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移交前夕（1997年6月30日，有市民手持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相片及“我会记得你，彭定康先生”字句的标语）。

1997年6月30日香港主权移交的那个晚上，当年13岁的郑先生边吃着宵夜，边看着电视上的直播。当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告别其官邸那一刻，年少的他隐约感到那是一件重要的大事。

但他说，当时的感受并不深刻，只是懵懂中知道“（香港）一个时代的转变。”

今年刚满40岁，目前从事学术研究的郑先生说，后来长大才意识到，早在自己出世那一年，也就是英国和中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的那一年，香港和众多香港人的命运已“被决定”。

然而像郑先生一样，数百万香港人过去四十年没有停止过对身份认同的自我拷问和对自我归宿的追寻。我是谁？我的根基在哪里？注定要伴随很多人的一生。

今年12月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四十周年。这是一份中、英两国在北京就香港前途所签订的协议文件，确定中国政府会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双方同意，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北京承诺，作为特别行政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可是50年还未过半，中国外交部2017年首次将《联合声明》解读为一份“不具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类似的论调在2019年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反修例示威抗议、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以及今年三月份推动通过的本地国安条例“23条”时反复出现。中国当局藉此驳斥英国干涉“作为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而英国则坚持认为，《声明》作为国际条约至今仍然有效，并认为中国处于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

无论如何，刚过去的四、五年，香港人的命运再一次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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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30日，中英两国的交接仪式。

主权移交之后，郑先生记得当时在学校里面开始要学习普通话，慢慢开始感受到一个身份转变的历程，“会慢慢接受自己和中国是有关系的，是一个中国人。”

升国旗、唱国歌、认识《基本法》，“参加国情团回大陆参观”是那个年头郑先生仍然有印象的事。他认为那是一个学习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历程。对于这些变化，当时的他并没有太多的感受，直到长大之后，会开始质疑身份建构的过程。

作为“80后”一代，郑先生认为作为香港人的有趣之处，是在身份的意识上，能够处于一个模糊地带。

但2011年到海外留学之后，多年在外的流动经验让他对于自身的身份又多了一些不同的理解。“之后去到加拿大，就会想瞭解加拿大是如何成为一个国家的状态，”他说。更多的海外经历让他逐渐了解到身份并非一个固有、永有、处于永恒的状态，“如果某程度我开始抗拒中国人的身份，但又不是完全为反而反的话，那要如何说服我自己去成为一个中国人？”

学术界普遍有个共识，香港人的身份觉醒可追溯回上世纪70年代，在寻找自我与本土身份认同的过程里面，每代人的经验也起着不同的作用。

过往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会就香港人身份与国家认同进行民意调查，2014年的时候，在80后受访者组别中，有高达82.6%以香港人身份为优先，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