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编辑

草菇炖鸡（六月、短矢、阿夯达措、童子、南瓜企鹅、俄耳甫斯、CC、洛洛、Ethel、莱德瑞、诗凛、anne、咳猫、leah、aboc、阿豪、lade、LX）

目录

前言

一、凛冬已至：经济萧条全方面蔓延

二、青年劳动者：“吃尽时代黑利”

三、零工经济时代：就业蓄水池饱和，政府和平台新规引争议

四、企业管理转型：劳资矛盾的新解法？

五、AI替代、控制与新卢德主义

六、生产安全事故：新老因素叠加，依旧在高位运行

七、性别歧视与压迫：工作场所的多重困境

八、高龄劳动者：延迟退休、社保困境与超龄压力

九、少数民族劳动者：吸纳、排斥与隔阂

十、残障劳动者：系统性排斥与“机械飞升”

十一、海外劳动者：生存环境恶劣，国内关注升温

十二、劳动者行动：法律维权大幅增长，网络维权形式多样

十三、劳动文化：呼唤真实的声音

尾声

正文

前言

2024年，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可能是不能再糟糕的一年。与此同时，正如诗人布莱希特所言，“餍足之人”仍在“向饥民描述着即将来临的伟大时代”。

在我们亲临的脚下，“大地不再孕育，只吞噬”；在目光与地平线的交界，“天空不再下雨，只下铁”。也许，真正的绝望，不在于变糟，而在于我们再也没有心力去关心变糟的一切。麻木和冷漠才是一切的终结。

我们确实是一步步看着自己走到如今这般田地来的。世界各地陷入到一个相互比烂、竞相逐底的恶循环当中，困局积重难返，但是劳动者仍然缺乏足够的手段去阻止事态的恶化。尽管一切新的因素也正加速涌现，但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之下，转捩点被无限地推迟到不可预知的未来。

当然，我们无法停止谈论“趋势”“潮流”和“走向”。但借助这篇盘点，我们希望告诉读者，在各类统计数据和政策指标背后，是真真切切地在工作、呼吸并感到苦难的人们。对于Ta们而言，关键词是“失业”“欠债”“房租”“贫困”“病痛”“劳累”“失去”“伤害”“不稳定”乃至“杀人”和“死亡”。

我们呼唤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可以超越纷繁纠葛的隔阂，让我们为彼此的困难而感到惭愧，并因此付出实际行动。我们也呼吁耐心和定力。在困顿之中，用各自的材料和工具共同编织出新的方法。

我们不祈求哪个救世主能带来风调雨顺。世界的未来仍然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做什么。

一、凛冬已至：经济萧条全方面蔓延

2024年，中国经济自疫情以来的颓势并未得到遏制，经济萧条全方位蔓延。

从宏观指标来看，GDP平减指数、CPI、PPI均在低位运行，消费者信心指数触及历史低位，出口贸易面临关税壁垒压力，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乃至形成下降螺旋，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经济低迷的压力传导至各行各业，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等易受经济下行波及的行业首当其冲，互联网、房地产、金融等高薪行业亦显疲态。“降本增效”继续成为2024年企业部门的核心关键词，裁员潮、降薪潮此起彼伏，停工停产乃至破产倒闭的情况不乏其数，大量劳动者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此外，经济下行带来的财税收入减少，叠加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让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等传统意义上的“金饭碗”也大大受到影响。

受失业率增高与收入预期削弱的影响，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了全面消费降级，这又进一步造成有效需求萎靡不振。国内外大量机构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实际的通缩困境，亟待引起重视。

经济寒冬下，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受影响，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顿或停摆状态。一些制造业报道显示，工厂需要通过卷价格、极度压缩成本来换取订单，缺乏良性循环的可持续机制。虽然政府强调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总体来看，新增就业最多的仍然是具有低收入和不稳定性质的工作岗位（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今年第二季度，农民工数量达到了18，997人，创历史新高，但收入却出现下跌。农民工数量增加也可能是农作物和蔬菜价格下跌、农村经济更加凋敝所致。如何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即便在通常被认为是产业升级重点领域的汽车高端制造行业，无论是传统车企还是新能源车企，员工的日子也都不好过。

高合汽车、恒驰汽车、合创汽车、极越汽车等造车新势力先后在年内停产。2月18日龙年春节复工第一天，高合汽车即召开内部大会宣布即日起将停工停产6个月。恒驰汽车也在2024年初停工，“除13名保安外，目前恒驰汽车在上班的员工只有40多人”，且“（上班的员工工资）每月只发80%”。3月，为挽救低迷的销售状况，合创汽车要求包括非营销部门在内的公司所有员工参与车辆销售，后因不退还员工投资款在6月被员工拉横幅维权，11月，合创汽车再次因生产端和销售端问题恶化、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裁撤上海分公司所有员工，拖欠被裁员工赔偿金。12月，百度与吉利公司合资的极越汽车年终闪崩，宣布经营困难、原地解散，四千多名员工措手不及。“围堵”CEO夏一平后，员工向极越提出四项诉求：补缴10月到12月的员工社保、公积金，补发12月工资，给予员工“N+1”的赔偿款，以及将落户员工流程走完等。12月19日，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极越赔偿方案已公布，员工获“N+1”赔偿，将于明年1月20日前发放完成。

部分经营状况相对较好的新能源车企虽未停工停产，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和降薪。

4月15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透露该公司将裁减超过10%的全球员工，以削减成本并提高生产率。特斯拉中国区也受到影响，裁员比例超过10%，充电、销售和市场团队的裁员比例甚至达到40%-50%。国产新能源头部企业理想汽车也在5月进行了大规模裁员，裁员比例为18%，涉及员工总数达5600人，但据多位被裁理想员工爆料，实际裁员总数或接近万人。此外，由于被裁员工转投其他新能源车企时如被对方HR得知自己是裁员离职，薪资会直接降薪20%，部分员工不惜在裁员潮中提前主动离职以放弃赔偿。裁员还存在未足额给予赔偿的情况。面对裁员引起的普遍不满情绪，理想公司选择加强安保措施。

如果说电车企业的破产和裁员是由于内部竞争白热化，面对汽车产业新能源转型的大潮，许多传统的指标性燃油车企则由于没有跟上调整步伐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5月，东风本田裁员2000人，裁员采用“N+2+1”的补偿模式。8月，东风本田再传裁员消息。此次裁员背景是汽车销量下滑，2023年1-8月新车销售同比下降19%。在自主品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东风集团面临整体销量压力，2023年首次出现亏损，亏损额达到39.96亿元。另一家合资车企大众中国也进行了裁员，主要涉及进口车业务，规模近百人。在本轮裁撤中国员工的过程中，大众中国给予他们两种选择：一是调离北京，去合肥工作；二是直接裁员，给予赔偿——最高可达N+6。此外，豪华汽车品牌保时捷中国也裁员30%，包含正式、外包等岗位，赔偿或按N+6的标准执行。

降薪潮还波及房地产、金融、科技、互联网、游戏、文化传媒等传统中高收入行业。

据财新周刊报道，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剧烈下行使建筑行业受到极大影响。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造成大量工程款拖欠，多家企业面临现金回款风险，建筑行业众多大型央国企降薪裁员、中小型民企破产倒闭，许多建筑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受到严重影响。1月3日，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发布通告：因市场萧条，业务量骤减，公司决定精简人员，希望员工顾全大局，主动申请长假，公司将代缴基本社保。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年内证券行业从业人数缩减5%，42家已披露数据的上市银行中，仅有11家人均薪酬保持上涨，超过七成银行员工薪酬下滑。头部金融公司中金公司部分岗位工资传闻比此前“打三折”，或间接导致工亡事件。中金公司向红星资本局表示，网传的被裁、降薪、跳楼均为不实消息。但人均应付薪酬一度排行业第一的中金公司确实出现员工薪资大幅跳水。数据显示，其2021年人均应付薪酬为116.43万元，2023年则下降到70.04万元，累计降幅为39.84%。

彭博社称光伏行业头部企业隆基绿能将裁员近三分之一，以求在产能过剩和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消减成本。隆基绿回应称当前光伏行业面临复杂内外部竞争环境，公司为应对市场变化的确进行了相关岗位结构优化，但预计人员调整比例约为5%。隆基绿能是全球最大光伏企业，当前光伏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利润下降等挑战，去年以来，业内不乏减产、裁员的声音。今年已有多家光伏企业宣布产线停产。有媒体报道，海康威视员工透露公司10月正在进行大规模组织调整，32个研发区域收缩到12个，预计“优化”1000多人。对此，海康威视方面否认大规模裁员，并表示进行了正常的经营策略调整。

互联网行业与游戏行业也未能幸免，且频繁出现以AI技术取代正式员工的情况。6月24日开始，“老牌游戏大厂完美世界最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开始在社交平台流传。有内部员工网络发文称，完美世界预计裁员超千人。业内外人士大多认为持续糟糕的业绩表现是完美世界本次裁员的直接原因。

面对经济衰退和新媒体行业的挤压，传统媒体的经营收入也大大降低。版面收缩、广告减少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员工的薪资和福利待遇。深圳报业集团去年开始施行扣留工资制度，设置严苛的年度考核标准，导致大多数员工的年终奖打折，仅极少数高业绩者能获得全额扣留工资。近期，《深圳特区报》更是开始实行倒扣工资政策，要求记者每月完成一定数量的稿件，其中要求的见报稿件数量较高，但版面和选题有限，导致很多记者难以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将面临严重的工资扣罚，再加上各项五险一金的扣除和考核处罚，很多记者的实际月收入只有2000余元。

今年以来，各地还网传各类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职业的降薪消息，这意味着就算身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传统体制内“金饭碗”岗位，也未必能有稳定向好的收入预期。

地方财政压力令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群体的薪资待遇也受到影响。全国多个省市频传公务员降薪消息，河南省发改委网站则发布了改革方案，提出要按照“531”比例精简机构编制规模。

1月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布通知，明确规定继讲师之后副教授也需要面临6年时间“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此事在学术界引发热议。北京、贵州、浙江等地也纷纷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以防止个别教师“躺平”。多地还出现中小学欠薪事件，如开封通报一小学欠薪无人上课，南宫市实验小学拖欠教师工资，教师前往市政府讨薪。伴随着收入预期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和生育率下滑，幼教行业处境艰难。5月8日，有网友公开反映称，河北省廊坊市六艺幼儿园突然关闭，众多家长及职工连续多天讨要学费及工资。搜狐网报道，在这种情形下，大量幼教老师选择“自救”，或通过兼职补贴生活，或转行做美甲、客服等工作，重新学习和适应。

在医疗领域，10月24日至26日，广东梅州市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职工在网上发帖称，他们因医院欠薪10个月后宣布破产而停诊，面临突然失业导致的经济困难。尽管医院承诺将在半年内支付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但具体兑现情况未明。有职工反映，即便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也不再稳定，面对医院倒闭，合同工和中年职工的就业前景尤为不明。10月30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南郑州中牟县白沙镇卫生院已8个月没给员工发工资。员工聚集抗议，堵住院内一辆黑色轿车，表达对欠薪问题的不满。白沙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工资问题正在协调中，预计很快会有解决方案。

许多一线城市医院也无法逃脱经营困境。财新12月11日报道，广州、深圳多家医院降薪。报道指出，两地医生降薪多针对绩效工资，波及当地的头部医院。其中既有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将医生薪酬与科室创收、药品耗材收入脱钩后，未能对医院合理补偿的改制原因，也有经济增速下滑、地方财政投入缩水的因素。医保控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影响了医院收入。

当个体被时代浪潮置于极端境地时，恶性社会事件的产生就防不胜防。

9月30日晚，上海松江沃尔玛，一持刀袭击者疯狂伤人，导致3死15伤的惨剧。未经证实的网友爆料，伤人者林某虎曾跟陈某龙做工地活，被欠薪3到4万元。8月，林某虎查知陈某龙公司注册地在上海，来沪寻找无果后流落街头。案发当日，林某虎因生活无以为继，选择在超市随机砍人。11月16日，江苏宜兴无锡工艺学院内发生无差别持刀伤人事件，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嫌疑人徐某为该校2024届毕业生，目前21岁。在网传遗书中，徐某控诉每日工作时长高达16小时却遭工厂拖欠工资、学校拒发毕业证。

凛冬已至，劳动者的劳动环境不断恶化。造成这般恶果，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不少企业选择通过缩减人力成本和压缩员工福利待遇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和行业危机，劳动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不公平的待遇；二是企业部门为了尽可能减少赔偿，在这轮以“降本增效”为大旗的裁员降薪潮中不惜“变相裁员”与违法裁员，各地劳动仲裁数量大幅增长；三是劳动市场的供需矛盾愈加严峻，求职者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远低于预期的薪资水平，所获所得与劳动强度不成比例；四是企业为降低成本偏好灵活用工和短期合同，这使得部分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大打折扣，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困境。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乃是社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青年劳动者：“吃尽时代黑利”

2023年8月起，国家统计局在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的形势下暂停数据公布。然而，调整统计口径后的青年失业率仍在2024年6月后一路飙高，7月份达到17.1%，并在8月份一反往年同期触顶下降趋势，继续升到18.8%——这一数字已经高于前几年旧口径下大多数月份。9月及10月青年失业率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17%以上的高位。

因统计口径不同，2024年的官方青年失业率数据难以和往年直接对比。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届《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截至4月中旬，硕博学历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4.4%，本科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5.4%，均较2023年下降。在毕业去向方面，应届生慢就业、自由职业的占比皆较2023年增加。由此可见在经济继续下行的2024年，青年就业困境持续，甚至可能比2023年还严重。

