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殖民澳门的最后日子（资料照片）。

25年前，贾嘉慧在澳门治权移交当晚嚎啕大哭。那年她17岁，被邀请在澳葡政府告别仪式上，给末代总督韦奇立（General Vasco Joaquim Rocha Vieira）表演空手道。

表演结束回家，她和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直播。踏正十二点，红绿色的葡萄牙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她的泪流了下来，“我是有点不开心、是不舍得的”。她觉得一切好像从此不一样。

今年42岁的贾嘉慧是第八代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指在澳门出生、拥有葡萄牙血统的人。在殖民时期，他们精通两文、教育程度高，既在政府担任要职，又游走商界专业，社会影响力强。但贾嘉慧说，1999年澳门站在历史中央，未来社群如何被界定是一个未知，“会不会回归后，有些人觉得现在我们中国人话事，就要对付这班土生葡人呢？”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 Institute）研究员卡洛斯·皮特拉（Carlos Piteira）曾经形容：“土生葡人的历史，就是澳门的历史。”但这些活历史正在消散。根据澳门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2021年土生葡人仅剩13021人，占总人口不到2%——这一数字在1998年是4.5%。

过去25年，不同的葡人在这个城市流动与扎根，见证政经变化。BBC中文访问数名葡人，当中有土生葡人在移交前夕离开澳门，有人选择在留下来静看大潮变化，也有葡国人因欧债危机，误打误撞来到澳门，最后却抱着失望痛心离去。

人类学家卡洛斯·皮特拉（Carlos Piteira）说，对土生葡人而言，“最大的挑战也许是能如何生存到2049年，以及之后。”

离开，再回来

自1993年开始，澳门每隔三年都会举办一次“土生葡人大会”。这个会议旨在凝聚全球土生葡人社群，回乡审视现况。今年的大会在12月1日举行，为历年最多人参与的一次，有1200人。卡洛斯特意从里斯本飞回来参加。他今年68岁，一头白头，但当谈起土生葡人与世界势态，语速仍然飞快。

刚步进餐厅，他用流利广东话向侍应说：“我哋坐呢度（我们坐在这里）。”卡洛斯回过头笑着说，“也许我拥有的最好的礼物，是我妈妈一直让我记住澳门和广东话。在葡萄牙的家里，我经常说广东话。”

卡洛斯在澳门出生，父亲是葡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60年，他举家搬返里斯本。卡洛斯对澳门的记忆很淡薄，但他总是觉得自己的“根源就在这里”。1991年，澳门电力公司邀请卡洛斯担任人事总监，“我有机会回到澳门，为何不呢？”他马上答应。

当时卡洛斯正修读人类学硕士，研究变动时期中的土生葡人。回到澳门之后，他跟很多人聊天，发现社会正瀰漫各种复杂情感。“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回归很好；对葡萄牙人而言也很好，因为他们完成了工作使命，就像‘出埃及记’一样，可以回去葡萄牙。”

“但夹在中间，是我们土生葡人”。卡洛斯形容，那是土生葡人第一次对未来感到害怕。

葡萄牙殖民澳门442年间，土生葡人担任华人与澳葡政府之间的桥梁，备受重视。但移交临近，他们害怕自己的特殊地位迎来剧变。“站在中国角度，现在我们不需要葡萄牙了，我为什么还需要土生葡人？我可以改变任何事。”

1999年12月19日，即将离任的澳门总督总督韦奇立（General Vasco Joaquim Rocha Vieira）接受一名警察授予葡萄牙国旗。

当年，葡萄牙政府为近6000名公务员想好后路，给他们三种选择：纳入葡国编制、提前退休拿补偿金，或者继续留在特区工作。至于身份问题，土生葡人可根据自己意愿，选择中国国籍或葡萄牙国籍。

不过根据澳门大学1994年一份调查，只有不到3%土生葡人觉得《基本法》有足够保障，而认为不足够的则有超过36%。“我们可能有一半人跑回葡萄牙，他们在那里买了房子，结束在澳门的时光，”卡洛斯回忆。

