尽管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等部分法学院的非裔新生人数下降，美国律师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2023年全国法学院的非裔新生总人数从2969人增长至3060人，增幅约为3%。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界对种族平权政策终结后多样化进一步恶化的担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er）是种族平权行动的批评者，也是备受争议的“不匹配”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哈佛和北卡法学院非裔新生人数的减少可能最终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学生可能会进入更适合他们的学校，从而提高毕业率和职业成功率。然而，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争议，批评者认为其忽视了顶尖学府多样化教育的重要价值。

哈佛法学院的一名发言人强调，学校仍致力于推进多样化目标，并指出，仅凭单一年度的数据很难评估种族平权政策终结的长期影响。

此次录取人数的变化标志着美国法学院招生和教育多样化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阶段。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将持续关注这一变化对未来法律职业结构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