经济危机下各行各业普遍萧条，优质工作岗位减少，体制内工作受到青年劳动者追捧。《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期待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在2020-2024五年间连续上升，达到47.7%。2025研究生统招考试报名人数下降，公务员国考报名人数达到了341万，相比上年增长了12%。只要是跟体制相关的工作岗位，都被公众视为相对有保障的岗位，即使不是公务员或事业编，也受到追捧。每日人物《争考社工的年轻人，没有编制也想上岸》一文指出，基层社区工作者岗位日益受青年劳动者欢迎。在安徽一县级市，35个社工岗位，就有超过2000人竞争。这一岗位没编制，要扎根基层，常常加班，杂活多，但在经济下行、企业朝不保夕的大环境下能提供稳定的收入、工作环境和有确定性的职业未来，因此仍被拥有一定学历水平和考试能力的青年当作救命稻草。

然而，“体制”一词越来越不意味着稳定。近年来，报考教师资格证成为教师，也被高学历青年视为一种“上岸”途径。但据《北京商报》报道，北京丰台教育发展理事会在2024年工作会上提出，该区将加强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这是继贵州、浙江后，又一地开始打破教师“铁饭碗”。

新冠疫情三年的影响在青年劳动者身上仍在持续。10月，有媒体报道称，多名24届毕业生在求职时被企业视为“疫情班”学生而拒绝录用。一企业负责人表示，不接收2022届至2024届毕业生，并称在自己交流的圈子里，普遍认为这几年的大学生都是上网课的，学不到东西，因此不认可。

缺乏高学历文凭的青年劳动者则延续了前几年趋势，选择离开传统制造业，转向各种零工经济和服务业，如从事外卖、快递、自媒体等行业。一些报道中的年轻人认为，既然无论如何都难以获得稳定体面的收入，那不如逃离工厂等级森严、人情复杂的环境以及收入平平、工作枯燥的状态。此外，今年有更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失业中年人涌入零工平台与年轻人展开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外卖等平台零工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单价愈发降低，零工劳动环境愈发恶化。（详见第三部分）

就业市场上优质岗位变少；想追求的体制内铁饭碗也在瓦解；在疫情三年中饱受压抑，毕业后反而遭遇就业歧视；为了暂时找个饭碗或“自由”转投零工经济，却发现单价变低。“00后吃尽时代黑利”这一网络热句，成为近两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的心声。

2024年，职校实习生、医学规培生、高校硕博等介于学生和劳工之间灰色地带的青年劳动者，其恶劣的劳权状况依旧。

1月，新京报报道，毕节职业技术学院2018级学生李某经学校推荐到实习岗位工作后转正，但因工作内容涉嫌诈骗获刑。律师认为本案中，无论该学生是以实习生还是应届生身份进入电诈公司，学校在合作企业审核上均存在重大失职，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学校与企业勾结，向血汗工厂输送实习学生作廉价劳动力也是普遍情况。4月，云南新西南技工学校被曝强制幼儿教育、酒店管理等专业的学生进厂“打螺丝”，每天上班11个小时，不干不发毕业证，并从学生工资中抽成。学生打工的工厂名为东莞正扬电子厂，厂里给工人每小时工价23元，学校要克扣9元钱。普遍恶劣的实习条件也引发了今年多起职校生自杀事件。由于缺乏纾困的有效渠道，今年还发生了一起职校生无差别杀人事件（详见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当然应该谴责伤及无辜的行为，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起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当中，少有人提及正是职校生实习权益长期受侵害和被漠视，导致了这样的惨剧发生。今年是我们撰写年度盘点的第四年，也是我们呼吁保护职校生权益的第四年。但还要多少起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才会意识到不从根源去解决问题，情况就还会进一步恶化？

年初还发生了多起医学规培生自杀事件。2月2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一规培生因春节期间“卖班”，想回家过年而被医院教学处谈话威胁退培，最终烧炭自杀。湖南师范大学研三规培生曹丽萍，因在湖南人民医院被持续压榨，于2月24日元宵节值班当天于值班室自刎。3月，南宁第一人民医院一规培生疑被卡规培证，在宿舍自刎。中国规培制度的创始者刘进教授在事后接受媒体访谈时，却称“医学生要有在疲劳下工作的能力”，不认为规培制度已成为医院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

高校硕博生方面，今年联名举报导师、将矛盾诉诸舆论成为学术劳工的重要行动手段。1月，11名华中农大学生撰写长达125页的举报信，联名举报其导师黄飞若涉及学术造假，最后黄飞若的职务被停止。4月，北京邮电大学15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郑某存在师德师风问题，举报信中称“老师对我们就像是对待奴隶一样”，指其强迫学生加班，无视学生身心健康。大部分郑某指导的学生出现了或轻或重的身心健康问题。大量交流应对“渣导”经验的自媒体也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而一些在学术劳工群体中名声极差的教授，则被当作过街老鼠对待。12月，中大附二院的宋尔卫在清华开讲座时，被台下学生直播质问有关学术造假、腐败和侵害学生权益的问题。还有学生怒而撕毁其讲座海报。

综上所述，2024年，中国青年劳动者在经济下行、就业歧视和劳权侵害的多重压力下，面临着愈发严峻的困境。从体制内工作的不再稳定，到零工经济的恶性竞争，再到职校生、规培生和学术劳工权益的长期受损，年轻一代在夹缝中艰难求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公平与制度完善的迫切考验。

今年有劳工观察机构还录得一起跨国企业在中国雇佣童工的事件。该机构12月初发表的报告显示，雀巢和星巴克中国供应链中的云南咖啡农场正在雇用童工，成年工人同样存在严重超时工作的问题。工人面对恶劣天气，身处农药暴露的环境风险，但缺乏医疗保险，并且几乎只能拿到最低薪水。

三、零工经济时代：就业蓄水池饱和，政府和平台新规引争议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24年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零工经济作为农村进城青年、应届毕业生以及失业群体的就业蓄水池已趋于饱和，并促发平台零工之间的竞争加剧。大量劳动力涌入导致单价下降的同时，平台零工受到的管理力度正在加强；收入更为不确定的同时，意外事故与恶性冲突事件频频出现。

据美团官方数据，2023年有过接单收入的745万名骑手中，近一半骑手接单天数都不足30天，说明过渡性就业、兼职占比相当高。而“月入过万”的神话也早已成为幻象，越来越低的单价才是现实。一位深圳骑手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称，他每个月跑5000公里以上，达一两千单，每天工作至少13小时，才能月入过万。尽管《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指出，2023年外卖员月均收入为6803元，超过蓝领群体的平均值（6043元），外卖员、月嫂、货车司机等职业的收入水平位居蓝领前列。但零工经济研究中心的年度调研显示，2023年广东省半数网约配送员近三月月均收入低于 4000 元，仅有不到20%月均收入高于 6000 元，其中，69%配送员工作时间在8-12小时。

近年来，外卖骑手的配送单价持续下滑。有骑手在接受财新传媒采访时具体解释称，2019年其刚开始做骑手的时候，配送单价在5-6元，超过三公里的单价可达10元，但是目前超三公里订单单价已经腰斩至4.5元，三公里内订单单价跌至3.8-4.2元区间，“畅跑”兼职骑手单价甚至跌至3元以下，高温补贴也已经取消。由于美团专送骑手采取梯级计价的基础服务费计算方式，跑单越少的骑手获得的单价会越低。杭州某站点每月700单以下的单收入为4.45元，到1300单以上才涨到5.05元。

1月，山东烟台外卖员反映2023年10月起的工资被美团加盟站点克扣，随即该美团骑手账户被封号，但美团渠道经理表示并不知情。

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平台零工工作环境风险增高，猝死等事故不断出现。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夏季极端高温暴雨天气频发。7月10日，一位23岁外卖员在深圳街头晕倒送院，后诊断为热射病，不治身亡。8月以来，各地处于40摄氏度以上的烧烤模式，不少城市的骑手却表示从未见过高温补贴，其中包括某一线城市美团专送外卖员。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但外卖平台的高温补贴往往以活动奖励形式发放，并非固定津贴。

9月6日，杭州市余杭区一外卖骑手躺在电动车上休息期间猝死的视频引发关注。据称他是附近的“跑单王”，常工作至凌晨3点，仅睡三四小时，在接单间隙靠在电瓶车上休息。知情者称其家境困难，为增加收入日夜奔波。

9月23日，叮咚买菜一名第三方平台仓管员工被发现猝死于北京租住屋内。这位42岁员工生前常值守12小时夜班，甚至在中秋期间多日通宵加班。此前，他因身体不适于9月18日向店长请假，说自己眼里全是血，看不见东西，随后失联。由于其与雇主间无劳动关系，而是与第三方劳务公司云千斗签订《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无法认定工伤，暂获叮咚平台“几万元”人道赔偿。

平台零工也面临平台、监管部门甚至物业小区的严苛管理。快递方面，3月1日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施行，对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的行为规定了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高额罚款。有快递员得知“新规”两天后无奈离职，因为未来丢件责任更难认定，需要送上门的快件数量也可能激增。还有快递员表示目前送货上门后必须“打电话确认，必须响铃10秒”。有快递派送员称受新规影响，每日能派送单数将从400—500件降低到100—130件。罚款也早已是“三通一达”的常态，此前，有快递员一周收到十几个投诉电话，最高罚款两千元。《2021年中国快递员权益保障问卷调研》显示，高达六成的快递员每月被罚200元以上。快递员们认为，新规只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派送员承担全部责任和成本、以罚代管的制度设置下，消费者端甚至也无法撤销快递投诉，查询一个包裹的去向时，如果点击“未收到货”会马上导致50-100元的罚款，而工单无法撤销，用于撤销工单的新工单只会造成新的投诉。

除此以外，外卖配送员继续面临进入物业小区及商厦送餐的困难，系统让面临罚款的保安，与面临超时和投诉的外卖员处于持续的对立状态。2023年12月，青岛32岁外卖员与54岁物业保安产生矛盾，导致发生后者被杀害的底层互害惨案。北京外卖员冯文学面对类似的情况，选择起诉他经常前去送货的物业公司畅颐园，引用《宪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做外卖员4年来，面对保安的无礼搜查和禁止入内、商场厕所长时段堵塞修缮、路况不平易摔、商场有扶梯但不运行等情况，他采用的做法是：反驳，争吵，向12345投诉，打110报警，乃至向法院起诉，也试图为跑众包的骑手们组建工会。其中大多事项得到了相应的解决。但6月，法院判决书驳回了他关于骑手进小区问题的所有诉讼请求：“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路权具有物权，外卖员对此并不享有权利。”

8月12日，一张外卖员在路边下跪的图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官方通报显示该外卖骑手王某某在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园区送外卖过程中将栏杆踩歪，被园区保安拦下，该外卖员因担心影响其他订单派送遂下跪。事件发生后引发大量外卖员前往现场声援下跪骑手，向物业讨说法。多段视频显示，大量外卖骑手在杭州绿城西溪世纪中心聚集，高声呼喊要求物业“道歉”。

一些办法看似在控制平台算法，保障骑手安全，实则并未改善骑手困境。7月9日，广州”外卖骑手一周三次以上违法将停单”的规定引起热议。9月27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外卖骑手新规进一步加强了对骑手和企业的监管，被业内称为“最严新规”。新规明确，骑手第三次违章就要停单一天，甚至面临扣车；违章四次及以上，停单天数相应增加；3个月累计违章10次，则要纳入“黑名单”，实施全行业“禁业”。广州政策的一个出发点是管理广州激增的电动自行车，保证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的规范使用，却忽视了配送行业骑手的利益。有骑手直接表示：不超速就超时。但新规并不仅仅约束骑手，还要求平台企业按照最高速度25公里/小时守法行驶可完成配送任务的标准，设定配送时限、路线。同时明确提出，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配送时限。12月5日，广州电动自行车新规再次规定，电自时速限制在15公里/小时。广州交警还表示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约谈平台，要求平台放宽配送时长。然而，最新报道显示，30日新规施行首日，外卖骑手称未感觉到平台调整配送时长。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社局也印发《石家庄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管理指引（试行）》提出，网络餐饮平台对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的配送员，20分钟内不再派单，防止因连续作业产生事故隐患。12月17日，美团、饿了么先后宣称，已在部分城市试点优化外卖配送防疲劳机制。当骑手APP检测到骑手工作时间过长时，起初会提示骑手休息；如果骑手没有理会，最终会强制骑手下线并休息。对此，社交媒体上有骑手指出：“越是跑单时间长的骑手，越是大概率面临经济困境，单价过低的核心矛盾不解决，限制跑单时长只会反过来迫使骑手在有限时间内跑更多单，越追求速度而忽略安全，强化竞争内卷。”而政府和平台单方面制定政策规则，制定过程缺乏骑手的参与，最终只会是一厢情愿。12月27日，美团宣布拟在2025年前废除骑手超时扣款制度，并引入培训、积分制等正面激励措施。这被认为是相比于防疲劳强制下线措施更有诚意的举措，然而具体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相比于外卖、配送、物流等行业，网约车司机一度被视为更为安稳的平台零工形式。但2024年以来，新能源车集体降价，网约车平台也运价不断走低，一些平台上已经出现了低至1分钱一公里的运价，而合规网约车司机的运营成本高达1.2元/公里。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整理，7月多地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显示运力已饱和或远超需求，公开提醒慎入网约车行业。根据广州交通部门最新统计，当地网约车司机日均营收从343.34元降至311.63元。这意味着一些网约车司机即便是“整月无休”，在未扣除用车成本的情况下月收入也不超1万元。早在2月份，已有媒体指出，乘客若在聚合平台下单，相比于在网约车企业自营平台下单，因为“两头收佣”，司机到手收入会降低20%左右。