但贾嘉慧没有离开。他们一家曾在1991年移民加拿大，1995年回流澳门。“那时候一直在想着，我们多留一年就走了，谁知道留着留着，到现在都没有走。”之后她在澳门理工大学升读中英翻译学系，毕业后成功自荐进入政府，担任翻译工作二十年。

“也许是在2001年至2010年之间，土生葡人又获得了自信，”卡洛斯说，“他们感觉过渡后的澳门很安全，很多事没有改变，甚至打开了生意之门，所以离开的人觉得也许是时候回到澳门了。”

曾有一个时候，所有事情都很有希望

根据澳门理工大学学者欧雯巧（Vanessa Amaro）的研究，在2010年左右，澳门还重新迎来了一波葡萄牙人。

当年葡萄牙深受欧债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崩溃、失业率倍升，不少人把目光投向前殖民地澳门——那时候，澳门每年都有新赌场建成，赌场收益早已超过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2011年8月10日，伊内斯·贡萨尔维斯（Inês Gonçalves）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从里斯本来到澳门机场。那年她25岁，读完国际新闻硕士，想找一份海外的记者工作。“我网上投了几百万份履历，他们要我，我就来了。”

一份本地葡文报社请了她。此前，伊内斯对这里一无所知，“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但是她感到澳门“非常有趣”，“人们在争论要不要普选，这是一个好制度还是不好制度。如果你来自欧洲，这是一个已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再争论了。”2012年，立法会在讨论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这对伊内斯来说，“好像在研究政治制度的起源一样，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气氛。”

在澳门当记者，伊内斯觉得曾经“我们有100%的自由”。澳门几乎所有媒体都受政府资助，但葡文媒体被认为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没有人看得懂，它没有影响力，”伊内斯笑着说。澳门是一个新鲜的地方，从政治、体育到美食，她什么都可以写，而这里好像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2014年，澳门发生“反离补运动”，两万人上街反对时任特首提出的离任补偿法案。“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所有事情都很乐观，你会有一种想法，好像一些东西正在改变。”伊内斯托着头感慨说，“但几年之后，你感觉到‘这行不通了’。”

2011年8月10日，伊内斯·贡萨尔维斯（Inês Gonçalves）来到澳门当记者，她觉得当年“我们有100%自由”。

改变总是慢慢发生，但她感觉转捩点在2019年。当年6月，港府因修订《逃犯条例》引爆示威浪潮。“维护国家安全”后来成为特区首要任务。澳门政府也开始加强社会控制，一切都变得非常敏感。“我们不能批评任何事，我们不能谈论中国政治、香港政治。一切都必须非常爱国”。

2021年，“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定违法，之后23名民主派立法会候选人被撤销参选资格，“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对吧？”伊内斯反问，但澳门人不愿意再谈论它，社会气氛变得异常压抑，“一切都是敏感的、政治敏感的。”

“我入你屋企，要不要脱鞋？”

面对政治和社会气氛的变动，土生葡人高天赐有着不同的感受，“我觉得（澳门人）越来越开心。”

他今年67岁，曾在主权移交后担任经济局知识产权厅厅长。目前是澳门公职人员协会理事会主席，也是澳门首位土生葡人议员，自2005年担任至今19年。

高天赐有着一张混血脸孔，一开口却是流利广东话。他的父母在葡萄牙印度殖民地果亚出生，后来移居澳门。在移交过后，土生葡人大多变得政治冷感，但高天赐却积极参选立法会议员。他批评议会内大部份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没有人代表我们公务员，”他连说两遍。所以参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公务员和市民争取福利。

在议会中，高天赐曾提出多项具争议的法案，又在“六四致意动议”、“辩论普选特首”等敏感议案表决时，与传统民主派站在同一阵线，一度被社会归为民主派。但在“DQ”（即撤销资格）事件过后，高天赐明显小心很多，“很多人标签了我是民主派，但我自己觉得是自由派，你没有自由就做不到事，你很难去生存。”

对于被“DQ”的人，他说自己“没有条件评论他们的行为”，只想做好自己的本份。但他觉得自己仍然有自由，“（议会内）骂官员骂得最厉害就是我，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有这种自由去讲这些说话。”不过，当被问及澳门近年的变化和看法，他这样回答——