单价的下滑导致网约车司机合规意愿不断降低，合规运力不断减少，越来越多新老司机都跑起了不用办证的顺风车。由于顺风车规则允许司机与乘客协商高速费甚至是走线下单，有人担心“黑车”又要重返市场。在这样的运营压力下，为了节省房租等生活成本，尤其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一些专职网约车男性司机干脆吃、喝、睡都在车里进行，洗澡则选择去付费澡堂，这一做法难免造成车内异味，“越来越容易打到臭车”的话题频频冲上热搜。许多乘客还反映，便宜的特惠快车打到臭车的概率更高。12月，滴滴出行作出回应，启动“异味车”治理专项行动，通过上线拉黑异味车功能，对车内空气差评率较高的司机，采取暂停服务和培训学习等方法，争取改善用车体验。但此种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司机个人的做法，显然只会让司机陷入更大压力。如果不去优化算法派单的逻辑以及与司机的分成机制，重新整合利益三方，这类做法可能并不能收到实际效果。类似的治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花小猪整顿司机违规取消行为；首汽约车加强对司机完单率和有责投诉的管控，上线违约金制度等。

与此同时，女性网约车司机也受到更多关注。2024年3月，T3出行发布的《2024年度女性司机就业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2月底，超过7万名女性加入T3出行，这一数字在2022年还是2.1万名。女性司机主要集中于上海、南京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女司机群体中，70后、80后超过八成，超过六成每日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平均来看，女司机驾驶过程中出现包括驾驶分心、疲劳驾驶、打电话等异常行为的次数，都要少于男性司机。这表明女司机在驾驶过程中更加专注和谨慎。围绕男女司机差异的争论，则再次将性别与劳动权益的交叉性话题摆到公众面前。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不改善平台剥削的情况下，通过将女司机在一些方面的良好表现归咎于性别气质，有可能既造成对女司机的性别规训，也造成对男司机更为严厉的考核PUA。最终，男女司机双方的诉求都可能无法得到平台的有效回应。

2024年7月，由国家人社部等部门牵头进行的为期两年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新职伤”）保障试点宣告结束，众多官媒称试点将继续扩大。据了解，与工伤保险不同，“新职伤”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也不以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而是由平台企业采取按单计费方式，按月订单量申报缴费。以外卖行业为例，“新职伤”可以覆盖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订单。即使骑手只送了一单，在工作期间受伤依然可以申请职业伤害保障待遇。报道称，尽管“新职伤”试点已取得积极成效，在2024年3月底覆盖了801.7万人，但目前仅涵盖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市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包括美团在内的7家平台企业，覆盖面仍相对有限。8月2日，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稳妥有序扩大试点实施范围。不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赔付案件还涉及第三者责任，但目前“新职伤”尚未涵盖与第三者责任保障相关的赔偿责任。

不过，“新职伤”政策并未在媒体关注的外卖员猝死和伤亡事件里获得关注，如前述热射病去世外卖员的家属就未能从人社部门获得新职伤身故补偿。针对杭州骑手与北京叮咚员工猝死的新闻报道中也并未提及新职伤救济渠道。

在外卖员与网约车司机以外，其它零工群体的状况相对较少受到主流舆论的关注。一篇讲述新近爆火的短剧行业劳动状况的报道提到，各岗位员工每天 20 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成为常态，底层工作人员不仅工资低、常被拖欠，多数未签正式合同，工作条件毫无法律保障，演员透露过去一年有 5 人因高强度工作猝死，完全是“耗材”。一度因在账号@七颗猩猩 的系列短剧里为打工人鸣不平而被捧为“打工人嘴替”的王妈，也由于被网友发现亏待自己的下属而“塌房”。在其公司七颗猩猩的招聘上，其开出的待遇是大小周。实际上，这种现象在网红招聘中非常普遍，这类工作往往待遇低，工作时间长，需要一人身兼数职，却不是劳动关系。而签约条款中往往还含有不平等条款，若员工违约离职要给出巨额赔偿。

四、企业管理转型：劳资矛盾的新解法？

具体工作环境下的劳动者权益，固然与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状况相关，但最终仍须回到企业作为中微观层面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员工所施展的权力关系。本年度大量裁员潮、降薪潮的另一面，是企业在职员工超时工作和无偿加班问题更显严峻，过劳死和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在“降本增效”的大旗下，部分企业选择以损害员工利益的方式来纾解经营困难，但两者显然并不必然相关，劳资矛盾之所以深化，不能仅仅以“经济寒冬”一言以蔽之，归根到底还是普通职工缺乏民主、无法参与真正的企业管理。

诸如“996”工时制等诸多社会舆论长期关注和抨击的恶劣现象今年仍然没有得到改善。1月，国内知名短视频平台快手被曝出施行“11.5小时工作制”，要求员工进出打卡时间至少间隔11.5小时。5月，百度公关部门负责人璩静在抖音宣称 “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等言论，要求员工 24 小时手机开机，引发公众对百度企业制度和文化的反感，百度股价因此一度下跌。该事件最终以当事人璩静从百度离职而告终。6月，宁德时代号召员工 “奋斗 100 天”，并实行 “896” 工作制。汽车行业的疯狂加班也引起关注。有业内媒体人爆料称，特斯拉车间长期实行 12 小时工作制且缩短工时后薪水减少，蔚来有员工半年加班 500 小时且无加班费。6月27日，钟薛高直播间发生一名女主播在直播期间突然晕倒的事件，引发网友关注。后续报道称，该名主播因为生理期感到身体不适，事发时属于带病上班。企业负责人随后称该主播已就医。这起事件反映出网络主播中间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劳状况。

外卖、快递、司机、保洁、保安等服务行业作为吸纳失业人口的重镇，也因高度拥挤愈发内卷，工亡事件频频发生。9月，杭州一名55岁的外卖骑手“单王”躺在电动车上休息期间猝死。8月，广东一名33岁的保安值夜班时猝死在厕所。保洁人员李阿姨在下班排队打卡时突发晕厥，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前她已连续加班 10 天，每日工作超 12 小时，且昏厥后公司未及时送医。李阿姨身故后，其家属于今年4月敦促上海静安区法院审理了此案。

教育、医疗等行业同样广泛存在超时工作的情况，甚至因其工作特点更易受到忽视。3月14日有媒体报道，东莞凤岗镇一民办学校老师李某文被发现在学校宿舍内身亡，警方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初步判定死者死因为猝死。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宋凯博士因首聘期考核未通过，被降级降薪，还按要求退还了部分安家费和购房补贴，于4月2日选择自杀身亡。本年度的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教师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长为52. 36小时，超出法定工作时间12. 36小时，一半教师被焦虑情绪困扰。医疗行业因超长工时发生多起工亡事件，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朱翔1 月 12 日因突发疾病去世，年仅 46 岁，亲属称其因感冒未愈连续加班，诱发急性心肌梗塞。无须赘言，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模式严重损害了员工的身心健康。长期的疲劳和压力，不仅导致了许多无可挽回的悲剧，也造成了大量社会冲突。

我们必须澄清，即便在当前经济下行的状况下，相当一部分企业仍有决策空间，通过调整企业制度来改善职工工作待遇和环境。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关注到一些国内企业业开始效仿海外尝试四天工作制，今年仍然有企业勇于迈出变革的一小步，为员工实实在在谋福利。

年初，四川京元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宣布，自 1 月 1 日起，对各办事处月薪人员实行四天工作制，薪酬及其他福利不变，周五带薪休假且不鼓励加班，上班时间调整为上午 09:00 – 12:00，下午 13:30 – 18:30，员工如遇休息日有任务，可通过企业微信申请，审批后可调休。11 月，长沙某设计公司宣布从 12 月 2 日起实行上四休三制度，每周三休假，上班时间为上午 10 点到下午 4 点半。这些尝试四天工作制的企业大多旨在通过优化制度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更好地平衡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反映了企业对员工权益和工作模式的新思考。

除去加班制度，互联网大厂侵犯隐私和滥用竞业协议等问题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京东因严查考勤、人员优化、整治“大公司病”等事件引发舆论关注，频频登上热搜。5月，刘强东在高管视频会议上直言“不拼搏不是兄弟”，引起网民群嘲。而以娱乐化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英国白男中国大厂历险记”，或许可以成为2024年大厂加班制度的讽刺性注脚：在大厂的毒打面前，的确是人人平等。

此外，5月，网传京东强制查看员工手机聊天记录，不给看的员工将被直接裁员。有些刚转正员工因在内网评论此事，被hr约谈并被迫提交离职申请。这一事件引发公众对企业管理权限和员工隐私保护的激烈讨论，主流意见认为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明确权力边界，尊重员工隐私。

今年饱受诟病的大厂制度还有在招聘员工签约方面滥用竞业协议。2月，拼多多被多名前员工揭露滥用竞业协议。员工工作强度大，离职后还屡遭偷拍跟踪，因竞业限制被前东家起诉高额赔偿，款项从十余万到上百万不等。前字节员工函道发布的名为《给字节卖命两年，被恶意劝退并要求退还全部工资》的飞书文档也引发热议。作者称在字节跳动工作 2 年，因与上级冲突被针对，离职时被要求签署竞业协议才能拿到离职证明，入职下家后被字节跳动起诉要求赔偿 60 万元。一名员工在爆料中还称拼多多与上海地方政府存在“政商旋转门”的现象。

劳动合同法中的竞业条款原本只适用于一小部分掌握技术和商业机密的企业员工。但当前竞业限制条款在企业实际操作中存在泛化趋势，几乎已经成为所有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竞业协议成为公司限制员工离职权，控制员工跳槽的手段。许多行业头部企业甚至不打算按照协议条款补偿员工，却向员工要出天价违约赔偿，无异于“卸磨杀驴”。目前，相关诉讼案件和职工维权仍在进行中，呼吁读者持续关注。

今年还有一家企业受到舆论的特别关注，那就是胖东来。在劳资矛盾日益激化且无破局之策的背景下，胖东来“独特”的企业制度和文化掀起一波又一波讨论，其实并不奇怪。

作为一家饱受当地消费者赞誉的河南本地商超，胖东来也因其对员工的优厚待遇（如按照该地房价估算工资，利润的80%用来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给予确定晋升空间等），福利充足的工作条件（如30余天带薪假期、八小时工作制不加班、员工请假必须批、给员工提供良好的休息区等），“快乐工作”“自由·爱”“幸福生活”的员工关怀理念与文化，而备受网络上打工人的称赞，甚至一度被部分舆论誉为“社会主义企业”。

且不论是否有过誉之嫌，从其倡导社会责任至上而将利润放到次要目标进行考量的制度理念，可以看到胖东来与中国改开以来长期推崇市场竞争和扩张、极度员工剥削甚至造成较大“负外部性”的一众主流企业存在很大差别。而围绕着胖东来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议，无论持有何种观点，其实都认识到了这种差异。还有大量声音认为，胖东来代表了吸纳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理念的新型企业价值，是中国经济管理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而这不仅符合近年来全球资本市场流行的ESG运动，也为破解“内卷”困境、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定程度上，胖东来在管理中确实吸纳了职工乃至其它利益相关人参与管理的“经济民主”思想。例如在今年2月的员工试吃事件中，胖东来最初由于决定开除违规尝面的员工而遭到网友非议。在一片质疑声下，企业通过民主程序将处理方案改为调岗。在最终长达13页的报告中，企业展示了通过“民主合议庭”的制度形式，经过当事人员工和多层级负责人多方共同参与讨论协商和投票表决作出处理决定的全过程。这在中国改开以来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到11月，胖东来要求“员工结婚不允许要彩礼否则将取消一切福利”的信息却引起较多负面舆论。尽管部分网友认为天价彩礼确实是不良社会风气，但也有许多网友认为企业试图以“处罚”的方式来干涉员工私生活，是一种越界行为。随后，胖东来回应道，目前尚未形成规章制度，只是提前倡导。此后，由前员工爆出的“家访制度”、保洁员要写PPT等细致严格的考核管理制度，也纷纷引起争议。

从胖东来的企业管理表现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通过企业治理去推动社会转型的新思维和新思路。但我们也能够察觉出在“新”的理念中，夹杂着那种从前三十年甚至更为久远的传统农业文化里延续下来的家长制道德经济学。用E.P.汤普森的话说，这里也存在“一套与社会规范和义务、共同体内各方经济职责相关的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因而，在与胖东来相关的争议中，我们不难发现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声音：支持自由市场和企业自主权的人认为，胖东来是一种威胁，象征着缺乏效率的用工管理制度，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侵犯；支持劳动者至上的人则认为，胖东来是当前真正先进的企业典范，即便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漂浮着的社会主义孤木，至少也代表了一种在体制框架内实现“劳资调和”的改良前景。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围绕着胖东来的所有讨论，都没有基于深入细致的调研和考察。而胖东来不仅成为当前阶段我们对一个经济组织理想样貌的投射对象，也成为舆论场上不同经济治理思路论争的一个公共焦点。对胖东来的讨论注定还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妨让马儿再多跑一会儿。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2月修订后的新公司法也将加强企业民主管理、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写入正文。该法于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不仅对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行为进行了规定，而且首次对多种企业民主管理的制度作出了新规定：明确不分所有制，一定规模以上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中都应有职工代表；强调公司工会的地位和权利；确定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对于企业职工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微小的进步。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如何避免相关的制度规定像过去一样流于形式、出现走样，如何让职工真正拥有参与管理的经验、能力和权利，如何做到不打击职工自下而上进行组织的积极性，仍然是一个难题。

五、AI替代、控制与新卢德主义

2024年，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进一步落地。在主流的宣传话语之中，这场技术狂潮被视为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核心组件，有望帮助深陷经济衰退和停滞的主要国家重新进入生产力提升的通道。然而，它对传统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仍然未得到充分评估，相关研究和报道显得困难而稀少。在政策和产业界疯狂投入的背后，是劳动者的持续消声和失权。当然，每一次“机器换人”的浪潮都会重新定义劳动者的角色与处境，并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业机会和权益保障构成深远影响。处在新一轮人力替代的初始阶段，我们是否可以抓住主导权，迎来劳动者本位的技术环境，这仍然是未知数。

AI的“替代效应”在今年继续成为讨论的热词。但与公众对生成式AI主要替代白领脑力劳动岗位的印象不同，制造业等传统蓝领岗位受到AI的冲击要更早，相关应用也更加成熟，影响更广泛。除去传统认知中的“机器换人”（机器替代繁重的体力劳动），AI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已经被拓展到模型预测和规划、生产指挥排程和流程优化、利用机器视觉实现质量检测、安全监控以及设备检测维护等多个方面。一项有关“灯塔工厂”的文章就指出，中国已建成2100多个高水平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富⼠康⼯业富联旗下鸿佰科技(Ingrasys)部署AI需求预测模型，为客户提供订单预测服务；宁德时代溧阳⼯⼚运用AI对电池进行质量检测，并对工厂设备实施预测性维护，利⽤AI基于实时传感数据来优化维护计划等等。

工业机器人与AI的融合应用案例也在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例如：盘古预测大模型投入宝钢实时生产；山钢集团棒材产线的红检取样机器人24小时无间断采样分析；全天持续作业的棉花打顶机器人相当于18个人力同时作业。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50万台，其中中国占比达51%。然而，学者许辉的文章指出，在美国，平均每新增一台工业机器人，就会导致2-3个岗位流失，而德国的影响则更为显著，约23%的就业机会因此消失，总计约27.5万个工作岗位。而在中国，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和轻视，导致制造业自动化工程方面的人才短缺，职校生难以从学校课程和外出实习中获得符合社会需求与自身期待的技能。最终，“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批人，在承担着最高的风险，为智能制造行业输送自动化工程师”。

除此以外，工业机器人的推广还可能带来区域发展和劳动者阶层内部的差异拉大。阿西莫格鲁和波士顿大学的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的合作研究发现，“在相对边缘的地区，增加1台机器人会减少6.2名工人的就业。自动化能够通过增加生产率带来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促进的就业更多出现在其他地区，使得边缘地区的就业情况更为不乐观”。另一项基于中国纵向家庭数据的分析研究也表明，自动化让普通工人就业更难了、时薪更少了、加班更多了。浙江工商大学的三位作者基于2010年至2019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认为AI拉大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两者之间的技能溢价差距。

陈氚和李晓曼对X智能电厂的研究则发现，AI在工厂中的应用对不同岗位和层级的劳动者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被调研的国有制电厂中，AI设计团队起初试图在车间推行“中层替代”的策略，将相当一部分中层技术专家的管理决策工作自动化，但中层管理者比一线工人拥有更大话语权，因而可以通过谈判、介入算法设计、敦促技术弃用、转岗等方式抵御这类冲击。相比之下，一线工人的社会缓冲机制可能要薄弱得多。

至少就目前来说，白领岗位受到的替代冲击并没有制造业那么大，但也进展迅速。字节跳动今年10月就表示在马来西亚利用AI审核替代的方式裁员700余人。Tiktok发言人说，目前其全球内容审核中“80%的违规内容是通过自动化技术删除的”。同期，关于消费者在线“转人工”困难的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尽管AI客服减少了商家成本，但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鸿沟依然明显。另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24 年国内各大银行都采用了AI技术来优化招聘流程，以提高效率。其中，82%的公司使用AI来审查简历，而40%的公司使用AI聊天机器人与候选人交流。大约23%的公司使用AI进行面试，64%的公司使用 AI 来审查候选人评估。

围绕生成式AI所引发的知识版权问题也在今年进一步发酵。8月，内容平台番茄小说的作者发帖称平台签约协议中增加了“AI训练补充协议”，要求作者同意把作品“喂”给平台AI用于内容开发。作者们担心AI小说作品将挤压原创生存空间。有作者号召大家一起转移平台，甚至发起了“停更倡议”；有作者则希望利用“AI训练规则”通过生产大量低质、乱码的作品拉低AI的学习素材水平，寄希望于“教坏AI”；还有作者则在社交媒体招兵买马希望能自建全新平台。番茄小说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已签署补充协议或签约条款中包含AI辅助写作条款的作者，已上线解除相关条款的功能入口。而就在一年前，国内四位画师将小红书诉至法庭，起因也是小红书的AI模型涉嫌使用这些画师的作品训练。环球同此凉热，OpenAI今年已经由于运用互联网文本数据进行模型训练涉及侵权而遭到多名作家以及大型媒体的起诉。这些案例反映了知识工作者在面临资本平台所推动的AI生成工具竞争时陷入的困境。

另一起引起极高舆论关注度的事件是“萝卜快跑”。3月，百度推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率先在武汉开始24小时全天候运营。其低价策略迅速吸引大量用户，但也令传统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感受到生存危机。尽管无人驾驶车在武汉市区投入的范围和数量都十分有限，但司机群体的敏感神经仍被触动。实际上，今年城市客运司机的生计本已十分艰难。截至2024年4月，全国网约车驾驶员数量接近700万人。大量失业者涌入网约车行业使得从业者的抗风险能力越发脆弱。6月底，武汉市建设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发布声明，呼吁政府公平定价，并限制萝卜快跑的运营区域。网络舆论也较多地站在司机一边，认为百度在此时推出这样的计划，无异于抢普通人饭碗。随后，百度方面表示，无人驾驶能够为社会提供远程安全员等新岗位，并欢迎出租车司机应聘。几乎可以预见，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电气化、AI产业的竞争白热化以及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急需打开新出口，自动驾驶和相应的道路改造计划仍然会在各大城市加速铺开。

与AI有关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控制”。在AI算法管理下，一些企业和行业的劳动者迎来了更为高压的工作环境。连锁零售品牌便利蜂公司被发现在门店中引入智能算法管理系统，通过店员手持终端分解工作任务至70-80个细项，并用摄像头实时监控员工工作情况。店员的午餐和如厕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这种被算法紧密控制的工作模式使员工感到高度压抑，并导致离职率攀升。11月，一款具备键盘记录、桌面截图、鼠标追踪等功能的AI员工监控软件引发舆论关注。多家国际企业利用该类软件监控员工行为，甚至分析聊天情绪。沃尔玛和肯德基分别通过AI分析员工与顾客的互动行为和推销表现，甚至将其纳入薪资和晋升考核标准。AI系统依据微小的行为差异为员工打分，这些监控手段被视为现代职场中的“数字化奴役”。

与此同时，还需要继续关注种种AI服务背后的数字劳工剥削问题。6年前名噪一时的亚马逊无人超市“Amazon Go”宣称采用先进的“免结账”技术，但在今年4月被揭露实际依赖1000多名印度外包工人进行交易审核。OpenAI开发的ChatGPT则雇佣肯尼亚工人进行数据标注，时薪不到两美元。这些工人负责筛选极端内容，常遭受心理创伤。此外，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数据分类工作则外包给委内瑞拉工人，时薪仅90美分。这些案例显示，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和应用仍然隐含着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这一现象已被称为人工智能的“新殖民主义”。

与高压控制和替代形成对抗的是工人中间出现的“新卢德主义”。10月，美国36个港口爆发了近50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工人们不但提出了待遇方面的诉求，而且反对港口自动化。最终资方由做出妥协，同意在未来6年内大幅提高码头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反抗暂时以胜利收尾，而这与去年美国编剧协会对电影公司引入AI编剧的抵制遥相呼应。另一方面，6月，字节跳动一名实习生因对团队资源分配不满而利用平台漏洞破坏模型训练，显示出技术工人对AI系统的另一种反击。尽管AI浪潮下的新卢德主义在理论上只是反对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和资本逻辑，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以破坏无法为自己所掌控的新兴生产工具作为手段。学者王洪喆的一篇论文则提到，历史上的“卢德运动”是工人之间“形成跨地域的集体行动和阶级认同，形成基于道德经济的生产关系组织，形成经由习俗和律法去治理现代技术的政治诉求”的自主性过程。相比于自动化技术对人工的完全替代，需要“保留活劳动与机器共同进步的可能”。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引入AI，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问题也开始受到建制关注。美国劳工部于2024年5月根据总统行政命令制定的AI职场使用原则规定，雇主必须如实地公开其使用的AI系统，使劳动者能够随时获取AI系统的信息并提出意见。2024年8月1日，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明确提出：将基于人工智能设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具进行风险等级划分，限制企业使用高风险工具；禁止在工作场所和教育机构领域推断自然人的情绪。我们期待更多人追问技术究竟为谁服务，反思技术发展是否真正惠及每个人，而非成为权力集中与劳动异化的工具。

六、生产安全事故：新老因素叠加，依旧在高位运行

2024年各行业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仍然主要集中在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建筑业、化工、工贸、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根据应急管理部统计，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4402起、死亡13412人，尽管较去年同期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在较高位运行。以下罗列行业较典型或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的部分安全生产事故：

1月12日，河南平顶山市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6人死亡。事故调查显示该矿存在抢工期、赶进度，事故工作面急于投产，违反规定组织生产和施工等问题，39人被问责。1月20日，江苏常州燊荣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较大粉尘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8人轻伤。相关企业为逃避监管而恶意隐瞒生产活动，未按生产设备的设计要求作业导致生产现场铝合金粉尘大量积聚，应急处置失当，造成事故发生。3月11日，安徽淮河能源控股集团谢桥煤矿由于瓦斯治理不到位，封闭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燃，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3月13日，辽宁省金矿发生坠罐事故，造成3人死亡，该矿井属无证长期停建矿井，事发4人私自下井盗采矿产。4月13日，河北强荒岛卢龙县发生一起船只侧翻事故造成12人遇难，6人失联。 4月30日，广东开平市八一垃圾中转站内一辆垃圾运输车在倒车过程中与一名女清洁工发生碰撞，致使该清洁工从卸料口掉进压缩箱遇难。5月6日，上海市杨浦区一建筑工地发在塔式起重机拆除作业中发生3名工人高空坠亡。6月15日，河南平顶山市发生因违规使用厢式冷藏货车载人、人货混装运输，造成8名女工在车厢内窒息死亡事故。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轻型厢式冷藏货车挂靠公司未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有关部门专业监管和行业管理失职缺位而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8月12日，辽宁辽阳一洗车场在清洗危险品运输车储罐时发生中毒窒息事故，致3人死亡。8月21日，四川乐山市四合煤矿封闭风井井筒时发生事故造成8人遇难。12月7日，荣成市蓝润集团在建的齐东海通冷链仓库因保温材料起火发生火灾，造成9人死亡。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

除去事故的具体原因分析，我们认为较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还有地方政府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难以做到公开透明处理，甚至对来自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持警惕和敌对的态度。例如在今年3月13日河北燕郊发生一起燃爆事故后，中央电视台总台记者在核心现场试图开展直播报道时，就被两名黑衣男子上前挡住了镜头。随后，直播连线采访被迫中断。另一端镜头显示，3名记者被十余名男子推搡。此事引起舆论轩然大波。随后，中国记协公开提出三个问题：记者应该进行采访吗？记者是添乱吗？一纸通稿真能代替现场报道吗？这一事件反映了中国公共安全事故的报道存在着越来越深重的阻碍。该事故最终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而这已是该地在“方圆仅2公里的地方3年内连续发生的第三起煤气燃爆事故”。

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开启了中国的“大基建时代”，全国大兴土木，修筑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使中国基建规模迅速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建市场。热潮过后，各地基础设施的质量问题也开始暴露，叠加愈发极端的气候变化以及地方城投债危机导致的财政紧缩因素，工程维护和监测成为难题。

5月1日凌晨，广州省梅州市发生梅大高速大埔往福建方向附近高速公路路面塌陷灾害，共发现23辆车陷落，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23车陷落。梅大高速2010年动工，2014年竣工，沿途多为山岭重丘地带，和福建的高速公路对接，成为连接广东和福建两省的重要纽带，也是龙岩人外出打工的交通要道。此次事故大多数遇难者来自福建省龙岩市下辖的村庄，多为外出务工者，趁五一假期在返回老家途中遇难。龙岩矿产丰富，而持续多年的大规模采矿破坏了植被。随着经济转型，许多矿企关停，村民到广东电子厂、机械厂打工成了近十年的主调。专家分析此次塌方与该路段多次遭遇强降雨天气有关，今年4月来梅州大埔县降雨量比常年平均水平多2.75倍，极端暴雨导致路基结构被破坏。除地质、降雨外，工程前期勘测、排水沟设计、路基回填施工质量和运营维护都是造成事故的因素。

6月4日，42109次货运列车运行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境内绥佳线，与正在进行线路整理作业人员相撞，造成6人死亡。调查公告称事故同时存在施工负责人责任不落实、哈尔滨工务机械段施工组织混乱、中铁集团下属有限公司不履行职责等管理原因。

6月4日，青海省加定至海晏段公路工程隧道出口右洞处发生突发性垮塌，造成3人死亡。调查组调查报告认定其为一起事故灾难，不予纳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所有的管理人员不承担刑事责任。

7月19日，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一高速公路桥被洪水冲垮，造成11人遇难，31人失联。

8月18日，云南昆明市寻甸县渝昆高铁在建项目发生架桥机倾覆事故，造成6人死亡。

12月4日，深圳宝安区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

据2023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全年公路固定资产投资28240亿元。其中，高速公路完成12955亿元。集中的建设期过后，公路养护和巡查需要高昂成本。根据财经报道，从2012年起，中国高速公路行业就一直入不敷出，且收支缺口逐年扩大。以2021年为例，高速公路支出中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占比82%，其中需要偿还本金7164.8亿元，偿还利息3426.8亿元。相比之下，每年养护支出739.1亿元，仅占支出比为5.7%。如何避免债务支出过高导致压缩生产和维护成本，从而引发事故，是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基建急需应对的问题。

极端天气不仅对基础设施事故施加影响，也给个体劳动者带来劳力型热射病等健康威胁。2024上半年，受厄尔尼诺和气候变暖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出现，造成严重社会经济影响。据世界气象组织，今年4月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4月。6月，全国总工会引发《关于做好2024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和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活动的通知》，要求协助和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制定防暑降温工作方案和高温中暑应急预案。但热射病致死的事故仍然时有发生。