澳门是否越来越靠近中国？高天赐回答，“没有，我靠近泰国多。”他把话题拉开，说自己经常坐飞机到泰国吃饭。

那么澳门25年来的自由度有收窄吗？“没有，你看我多开心，”他发出一阵高亢笑声。

访问在他的议员办公室进行，在他的背后，有一张候任特首岑浩辉会见土生葡人团体的照片，照片中的高天赐就坐在岑旁边。

土生葡人高天赐自2005年担任立法会议员。

再问到自由度可以分哪几个方面时，他给出一段“脱鞋论”——高天赐身体俯前，反问：“你在香港住吗？我进你的家，需要脱鞋子吗？”他再说，“我不是很喜欢脱鞋被人看我的脚指，但如果我得两个选择，一是脱鞋子就可以进你家，二是我不去你家了，我们出去吃饭。”

“那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都是这样，你要尊重人，你不可以拿这个标准：‘喂，我从来都不脱鞋子’，你要迁就我，那你接受吗？”他没有就这番言论解释更多，但跟接下来的问题撇开关系。

澳门新闻自由有没有收窄？“我不是记者，你要问记者才知道，我感觉不到。”游行集会自由呢？“我又不需要游行自由，你（政府）给了钱我，消费卡现金分享，只要官员履行他的承诺帮市民解决问题，就少了很多问题。”

那么言论自由呢？“我是一个例子，从来都没有人叫我收声，或者叫我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仍然没有任何限制，所有话题我都可以讲。”

至于贾嘉慧，她担任公职20年，直言不便评论政治变化。但就土生葡人而言，她称仍希望“澳人治澳”，大家都是“想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她也觉得，现在的澳门尚有空间和自由度提出意见。

今年42岁的贾嘉慧曾在澳葡政府告别仪式上，给末代总督韦奇立表演空手道。

“澳门不再是家”

在澳门呆满十年的前一个月，伊内斯决定离开了。

2021年3月，澳门广播电视（TDM）执委会向葡文新闻部下达九条指引，包括“不会散布违反中央和特区措施的信息”及“传播爱国主义”等。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出爱国编采指引，事件触发葡文记者离职潮，伊内斯是其中一个。

“对我来说，这是我澳门记者职涯的结束，也是澳门新闻自由的终结。”但伊内斯很清楚，这些动荡不会对在澳葡人产生影响。“他们的生活仍不变，继续赚钱、送孩子上课，他们也有自己的泡沫（little bubble）。”

事实上，撇除政治因素，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间，澳门政府实施严格的管控，也触发葡萄牙人离澳潮。澳门理工大学学者欧雯巧在2012年至2015年间，研究60名葡萄牙人移居澳门的行为模式。疫情期间，她重访这60名受访者，发现约六成人已经离开——尽管他们在外面没有任何家人或朋友网络。

欧雯巧说，瀰漫在这些葡人社群之中，是一种“澳门再不是家”的感觉。

伊内斯有着同样感受。“我真的很难过。当年我来到澳门所看到的可能性，现在完全没了。”她当时幻想着，在未来澳门制度会更加开放，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集会也会更加多样。“我当然没有期望一下子就会改变，但慢慢下去，澳门或者会更像香港，”她说，“现在结果却恰恰相反。”

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间，澳门政府实施严格的管控，大批担忧的葡萄牙人生出“澳门再不是家”的感觉，离开澳门。

作为极少数人，要想办法生存

因为要完成硕士学位，以及女儿准备升读大学，卡洛斯在1999年主权移交之前已经返回葡国。但之后他加入了里斯本大学东方研究所做研究，每年都会回来澳门一两次。

或许是对澳门保有距离感，卡洛斯从一开始就很清????澳门的地位，对于其变化显得很冷静。“这是附带损害：在中国、香港发生的事情，总是对澳门产生影响，因为澳门正在融入中国。”

他提起一件深印象的事。在1999年之前，基本所有有关澳门的研究都是由葡萄牙人完成。但约在2001年开始，澳门基金会在学术上开创“澳门学”，聘用华人研究员撰文出书，以中国人的观点出发，重新阐述澳门故事。