7月22日，河南济源市建筑工地上，55岁的建筑工常绍胜在30度多度的高温下务工了4个多小时后，晕倒于丽水花园小广场，被诊断为热射病。由于工程被多次转包，劳动关系认定难，其家属难以索要赔偿。7月25日，中国青年报称，四川省绵阳市一名农民工6年前因热射病去世，但直至今年5月家属才拿到75.6万元的工伤死亡赔偿款。由于劳动关系难以认定，没有工伤保险，日结工、暑假工、层层分包的建筑工人热射病认定工伤过程艰难。索赔过程难使得户外劳动群体在极端高温频发的趋势下更加脆弱。

5月30日下午，北京突现暴风雨和冰雹等极端天气，多地出现大风刮倒树木的情况。与此同时，十余位在央视总台大楼高空作业的工人被拍摄到挂着安全绳在空中随风大幅摆荡的危险场景。随后相关视频被传至网上，引起网友的担忧。这些工人原本被安排在大楼外立面执行清理玻璃的工作，却在不可预料的强对流天气中命悬一线。尽管工人最终都得以安全着陆，但仍然引发对极端天气高空作业安全性的讨论。

尘肺病农民工问题是本世纪最严峻的中国劳工问题之一。今年对尘肺病工友的媒体关注也出现了新趋势。过往，我们认为尘肺病主要发生在矿工、风钻工等群体中。12月2日，河南登封64岁的尘肺病人高春现经受不住尘肺病的折磨，拔掉氧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因十余年前在采石行业工作而患病，反映了老一辈尘肺病工人的困境。高春现死后，家人发现他在病中写的诗。在世期间，他一直将这些作品发表在朋友圈，但屏蔽了家人，或是避免悲伤情绪感染家人。

而很多新兴粉尘危害行业的出现，使得尘肺病也侵入了“90后”工人的身体。《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指出，“除了传统行业，尘肺病还出现于一些新型的行业或工艺作业中，如牛仔服砂洗作业、厨房台面等人造石材加工、义齿加工、珠宝抛光和水力压裂页岩气开采等”。在这些领域，90后尘肺病患者尤其集中。由于职业健康监察覆盖率低和用工制度不完善，这些工人往往极难走上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

长期关注尘肺工人的公益机构大爱清尘于2024年6月发布了共计188页的《2023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除去指出过去四年尘肺病农民工的经济情况更加脆弱，医疗负担依然沉重，对尘肺病相关政策感知小，获得感低，地方保障专项政策呈收缩倒退的趋势外，报告也提出90后尘肺病农民工的特别困境，如身为独生子女，背负房贷，职业健康意识不足，面临就业、婚恋与污名化“三座大山”等。

从传统粉尘行业到新兴粉尘危害行业，90后农民工重复了上一辈尘肺病农民工的悲剧，说明这些行业中导致劳动者健康损害的结构性因素，没有随着时间流逝和行业发展得到根本改变。雇主依然重生产，轻安全，有关政府部门面对尘肺病农民工问题依然缺乏作为。

七、性别歧视与压迫：工作场所的多重困境

2024年，性别暴力在工作场所、校园和社会多个维度持续显现。女性劳动者因生育相关责任在求职和就业中受到显著歧视；权力滥用导致校园和职场中的性别暴力持续发生；跨性别和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则面临系统性压迫，ta们在医疗、就业和公共空间中所遭遇的隐性和显性排斥呈现叠加态势。

2024年，女性劳动者依然面临严重的求职困境，承担着职场与生育的双重压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排名从2000年第11位下降到2022年第51位，比同时期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速度更快。

家庭照料与生育负担是导致女性劳动权益受损的重要因素。内蒙古大学最新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女性无酬劳动平均时长为男性2.39倍，而有酬劳动日平均时长则比男性短1.17小时，这表明女性仍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和照护责任，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2024年1月，江苏南通通州区“益心为公”组织志愿者向通州区检察院反映，通州区某些用人单位在女性入职时要求进行妊娠测试。检察院调查发现，有168人次在入职体检中进行过妊娠测试，涉及南通某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用人单位。3月5日，该区卫健委向全区医疗机构发出通知，明确禁止将妊娠测试作为女性入职体检项目。以女职工生育作为歧视缘由的案例也层出不穷。3月，一位拥有硕士学历的女性称，因为育有小孩，她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困境。她总共投递了84份简历，与招聘单位沟通了1292次，却没有收到任何面试邀请。其她怀有二胎的女性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由于生育导致的职场空窗期以及平台规则的变化，她们很难重新回到职场。一家位于北京的科技公司HR表示，公司在筛选简历时通常会尽量避开二胎妈妈，这已经成为职场中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12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宪举在一名哈萨克斯坦官员赴该校演讲时，公开提问为何哈萨克女大学生毕业后能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引发互联网热议。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 版》显示：“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中国是6.3倍，高于除韩国以外的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在中国，每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 12%-17%，并且显著减少母亲的闲暇时间；养育孩子同时会导致女性有报酬工作时间的减少，但中国男性的有报酬工作时间在成为父亲后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报告称，育龄家庭养育孩子，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财务成本以外，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包括休产假、看护和接送孩子、辅导孩子做作业以及增加家务的时间。

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针对婚育女性的保障政策以应对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但妇女在求职和工作中面临的多重困境仍然难以得到缓解。11月1日《云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正式执行，第九条明确规定：“患有重度痛经的女职工，经医疗或者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经期给予1至2日的休假。”11月25日，《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中包括山东婚假将延长至最多18天、增加学校开展人口国情国策教育、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改为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将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等内容。面对家庭内成本付出的增加和在社会上的裁员风险，还有部分职场女性选择“战略性怀孕”以保住工作。根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性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辞退或解除劳动合同。孕妇被裁时，赔偿标准通常高于普通员工，有的甚至能获得高达3N的赔偿。一些公司在面对“战略性怀孕”的员工时，可能采取设局等手段以寻求辞退，增加了孕期女性的职场风险。

为缓解女性生育后再就业焦虑而设立的体贴性政策“妈妈岗”，也引发网友争议。12月，山东青岛市发布首批“妈妈岗”用人目录，共包含190个灵活就业岗位，旨在为育儿妇女提供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就业机会。所谓“妈妈岗”，是指工作时间弹性、适合兼顾育儿与工作的岗位，如居家客服、电商直播、手工制作等。网友评价：“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直接被从正规就业岗位永远拿掉了”“当了’妈妈’再想出来工作就只能当临时工干兼职呗？”“这不就是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打零工”吗？” 2024年12月，阴歌志发布《开设“妈妈岗”，不会让我们更想生孩子》，指出鼓励设置妈妈岗的政策默认了女性是育儿责任的唯一承担者，是应当优先被职场淘汰的不重要劳动力；并且进一步点出，根据本次目录，“妈妈岗”提供的岗位主要是餐饮、家政、保安等服务业领域的钟点工和小时工——既然如此，叫零工岗就可以，为何称为“妈妈岗”呢？

在工作场所和校园中，权力关系和制度性不平等加剧了性别暴力的发生和所带来的伤害，受害人时常要面临劳动权益、个人信用度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全面受损。由于企业、学校等用人主体推诿和不作为，当事人只能依靠向媒体曝光、在社交媒体平台曝光自证、求助警察等暴力机关等方法维权，使维权难度与风险加剧。

1月，长沙岳麓区枫雅名苑小区一名53岁的保安队长于某某涉嫌性侵65岁的女保安方某（化名），案发三次后方某报案，于某某被逮捕。然而，女保安方某夫妇随后被物业公司以“人员优化”为由辞退，并停止发放工资。物业公司称二人属于超龄的“临时工”，不受正式劳动合同保护。6月5日，浙江杭州，外企外派南通的试工期员工王女士向媒体曝光上司杨先生性骚扰，在微信中发送不当言论，并提出不合理的出差要求。随后，王女士被踢出工作群且无法正常上班，最终被辞退。2023年9月，在出差期间，天津某企业老板性侵公司营销总监崔丽丽。随后，受害者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今年12月3日，崔丽丽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此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此外，今年还录得一件富士康女工由于遭受性骚扰要求调整工作安排、改善工作条件而被开除的事件。该名女工于2月在社交媒体表示，她在2018年下班路上遭遇两次猥亵。事发后，她联络另外两位有同样经历的受害者工友去龙华广场妇联办公区寻求帮助，建议改善下班路段没监控与路灯的情况，结果被告知无法解决，并被富士康工会指责有心理问题。2023年至今年年初，她多次向企业和工会反映下班路上的性骚扰问题，并申请调班以解决安全问题，反而于2024年1月遭到解雇。在经历劳动仲裁失败后，当事人目前正在等待一审立案中。我们注意到，尽管同样是性骚扰事件的女性受害者，但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女工却更少受到舆论关注和外界环境支持。我们呼吁女性社群将关注重心朝基层下移，尝试为缺乏问题解决渠道的女性提供更多帮助。

在校园，学生也非常容易遭受性别暴力。6月14日，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大四女学生实名举报学校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性骚扰。辅导员在与她沟通时称：“不要钻牛角尖，就当被狗舔了一下。”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在读女博士王迪发布长达58分43秒的视频，实名举报遭到其导师、人大文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贵元的性骚扰及强制猥亵。7月23日，陕西师范大学一名女毕业生在校友群举报教师王某某涉嫌性骚扰，涉及触摸学生臀部和发送不雅照片，有多名学生受害。当事人描述举报过程：“短短的4天、漫长的7年。” 8月13日，浙江宁波一名18岁女孩小王（化名）向潇湘晨报反映，她在当地一家乐培机构就职时，老板陈某曾对她多次进行性骚扰，包括触摸大腿、强行搂抱等行为。记者联系到处理此事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因取证问题，难以认定为猥亵。8月，有网友在多家平台爆料，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赵某某在其工作室午餐饮酒后涉嫌强奸其指导的研究生。搜狐新闻报道称，“早在2014年，有学者们就联名建议，建立高校常态化反性骚扰机制。不过，十年过去，这一机制仍未建立。”关于学院内中的性权力关系，牛津大学哲学教授Amia Srinivasan指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关系，教师的责任在于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渴望，而不是将这种渴望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在师生关系特有的权力差中满足教育者的自恋。师生关系中关乎到教育的实际性化不仅破坏了教学目的，也会加剧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

我们还要继续关注跨性别以及同性恋等多元性别劳动者的处境。

12月，一位同性恋公益人彦彦在四川凉山从事支教工作两个月后，突然收到地方部门的通知，要求他立刻离开岗位，理由是由于其性少数身份，他“不能继续参与支教”。尽管支教期间他全心投入教学，与当地学生和村民建立了良好关系，但因性别气质差异和性倾向，他从岗前培训起便遭受背后议论与偏见。

隐性暴力与明规则的双重排斥，还成为针对跨性别劳动者职场压迫的重要原因。2024年12月，在经历了3个月强制收治、7次电击治疗以及长达一年的诉讼后，28岁的跨性别女性灵儿（化名）拿到了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这使得她成为中国第一位通过法律程序状告性别“扭转”治疗、反对医院强制扭转性别认同并获得赔偿的跨儿。灵儿曾在电子厂工作，后因性别缘由被辞退。在从事直播工作后，她在采访中叙述，有直播公司的老板在她应聘时针对她的形象直接破口大骂，说她“恶心”，并扬言要封锁她。灵儿还陈述，在医院期间她的主任医师常驳斥她所提出的非二元性别的说法。在家庭、职场、医院和一系列场所遭遇暴力后，精神病医院检查评估灵儿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被定为符合强制收容的条件。97天里，她经历了长期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每次都以晕厥结束。这种以性别矫正等缘由被家庭强制送入戒网瘾机构的案例数不胜数。如凯博文所说：“社会性的受苦经验会镶嵌于身体形式的病症中，并且依循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脉络表现出来。”

2024年2月，跨性别女性十三自述：在《南方周末》工作期间，她因长发发型不符合前编辑姚忆江的要求而被施压剪发；随着时间变化，工作机会也与性别认同所引发的矛盾挂钩；上司对她的举动从起初的微侵害升级为（基于性别暴力的）公然威胁。在姚的干预下，十三无法发表文章，且未获稿费报酬，出差费用自付。投诉后，副总编辑和人力资源部门将歧视归为“个人冲突”。2024年11月，在《中国多元性别女性的生活与权益报告》播客第三期中，跨性别女性律师苏芳、报告撰写人及法律研究者小芦和正在等待二审的跨性别女性诉讼人呱呱指出：“职场是规范二元性别的一个重要机制。” 她们认为在已有的判决案例中，性别总是被放置在边缘的位置中。因为缺乏针对跨性别就业歧视的明确定义，所以在相关诉讼中需要另辟蹊径，如走“一般人格权”的路子。 2023年4月，呱呱收到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呱呱所在的企业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最终企业共计赔偿近6万元。然而，在对职场所遭受的性别歧视提起重新起诉后，呱呱仍未收到正式的立案信息。

2021年，台湾同志咨询热线也曾指出，职场等公共空间的二元性别规范，导致了跨性别员工的诸多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由于公司在厕所设置上遵循二元性别，导致一些跨性别员工选择憋尿，从而引起健康问题。还有公司甚至要求跨性别员工不得使用工作地点的洗手间。此外，跨性别员工在穿着制服和工作证件上的性别表达以及性别重置手术所需的假期，都需要职场的支持，才能让ta们得以顺利出现在工作场合。

跨性别劳动者的斗争，往往还反映出这一群体在证件信息修改、住房、药物管理和就业等方面的困境是相互影响和叠加的。2024年11月，《泰国—中国跨性别者的应许之地》里一名跨性别者记述：“在中国，跨性别者要在医疗系统中获得认可，顺利情况下通常需要经历至少4年时间。”在25岁时接受性别肯定手术的跨性别女性小狗说：“为了让医疗系统看见和承认自己，为了让公安系统承认自己，为了让教育系统承认自己，她把自己变成那个能够证明自身身份的模样，以自证的方式不断向前迈进。”北京同志中心的《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36%的中国跨性别受访者在申请变更文凭和教育证书中的性别时遇到困难，12%被拒绝。2024年12月5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一名大学生在完成性别确认手术后，由于校方在校园公告栏公开其性别更新的个人实名信息，导致她遭受一系列性别暴力。这种引入公共审查的形式造成针对这名学生的虐待和霸凌。

同年11月，跨性别男性小迈分享了自己从大一便开始筹划掩藏身份、做手术、改证并获得家庭支持的艰辛之路。如他所说，许多人没有这样幸运，他复旦大学毕业的一位跨性别男性友人便由于学历作废而无法顺利进入职场。中国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的作为跨性别男性C先生也表示：“社群中有很多人因为性别表达被拒绝录用，包括女同性恋中的T和跨性别者。”《跨性别人群生存困境调查》显示跨性别人群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约为社会普通人群的3倍。美国全国跨性别平权中心的研究指出，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因性别认同被逐出家园。跨性别无家者遭受严重歧视，五分之一的跨性别者在寻找住宿时被拒绝，最终被迫流落街头。

202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学习指南：女同性恋、男同性恋、 双性恋、跨性别者、间性人和酷儿 （LGBTIQ+）融入劳动世界》 宣称：“要实现国际劳工组织推进社会正义和促进体面劳动的目标，就必须保护每个人的工作权利，终止包括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SOGI）在内的一切歧视。” 但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追问：对性别的审查和基于二元性别的框架如何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一名劳动者是如何被要求通过一个合格/合法的隶属于二元性别身份/身体来进入到合法劳动市场？正如工劳小报所发布的《跨越性别，困于求职》所提到的，“跨性别者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只是边缘群体的少数困境，我们更应该借助这个契机来反思：劳动、就业与性别身份是否存在必要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未能收录非二元性别、跨性别男性、间性人、女同性恋和从事家庭劳动、性劳动、护理劳动等未被划定在正式劳动市场中的劳动者在本年度所遭遇的劳权受损信息，是源于ta们的隐形和不可见性。如被强制入院的31岁跨性别女性悦儿回忆：“许多女性因为闹离婚、跟老公吵架、嫁不出去、找不到工作、生不了孩子而被家人送入院。”神经多样性酷儿伙伴们也更容易被简单归类为行为异常者，并以有心境障碍、人格障碍、自杀风险等理由而被家人或暴力机关收管于医院/性别矫正等暴力机构。我们不能遗忘ta们的存在。

八、高龄劳动者：延迟退休、社保困境与超龄压力

截至202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97亿，老年抚养比突破20%。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高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日益凸显。延迟退休、养老金缺口、医保问题等政策和现实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群体的艰难处境。在“与国际接轨”、“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等口号背后，高龄劳动者究竟能否承受改革的代价，亟需严肃探讨。

今年是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靴子落地”的一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决定，表示相关政策将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方案计划在未来15年内将男职工退休年龄延至63岁，女职工延至55岁和58岁，并自2030年1月1日起，用10年时间，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尽管方案强调改革要遵循“自愿选择”和“弹性”原则，即达到养老金缴费年限的劳动者可以选择提前或延后退休最多3年，但有评论质疑，对于那些经济收入较低或不稳定的群体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一部分体制内公务员则可以借助“弹性”办法实现最大限度的延迟退休。这实质上拉大了不同阶层劳动者的老龄生活收入和福利待遇差距。

另外，许多高龄劳动者的实际身体健康状况与劳动要求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研究显示，从50岁开始，中国人的健康工作年限平均仅为6.87年，农业劳动者的不健康工作年限甚至是企业员工的两倍。延迟退休政策试图通过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来应对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但对许多体力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劳作与病痛。

还有解读认为，这一政策在扩大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代际间的竞争。年轻劳动者就业压力倍增，而许多原本就低收入的高龄劳动者则可能由于技能老化、工作效率下降，更难以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如此一来，“延长工作年限”是否能真正提升劳动参与率，仍需持续观察与评估。

近年来，中国的养老金支付困境也一直是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的社会议题。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历史负担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由于制度初期未为老职工转轨注资导致巨额个人账户空账，养老金支付高度依赖财政补贴。在辽宁阜新，煤矿工人在长达8年的停工中，因单位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无法领取养老金。这些劳动者的无奈境遇，揭示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而随着历时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于2024年10月结束过渡期，一些老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例如改革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统一缴费模式，并增设职业年金保障，但体制内外的养老金替代率差距依然明显：体制内缴费基准较高且职业年金覆盖率达82%，而企业年金覆盖率不足10%。当下，农村高龄劳动者则普遍依赖自养或子女赡养，养老保障缺失问题尤为严峻。制度未能有效覆盖弱势群体，导致代际矛盾和城乡分化进一步扩大。

养老金制度的“现收现付”模式，还使得年轻一代感到自己需要承担更大的赡养负担，因而引发退保的风险。对于许多高龄劳动者来说，当下沉重的缴费压力也并不能靠未来养老待遇的提高而得到缓解。以深圳市为例，2024年初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上调49%。对于收入微薄的劳动者，这样的调整无异于雪上加霜。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持续上涨，也影响了弱势劳动群体的参保意愿，从而使得高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更难得到保障。城乡居民医保缴费金额从2006年的每人每年10元攀升至2023年的380元。一些家庭收入微薄的高龄劳动者，不仅要为自己缴纳医保，还需为家人分担。这种经济负担对农村地区的劳动者更为沉重。医保标准不断提高、报销比例低、医疗支出压力大，使得农村地区居民缴纳医保的意愿持续下降。今年的医保缴费征收过程中还出现了“催医保”等诸多问题。11月，四川南充一所小学的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中要求家长为孩子购买医保，否则“学校要求停课”。类似的强制性催缴措施在许多地区屡见不鲜。而基层政府为完成征缴任务，利用排名考核和问责机制，将医保缴费转化为行政性压力，甚至牺牲了制度本应有的惠民初衷。

国家层面则试图通过新机制提升参保率。8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引入“两个激励机制”和“两个等待期”。未连续参保的人员在被设置的等待期中将无法享受医保待遇。而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参保积累的年限自动清零，再参加居民医保时，年限需要重新计算。这意味着断缴医保的民众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然而，从2019年至2023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连续四年下降，总体减少了2055万人。显然，一项惠民政策无法惠及重点受惠群体，甚至导致参与者主观选择退出，那么该政策已经和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在延迟退休的讨论热潮中，“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也再次浮上水面。“超龄劳动者”是指超过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参与劳动并获取劳动收入的人，并不单指城镇退休职工，也包括超过法定劳动年龄仍在继续打工的农民工等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农民工中50岁以上人数占比达29.2%，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我们确实要认识到，超龄劳动者权益长期处于模糊地带，面临法律法规空白、劳动关系认定等难题。在长沙的一起劳动争议中，遭遇性侵的65岁女保安方某因被公司定义为“临时工”而失去应有的劳动保护。曾是闪送形象宣传大使的62岁闪送员宝哥在交通事故后不久突然被平台以超龄为由封号，毫无协商余地。类似的案例反映了当前社会对超龄劳动者的不公正对待。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每年约有5万件超龄劳动者的劳动争议诉至法院。然而，希冀于依靠延迟退休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无异于缘木求鱼。高龄劳动者的困境并不能通过人为将退休年龄提高，以减少“超龄”劳动者绝对人数来化解。我们再次强调，大部分“超龄劳动者”困境的核心在于，她们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以至于不得不在高龄继续从事有偿市场劳动，其中不乏对身体有所损害的重体力劳动。

在延迟退休推行、养老金和医保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高龄劳动者正承受多重压力。对此我们提出以下疑问：第一，政策的初衷是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但我们真的考虑到了底层处境的劳动者在延迟退休冲击下所要背负的压力吗？第二，依赖延迟退休、提高缴费等手段来平衡资金缺口，却忽视了贫富差距下对经济成果的重新分配，是否反而会使社会保障体系加速进入恶性循环？第三，当政策更重视保障整体社会运行的稳定性时，社会和决策者是否真正倾听到了高龄劳动者的声音？他们自己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关乎每一位劳动者的尊严与未来，但却被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有意搁置了。

九、少数民族劳动者：吸纳、排斥与隔阂

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正在族群边界上进一步深化。随着制造业的内迁，少数民族更多地被卷入到全球化产业链中间来。然而，作为新工人群体的一分子，他们不仅在产业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更面临着文化隔阂与就业歧视。贫穷和族群差异在不平等区域发展体系下的交织，使少数民族劳动者长期陷于困境。

今年4月，彝族草根说唱青年诺米歌曲中的一句“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火遍全网。来自凉山彝族的诺米，曾经历过艰苦的农村生活和打工生涯，他对音乐的热情与互联网“抽象”文化结合，使他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热梗引发了网络对创作者本人的关注，其真实生活经历成为众多彝族打工者的缩影，终于在主流舆论场掀起了一丝波澜。“彝族”并非诺米的炒作标签，而是与他的作品紧密相连的身份印记。诺米的作品《阿普的思念》揭示了他留守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由爷爷抚养，父母外出打工，父亲酗酒；曾随父母去工地搬砖，因工受伤失去了一截小拇指。《枯木逢春》则展现了彝族的生态观和宇宙论，表达了彝族青年对故乡的离愁与在异乡的漂泊感。

诺米的作品还反映了大凉山彝族群体的劳动力历史。大凉山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彝族人民缺乏重要的现代教育投资和生产技能，因而与主流经济发展模式越发隔阂。在此背景下，外出打工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彝族群体逐步被吸纳到珠三角等沿海工业区，成为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但进入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后，彝族人由于自身在语言、习俗、组织方式与汉族工人群体存在差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低，四处流动、居无定所和经济收入不稳定成为他们的常态。为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彝族工人形成了“领工制”。在这一模式中，彝族工头成为了关键的中介角色。这些工头一般是长期在沿海地区务工的资深打工者，通常汉语较流利，既熟悉打工环境，也了解凉山彝区的文化和人际关系。他们将自己的亲戚和老乡介绍进工厂打工，工价以小时计。在这一过程中，彝族传统的“家支”组织形式在珠三角地区得到复兴。这些“家支”聚会超越了单一工头小团体的局限，原本互不相识的同姓工头们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认门”。珠三角的彝人在面对来自新环境的潜在危险时，自觉调动了消失已久的传统组织形式。家支成员的团结性极大地增强了他们遭遇纠纷时与工厂的博弈能力：2011年，“阿萨惹古”家支中一木姓工头带领下的一位工人在东莞长治镇一家工厂死亡，这起事件足足动员了三百多名亲属和老乡一起到工厂抗议。然而，这种集体行动虽然增强了群体的谈判能力，但也让工厂主对彝族产生了整体负面印象。由于担心彝族群体的集结性，许多用人单位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彝族人群形成了排斥，造成了更广泛的社会隔阂。

像彝族这样从家乡“出走”到他乡的少数民族群体，往往通过强化内部团结和扩大社会资本来应对新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与挑战。1月5日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安费诺电子装配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一名回族女工在清真食堂用餐时发现面条中有烟头，引发了回族工人的广泛关注与愤怒。据悉，该公司共有3000名员工，回族员工占了半数以上，且工厂内设有清真食堂。这次的食品安全事故，暴露出了清真食堂的管理混乱和监督缺失。回族工人在自我组织下纷纷走出车间，到食堂和大厅进行抗议。然而，集体行动并没有彻底改变劳动力市场中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的排斥现象。2月28日，一名土家族女孩到位于江苏常州的汇川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找工作时被告知，公司不接受少数民族，甚至连厂区都不让她进。

少数民族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所遭遇的文化隔阂与身份排斥，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职业机会，还直接关联到他们的工作安全。今年6月24日，韩国京畿道华城市Aricell工厂发生火灾，火灾迅速蔓延，导致大量工人被困，无法逃生，造成23人死亡，其中17人为来自中国的临时工，多为朝鲜族人。调查显示，工厂对他们缺乏足够的安全培训，因而工人没有事故应对经验。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劳工大多从事韩国社会的“3D”工作（dirty艰苦、difficult危险、dangerous脏污）。在韩国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他们已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最近的一项研究还显示，外劳死于工伤事故的可能性几乎是韩国普通工人的三倍。此次火灾引发了韩国本土对朝鲜族外劳群体艰难处境的关注。尽管这些朝鲜族工人熟悉当地语言和文化，但依然面临着严重的歧视和剥削。

十、残障劳动者：系统性排斥与“机械飞升”

今年4月，中央电视台《财经调查》栏目记者通过多地采访，向公众揭露仍有劳务中介机构借助办理“残疾证挂靠”业务生财的现象。具体来说，劳务中介通过与企业和残障人士签订协议，为双方办理劳动合同，达成“虚假用工”。企业借此达成国家关于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规定指标，从而免除因未雇佣残疾人就业者而需要缴纳的“残保金”。与此同时，中介从残障者的工资中抽取服务费，残障者则未能实际工作，仅获得名义工资中的极小部分（通常仅数百元）。实际上，在我们的检视范围内，类似现象已连续三年被主流媒体披露报道。我们在过去的年度盘点中也屡有提及，但类似的事件仍然无法得到有效遏止。这也折射出当前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的困境：企业雇用残疾人的积极性依然不高 , 同时残保金征收数额却逐年增加——这一趋势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尤其显著，使得按比例就业制度沦为按比例“挂靠”（即单位挂名雇佣残疾人）和按比例“收钱”（即征收残保金）的现实。