“我开始明白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因为他们想改变心态，也想改变澳门对爱国情感的渴望，”卡洛斯说，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政府正为2049年作准备。但他很理解，港澳特区拥有特殊地位，“但这个状态只维持50年”。在这50年间，中国要慢慢把港澳融入很正常。只不过，这个融入的变化比他想像中快得多。

在世界局势变动间，卡洛斯很清????土生葡人的定位——作为极少数人，他们要想办法生存。保持地位能在三方面着力：政治、经济、文化。

2019年12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准备离开澳门国际机场时挥手致意。

过去，澳门均有土生葡人担任政府主要官员。但随着运输工务司司长罗立文完成任期，新一届岑浩辉的政府班子再没有土生葡人。“失去了一个，那我也可以成为另一个（影响力）。”

卡洛斯说，“经济就不一样了。他们还有（中葡）论坛，还有‘一带一路’，他们需要葡萄牙人，他们在这里需要土生葡人。”

2003年，澳门成立“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共有九个葡语国家参与，包括巴西、葡萄牙、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几内亚比绍、东帝汶等。再到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澳门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再次被重点强调。

卡洛斯深明，土生葡人跟中国的关系不是伙伴关系（partnership），更像是一种“从属关系”（subordinate）。他归因于葡萄牙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积极，“他们可能只听中国的话。”但同一时间，土生葡人又总是非常被动。卡洛斯打趣地说，土生葡人已经习惯了葡国接近500年的殖民，“现在只是换成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样”。

然而，当土生葡人的角色变成经济贸易的工具，这是否他们乐见？卡洛斯笑着说，这不是一个乐见与否的问题，问题是当身处全球化的世界，“如果你不跟上脚步，你就会融入不了（don’t come to the team）。 ”

“柏林围墙”的启示

现在，卡洛斯说他所关心的大局只有一个：如何在特区内维持土生葡人的身分。

土生葡人是一群充满混合文化和思想的群体，他说，香港没有这样的人。“特区需要保留这一点，向世界展示，中国有能力与世界共存。我认为这就是澳门现在的重要性。”

回顾澳门过去的25年，卡洛斯仍然感到“正面”，“因为我们还存在！”他说虽然中国在改变，但是澳门允许土生葡人聚会、有中葡论坛，“他们没有抹去一切，”他随即笑着补充，“至少还没有（not yet）。”

卡洛斯听过很多人形容，当人们去香港，他们不会感到害怕，但去到北京，他们会有“不同的感觉”。在他眼中，港澳对于中国仍然有角色——这里中国是强大的“社会实验室”，可以助它摸索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但在未来25年，土生葡人还会不会有角色，就一切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

主权移交前的澳门议事亭前地。

但伊内斯有另一种感受。在确认接受采访前，她曾经犹疑。当时她正准备带着3岁的女儿重访澳门，她很害怕入不了境。“我有点害怕，这种事发生太多了吧？他们会在边境拦住我吗？因为我是当时退出TDM的记者之一，而这是一件非常公开的事。”事情最后没有发生，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顺利见面。

再次回到澳门，她珍惜每天的时间：她到庙里逛、吃大排档、星洲炒米……她说，现在的自己对这个城市已不再那么生气与难过，“时间过去了，我回过家里，舔过了伤口。”

但她仍尽量不看新闻，只想感受这城市好的一面——她记得离职的时候，很多几乎不认识的同事给她写信，伊内斯形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非常乐观，抛出各种历史观，比如倒塌的柏林围墙，还有曾经民主化后的葡萄牙。

“实际上，这很鼓舞人心，但我看不到这样的未来。”伊内斯说，她仍有葡人朋友还在澳门当记者。“她深信总得有人留下来，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 我尊重她，也真心佩服她。”

但伊内斯不想做这种妥协，“对我来说，在大事无法被报导时，能报导一点小事并不算胜利。 但我完全明白，北京的规则就摆在那里，他们不希望事情失控发展，而我也不是来这里尝试改变现状的外国人。”所以她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