实际上，早在2024年2月，人社部和残联就已联合印发通知，表示要“严厉打击未经许可开展职业中介、劳务派遣，以及向残疾人违规收费或克扣工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然而，历经30多年发展的按比例就业制度未能实现其初衷，问题的根源显然不仅仅在于行政处罚力度不足。

已有的部分学术研究有助于揭示这一制度失效的深层原因。例如，国内公共部门的公务员招募就存在就业歧视的问题，因而没有为私营部门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作者廖娟的研究提到，以北京市为例，2022年公务员招录中，残疾人职位招录人数仅占0.4%，而且许多地方机关事业单位的残保金依旧由残联而非税务部门征收，征收力度有限，导致一些用人单位少缴或不缴。另外，对于雇佣残障者没有达标的单位，政府仅仅侧重于残保金的征收，而缺乏利用残保金来为企业提供支持性服务的政策，从而使得残障人士的融合就业环境得不到有效改善。企业主和健全员工仍然普遍存在对残障者的误解和歧视，企业对如何招聘、培训残障员工，以及为其提供无障碍工作环境的认知和经验严重不足。

西藏大学李丹丹的研究则揭示了目前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残障者的就业形势与汉地的差异。“西藏现有持证残疾人群体中，农业、非农业户口的人群分别为 103976 人、8959 人，由此可见，西藏残疾人大部分为农民，间接反映了西藏地区的残疾人主要集中在农牧地区”。除此以外，由于农牧地区许多残障者没有汉语读写能力，且无障碍环境设施建设整体要更薄弱，因而这个群体主要是以“灵活就业”（52.05%）和“农村种养加”（32.74%）的方式实现就业的（2021年数据）。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西藏持证残疾人中按比例就业的仅占5.34%。对于少数民族和“边远穷”地区来说，是否能够直接借鉴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残障者就业政策，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随着《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进入到收关之年，主流媒体开始频繁报道残疾人创业就业的典型案例。例如，残运会田径冠军罗瑞在姐姐罗娟的帮助下，在云南玉溪开了一家“无声饭店”，前后共雇佣40多名听障人士在饭店里工作。从这类报道当中，我们再次看到残障者并不是缺乏能力和潜力，而是由于面临着系统性的排斥和歧视，难以融入社会。然而，主流媒体仍然通过将残障人士塑造为“自立自强”的典型，忽视了对残障者在克服社会排斥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和经验的关注，也未能有效对健全读者进行残障意识教育。

此类宣传的另一个趋势则是过度强调新技术对于残障者的赋能，却忽视了残障者真正的需求。比如，某些报道将焦点放在技术平台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上，而非关注残障者面临的实际挑战。这类报道整体看上去更像是在为企业品牌做宣传。这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想强调技术赋能的报道取向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澎湃新闻在7月发表的一篇关于脑机接口让脑出血码农“重返岗位”的报道，引起了大量的负面评价。尽管主流社会存在着强烈的技术浪漫主义想象乃至迷信，但这一报道所展现的技术前景仍然令普通劳动者感到害怕：当劳动成为剥削和异化劳动者而不是人们实现自由的方式时，崇尚劳动也就仅仅成为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

在脑出血码农的报道中，我们还看到在缺乏劳动权益保障的环境下，由系统性不公造成的“失能”者似乎只能以努力重拾工作技能的方式自救，却缺乏相应的社会救济。9月，十四年前在富士康工厂跳楼致残的女工田玉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请求网友为她脑梗重病中的父亲筹集足够的治疗费。这位来自湖北的农村女性至今生活拮据，家庭经济状况也十分困难。除了田玉本人因事故残疾外，家里还有一个先天性聋哑的弟弟。年事已高的父亲依靠打工成为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一众筹事件再次凸显了中国针对农民工以及残障人士等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

我们并不排斥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善残障人士的生活。例如12月的一项报道就指出，平台通过与大学团队合作调研，在app上开发针对听障骑手的无障碍设计，可以缩短“无声骑手”与健全骑手之间的送单时间差距。但必须强调，如果外部环境——如消费者和商家的态度——不发生改变，如果平台算法仍旧仅以寻求最短路程为导向，并且不将骑手安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那么“无声骑手”仍然难以走出遭遇更多投诉和面临更高交通事故风险的普遍困境。而另一方面，像脑机接口这样的新兴技术引发了新一波对“血肉苦难、机械飞升”的想象。但这些技术如果在未经过充分临床和伦理检验的情况下被过度炒作与推广，也很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并让某些层面的受益者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与此同时，在国内的大部分地方，传统的残障者辅助方式如导盲犬，依然无法在公共场所出现。10月，在上海虹桥机场，导盲犬导师李苑甄、肖佳就由于试图携带她们的导盲犬Dumbo进入而受到安检人员的阻拦。李苑甄在接受北青深一度的采访中表示，在指导视障人士和导盲犬共同训练的十多年时间里，她经常遇到这类“拒绝”。系统性排斥仍然在将困难群体从我们的视野中抹除。

十一、海外劳动者：生存环境恶劣，国内关注升温

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1-10月，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2.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3万人；截至2024年10月末，中国政府记录在册的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为57.6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0.5万人。考虑到官方统计一般并不包括不具备有效工作签证的“黑工”，而后者根据民间劳工机构在2022年末的调查研究占比不小，中国在外劳务人员的实际数量应远超于此。

庞大的数字之下，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受限于语言、身份与阶层，许多身处“三不管”境地的海外劳工常年受到精神与肉体的威胁。在一众短视频自媒体的影响下，中国海外劳工问题在2024年再次引发关注，而欠薪、工伤工亡、强迫劳动、扣押护照、克扣工资等劳权问题仍然在持续发生。纷繁复杂的乱象背后，是中国劳工多年来在海外所面临的持续性困境。

欠薪抗议事件显示了海外劳工的维权艰难。据媒体报道，1月29日，印尼雅万高铁因拖欠工程款问题，引发工人和供应商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前抗议，悬挂布条表达不满。一名员工透露，公司项目资金管理不善，导致薪资和款项迟迟未付。这不仅是个案，同样的问题还在印尼青山工业园区发生。有社交媒体贴文指出，在5月25日至27日期间，中国二十冶集团广清德1780项目被指拖欠工资，工人连日罢工。外派至非洲地区的工人也未能幸免。有社交媒体曝出视频：3月22日，中建五局在几内亚的铁路项目拖欠工资，引发工人的抗议，抗议者拉起了“农民工要血汗钱”的横幅。

工伤工亡事件则揭示了海外临时工面对的生命风险。正如第九部分所提及的，2024年6月24日，韩国Aricell电池厂发生重大火灾，23名遇难者中有17人为中国籍临时工，这一事件既显示出着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困境，也暴露出临时工的处境——缺乏安全培训、在高危行业中承担最多风险。

与当地人的冲突也成为一些中国海外务工人员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巴基斯坦，今年发生了至少三起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3月26日，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一辆运送参与达苏水电站中国工程师的汽车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5名中国公民以及1名巴基斯坦司机死亡。10月6日，两名在巴基斯坦核电项目工作的中国人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次袭击中遇害，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一个分离主义组织声称实施了袭击。11月5日，卡拉奇一家工厂的一名保安开枪打伤两名中国公民。中国工程师和工人接连遭遇袭击，背后既有当地反对力量的威胁，也有巴基斯坦国内经济不平等以及本地就业问题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围绕矿业开采的冲突也在各地发生。7月3日，刚果（金）伊图里省的一个中资金矿遭遇当地武装民兵袭击，至少四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事件中丧生。遭受伤害的往往还有当地民众：9月上旬在喀麦隆，因矿区滑坡导致儿童死亡和污染河流，一家中国矿企遭到起诉。中国企业的不负责行为实际上加剧了当地华人与本国民众的紧张关系。这些冲突不仅导致对劳工的直接身体伤害，也反映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资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劳权问题，新近的研究报告揭示了更为系统的问题。根据民间劳工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国国有企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项目中，工人的人身自由被频繁限制。报告特别分析了公司的等级组织结构如何滋生了缺乏问责制的问题，并导致压制工人声音的现象。在塞尔维亚，中国劳工在矿业和制造业中面临克扣工资、身份证件被扣、行动受限、社会隔离、高额中介费和债务束缚等境。这深刻反映了跨国劳动者薄如蝉翼的生存环境。

除此以外，有必要反思参与到当地经济与政治进程中的中资企业到底为当地人民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如果这些企业仅仅出于追逐利润的目的而出海，参与当地政商腐败，掠夺当地资源，损害当地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和生活利益，甚至输出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企业管理经验，那么这样的行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无疑是相违背的。

以上研究报告发表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墙以外，尚未引起国内关注。但12月23日，随着巴西海外务工人员的恶劣生存环境被曝光，海外中国工人的劳权问题在国内引发众议。当日，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劳动检察官办公室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在比亚迪所在的工厂建筑工地，发现有163名中国工人在“类似奴役式环境”下工作的情形，于是把他们“解救”了出来。巴西公共劳动部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些中国劳工在巴西不仅被扣留了护照，且被雇主“保留了60%的工资”，还面临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宿舍拥挤不堪，卫生设施匮乏，饮用水和食品安全无法保障；工作时间过长，休息不足，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导致多起工伤事故。他们的基本权益被严重忽视，身心健康处于极限受损的状态。这条新闻在国内曝光后，引发众多关注。25日，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发文回应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转发了金匠集团巴西分公司当事员工的联合声明，但大量网友并不买账，质疑这份带有手印的声明是员工在受胁迫情况下完成的。27日，中国外交部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除了新闻和报告，也有一些文学和影像作品记录了海外务工人员的生活。纪录片《在沉默中锻造——印尼镍厂中国工人未被揭露的故事》（Forged in Silence-The Untold Stories of Chinese Workers at Indonesia’s Nickel Plants）通过记录青山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IMIP）镍冶炼厂的工人经历，揭示了中国工人在印尼的艰难处境。此外，民间劳工机构发布的名为《远离故土：十位中国工人的故事》的文章合集，讲述了十位中国工人2020-2022年期间在海外务工的故事。他们在此期间被派往印尼、塞尔维亚、柬埔寨和土耳其等地，面临欺骗性招工、工资克扣、护照没收、行动限制等问题。

与此同时，今年也有一些中国媒体聚焦于中国白领/中间阶级，讲述他们出国寻找工作机会的故事。在加拿大，年轻华人频频遭遇拖欠工资甚至无薪试工的现象；在日本，中年技术移民仍在适应文化隔阂和工作压力；在非洲，工作与生活因环境艰苦和社会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如此，一些有关中国公民以偷渡“走线”形式完成“移民”的报道也反映出，ta们对国内劳动权益和个人生存状况不满，因而才将希望寄托在国外“重生”上。一篇有关出海建筑工人的报道则指出，工人出海的重要原因是国内建筑行业的日益萧条。

2024年的多个案例暴露出，在中国劳工权益普遍缺失的大环境下，文化语言隔阂、护照被扣、劳动法管辖混乱等海外务工的特有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海外劳动者的困境。随着这些问题逐步曝光，改善海外劳工权益已刻不容缓。

十二、劳动者行动：法律维权大幅增长，网络维权形式多样

在降薪潮、欠薪潮、裁员潮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下，劳动者各项维权行动有增无减，劳动仲裁数量大幅增长，集体维权事件频频发生，形式多样的个体维权也广泛受到关注。

年初，陕西神木、河南西平、广东乐昌、天津蓟州、河北武强、河北南宫等多地都曾经出现过集体讨薪行动，抗议方式包括集体上访、拉横幅抗议、罢工等。5月，因承诺的薪资无法发放，江苏无锡比亚迪工人聚集在厂区举行罢工维权。7月，网友反映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垃圾满地，疑似因为降薪致环卫工人罢工。11月7日，四川南充嘉陵区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司机们集体停运并把出租车全部停靠在嘉陵区书房大道以抗议交给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过高。11月21日，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发生工人维权堵路事件，以抗议公司拖欠的2690元基本工资。11月28日，湖北潜江，因园林清酒业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人们集体站在天台上讨薪。

多年来围绕“体检标准”展开的集体维权事件在今年有改变。求职者因体检不合格而被用人单位拒绝录取已是持续多年的社会问题，用人单位以求职者罹患高血压、桥本甲状腺炎、糖尿病等慢性病为由拒绝录取，但这些疾病既不属于传染病，药物控制后也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明显有就业歧视之嫌。许多求职者曾经选择向法院提出诉讼，但基本都被驳回。据搜狐报道，早在2022年，包括慢性病患者和他们父母在内的200多人，就曾联名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对公务员体检标准进行备案审查，但只收到了“不属于违宪审查范围”的回复。2024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交了一份《关于放宽，依法保障慢性病患者劳动就业权利》的提案，引发了公众更加广泛的讨论。5月，广西修改了相关标准，使得满足条件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有望入职事业单位。

今年各行业劳动者经济尤其困难，不乏失去收入的失业者难以果腹。在政府救济缺位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互助成为一股难得的暖流，多地餐馆出现“对无收入者免单”的现象。许多个体小店通过设置暗号提供免费餐饮的举动，在保护受助者自尊心的同时为特定劳动者提供优惠。店主们多经济不宽裕，曾受他人善意而传递爱心，虽偶尔也会遭遇骗子，或被不理解的情况，但仍坚持下来。据店主反映，来吃免费餐者年轻人居多，还有少数落魄者，受助者多有羞耻感，找到工作便不再前来。这一现象体现了民间底层支持底层的力量。

除了集体行动外，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劳动者用个人微小的力量发起行动。1月，上海链家的一名员工“亮哥”为抗议公司的“借薪制”，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最低工资行动”，提出三点要求，分别是“对所有实发工资不足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予以补发”、“变更借薪制”以及“进行工会改革”。1月2日，“亮哥”收到了来自链家补发的工资。8月，链家宣布取消“借薪制”，全员施行3000元保底底薪。尽管“亮哥”被公司辞退，但他以个人的牺牲换来了员工待遇的普遍改善。

杭州一名被称作“帐篷哥”的博主杨建磊也在今年1月引起了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这位“帐篷哥”为抗议公司裁员在公司电梯门口架起了帐篷，并在帐篷边上贴上一张A4纸，上面写着“本人将在此处深刻反省在公司的即将满五年青春。自尊，自重，切勿打扰本人思过！”。此举仅仅3天便收获了众多网友的支持与打赏。热度越来越高后，“帐篷哥”杨建磊开通了职场维权的粉丝群。他与其他同公司离职同事拿到的赔偿也接近了n+1的数额。

4月27日，一名抖音博主宣布自己将竞选人大代表，为劳动者争取8小时工作制。视频中他计划首先参与2028年街道人大代表的选举。8月，牧原集团旗下子公司33岁职工蒋邓帅突发胸痛，后被发现死在宿舍床上。因蒋邓帅未被认定工伤，其妻冯婉婉将河南省内乡县人社局、内乡县政府告上法庭。双方争议焦点为死亡时是否处于工作状态，以及与办公地点（客厅）仅一室之隔的宿舍是否属于工作地点。在新证据的基础上，内乡县人社局最终做出认定工伤的决定。

无论是集体或个人，在缺少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劳动者的行动都存在诸多困难。一名因慢性病而被单位拒录的求职者受访时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曾经想过上访维权的她，因担心影响后续就业并被以后的单位认为不好管理，最终选择了放弃。10月16日搜狐新闻报道称，部分劳动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选择劳动仲裁，不料却成了他们的求职污点。一些企业使用背景调查的方式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讨要加班工资”或“讨要迟发一两个月的工资”被视为有风险。这种现象显然成为了企业的威慑手段，阻碍了劳动者维护合法权益。

此外，相比劳动者集体行动，劳动者个人行动更难维持。不少劳动者如今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曝光公司的违法行为，这一方式的确有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直达受众的巨大优势，但也必然会面临来自平台的审查。此前备受关注的“帐篷哥”最终宣布自己失业。有粉丝尝试在平台给他买热度，却收到“审核不通过”的后台提示。宣布为争取8小时劳动而竞选人大代表的抖音博主也逐渐没有了下文。上海链家的“亮哥”虽然收到了补发的工资，但他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再也没有更新有关“最低工资行动”的内容。尽管上海链家最终取消了不合理的薪资制度，但“亮哥”的其它诉求诸如工会改革并没有得到实现。

无论是集体罢工抗议欠薪，还是个体通过社交媒体等途径发声维权，都表明今时今日的劳动者主体意识愈发强烈，正在积极捍卫自身权益。然而，这些维权行动所面临的上述困境也充分显示，如果劳动者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翁，将自己的诉求和经验体现在法律和制度上，参与社会的民主管理，那么劳动者将只能作为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下位者，行动必然受到限制。而多数行动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即使成功也难以持续。

十三、劳动文化：呼唤真实的声音

年初的跨年档，一部讲述打工人现实生活的《年会不能停》以5.4亿元票房、豆瓣8.2评分成为开年的黑马之作，网友纷纷表示影片中的“996加班文化”“怎么都对不齐的颗粒度”和“忙着互相甩锅的领导”令人深感共鸣。随后，“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的词条登上热搜，“班味”一说随即产生：专指打工族身上因上班产生的沉重疲惫感和压抑麻木的精神状态。

同样体现了年轻人对工作之不满的，还有春节复工期间引发热烈讨论的“上班恶心穿搭”。网友纷纷晒出自己上班时的衣着，其不讲究搭配和美观、只追求舒适度的特点被调侃为“恶心穿搭”。在评论区，许多网友直言“好看的衣服根本不想穿去上班”“在公司没有在乎的人”。冷漠的公司环境和繁重且无聊的机械性劳动，将人异化为纯粹的生产工具，“打工人”自然不会真心投入其中，而是选择以讽刺与消解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此外，在就业形势愈发严峻的大背景下，许多人“想成为牛马”而不得。无论是被裁员还是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给普通人带来的都是难以向家中启齿的压力。年初以来，许多媒体平台相继报道了失去工作后“假装上班”的一群人。为了瞒住家人，他们一如既往地早出晚归，目的地却是图书馆或咖啡厅。有的在看书放松，有的准备考公考编，有的四处投递简历努力寻找工作。

5月“河南说唱之神”张方钊的说唱作品《工厂》MV在B站上线，仅三天便获得了将近200万的播放量。作者带着对故乡复杂的情感，描绘了河南农村、煤矿工厂等在主流流行音乐中罕见的元素。B站视频里高达8000多条的弹幕，被媒体比喻为一堵“小镇青年的哭墙”。

7月，社会学者孙萍出版民族志作品《过渡劳动》一书，其田野调查历时七载，记录下了骑手的劳动状态，探讨了算法技术和平台规则对于骑手的影响，并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概念。这可能是国内第一本关注和研究外卖骑手劳动状态及其社会意义的学术著作。同样以外卖骑手为题材，另一本聚焦外卖骑手劳动的社会学民族志《数字疾驰》也在11月出版。作者陈龙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成为外卖骑手的一员，以真实劳动过程来感受平台和算法对骑手造成的系统性困境。陈龙在书中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乃是日益强化而非削弱，平台系统及其背后“数字控制”对人的管理的取代，成为平台经济劳动秩序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

暑期档，两部与外卖骑手相关的电影登上院线，分别是徐峥自导自演的《逆行人生》，以及刘泰风导演的《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因导演知名度与话题热度，前者在上映前便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上映后收获不少恶评。许多影评指出，《逆行人生》的人物设定与情节设置脱离现实，并未能够做到真正从普通骑手的视角出发，且回避了许多结构性问题，有消费底层之嫌。相对而言，后者的热度和票房都较为惨淡，但评论更显积极。有评论认为，同样是中产阶级视角，《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在刻画外卖骑手生活状态，以及城市底层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时，并未流于俗套，而是用克制的情绪和冷静的影像语言在剧情中实现了对话的可能，更容易引发观众对冲突背后深层次结构的思考。

尽管上海巨鹿路去年的盛况导致北京、上海市政部门在今年禁止一切万圣节庆祝活动，但在其它城市，10月底仍然出现了规模较小的cos活动。与去年一样，许多打工人以变装party的方式，把对工作的怨念从线上演绎到线下。而除了cos成“吗喽”和“纯牛马”的自我调侃，还有人选择直接本色出演，“根本不用cos，往那一站就是穷鬼”。“工作”，或者说“上班”，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的吃苦，似乎已经成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共识，曾经那套将工作视为实现人生意义唯一途径的话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然彻底失效，民众的不满与日俱增。

如此积怨，在11月抖音网红“羊毛月”对00后就业难的嘲讽中爆发。类似去年网红主播李佳琦的“眉笔事件”，羊毛月在视频中发表了诸如“找工作真的就这么难吗？”“00后不是宣称要整顿职场吗？进不去又该如何整顿呢？”等一系列言论，立刻引发众怒，被指责“何不食肉糜”“明知道现在就业环境难，居然这样嘲讽别人”。在事态不断扩大、众多粉丝取关后，羊毛月删除了原视频，并在11月23日道歉，称自己的初衷是为了了解求职者困难并帮助大家，但表达方式不当，伤害了大家的感情，但评论区的网友仍纷纷表示“不诚恳、不原谅”。

此外，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四位新闻学本科生的毕业作品《她立于瓦砾之中：深圳工地女性生活纪实》在今年也颇受关注。该作品以两篇报道和一部微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工地女工这一常常在工人叙事中受到忽视的群体。答辩时，该毕设小组的成员直言“我们希望用一次‘看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沉默而庞大的群体，看见女性劳动者坚实的力量。”

相比之下，年末另一部以普通白领为主角的电影《胜券在握》则堪称令人失望。故事包含互联网公司裁员潮、打工人对抗资本的爽文叙事等种种爆款元素，能看出主创团队企图复刻年初《年会不能停》的成功，但浮夸的故事走向和缺乏打磨的细节并没能让观众买账。

当劳工题材因其群众基础越来越受到文化作品的青睐，文艺创作者确有必要厘清，在看似焦虑与仇恨、虚无与疯癫的时代情绪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病症。观众需要更多承载劳动文化的作品，但归根结底，人们最需要的是真实的声音。

尾声

今年是我们进行劳动权益事件盘点的第四年。

我们为年度盘点添加了一个尾声，邀请报告的参与者（包括所有撰稿人和编辑）留下自己过去一年的个人心声。整个年度盘点的撰写和编辑工作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如果算上新闻事件搜集的时间，这份报告的完成前后历时整整一年。每次看到这样一份投入无数心血的报告最终跃上屏幕，我们都会由衷感慨。作为第一批读者，相信所有参与者也会感到五味杂陈。有时，阅读这样一个沉重的报告，是很难心情愉悦的。更别提我们是这份报告的亲身编撰者。而所有参与者在提前了解到它是一份志愿性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积极投入到这份工作中来，并且非常出色和负责地完成任务，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都由衷感谢彼此的付出。也希望这个尾声可以成为写作者与读者之间更为亲切的沟通。以下是大家的发言：

每年一辑的劳动新闻盘点是我最期待的年度总结。今年因为换了生活地点，对劳动问题的感受有了新的层面，最明显的是移工问题。街头政治经济学读书会还有研究生工会和校工一起讨论劳动者权益活动的海报让我对新年有了更多期待。

——南瓜企鹅

今年从学校毕业，踏入了职场，并尝试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作一些组织尝试。实打实面对到了在白领劳动者中开展组织工作的阻力。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成长经验让我们不知道团结为何物。似乎竞争内卷、提防他人才是永恒。想让自己更轻松，最容易的办法是让同事更累。怎么把左翼理论和大家对柴米油盐问题的关心结合起来，促成团结和共同行动，从而对抗老板，对抗整个社会的原子化，是这个时代所有寻找劳工出路的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继续努力吧。

——阿豪

上班第五年，正式废工了，这一年过得乱七八糟，年底跟流浪大师朋友一起扎了半个多月帐篷，也学会了堂而皇之吃别桌的剩饭，世界在燃烧，我先烂为敬，边烂边想要是所有受伤的劳动者都能自由自在地玩该多好，要是世界是个大公园该多好。

——咳猫

第一次写年度总结的时候本科都还没毕业，转眼明年自己都要硕士毕业了，这几年看着这些信息有一种时间一直停滞一直在卡bug的感觉，无论如何也搞不懂怎么会有这么烂的世界。

——诗凛

2024年的劳动权益盘点，对于我来说，既是反思过去一年零工生活的窗口，也是展望未来社会的镜像。这一年，我在多个工作场景间来回穿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极为薄弱，竞争、内卷和提防他人，各自为战。孤独、脆弱的个体被“生存之痛”紧紧缠绕，许多人对环境感到无力，甚至对劳动的意义产生迷茫。绝望弥漫，人们该如何找到互相支持的力量，走出各自的孤立呢？

——洛洛

世界很大，它时而像丛林时而像社会。在不停穿梭中，渐渐明白了何为区隔，何为阶级：有人拒绝去人多的集市与小餐馆，答曰需要安静的环境，而我偶然在那里听到了脸上刚缝了十几针的外卖骑手对他的同伴讲他童年的故事，一个玻璃扎进脚底而不觉得疼的故事；一次难以为继的交往，问对方为何轻言放弃，答曰自己是胆小怕事的小市民……与此同时，明白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珍贵：某次读书会上深深触动于关注劳工问题和左翼理论的朋友们踏入工作后长久的坚持与激情……而我的愿望是，愿朋友们继续一起制造尖锐的摩擦声。

——cc

环境越来越凋敝，投身于实践似乎更能缓解不安和无力感。做一线的这几年有意无意地离新闻更远了，但也会惶恐对世界不够了解了，这也是连续两年参加盘点的缘由吧。

——leah

越是接触和认识这个世界，越是难以对抗精神上的反噬与沉沦。参与本次盘点成为锚点之一——拉扯提醒我保留今日的初心，永远不要置身事外，永远不要丧失同理心，勇敢的直视现实并付出行动。

——六月

参与了四年的报告写作，也经历了高密度的四年。在领会到“最好的时机”和“万全之策”根本不存在，今年我正式开始了 HRT 流程。感谢那些在我生命中，让我见证照护劳动和修复意义的人们，使我在许多愿望尚未实现的此刻产生动力去与自己的身体建立更良好的关系。接下来的日子，也希望所有酷儿劳动者伙伴们能不再只是幸存者。

——莱德瑞

今年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一年。病痛和抑郁情绪一直与我缠斗，外面的笼子也收得更紧了。我很庆幸自己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重新浮出水面。但有时候还是会感到荒谬，为什么我的国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恶人横行，好人难觅。但至少在这份报告写作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群善良的人可以彼此合作，推动一点什么。尽管目前我们只是一小群。

——阿夯达措

这一年自己终于开始用选择和行动来面对现实世界了，但还是免不了常常逃回自己舒适的生活范围里。第一次参与劳权的年度盘点，自己没有工作经历，很惭愧在理解和感知一些主题和事件的时候自己是无能的，非常感谢这里所有的友人，让我看到大家对“世界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回应，给我很大的启发。

—— Ethel

新的一年，希望劳动者之间能多一些对彼此的帮助和鼓励。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连接，也是改变的开始。

——童子

这是我今年能做的，仅有的事情了。

工作是一种结构性暴力，这是一片废墟，你我皆立于瓦砾之间。

但我也明白，一切的改变，必须从记住开始。

——俄耳甫斯

想给所有上面大家一个真心的拥抱！看见成长不同阶段、性情背景迥异的每一个人所努力多走出来的一步，都会动容。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或许只剩彼此的守望，让一切值得。

——ab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