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丈夫不想洗碗”的贴文引发热议。文中男子自述10多年前的经历，称婚后多来年经常因为洗碗分工而与太太争执，将自己“不愿洗碗”归咎于“不想失去妈妈的爱”，并表达出期望太太复制原生家庭中，母亲一手包办厨房家事所带给他的“被爱的感觉”，但太太并不想照做，作者因而感到悲伤失落。

有关说法引来大批网友声讨“不洗碗男”，说“他需要的伴侣是‘家政妇’吧”，批评他是“妈宝男”；也有人对他表示不屑：“不过洗个碗，到底能跟创伤扯上什么的理性与感性。”

有学者对BBC中文分析称，台湾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虽然女性地位在公领域显著提升，但在家庭等私领域，女性仍然要负担更多责任。因此“谁做家事”多年来仍是容易引起争执的话题。

谘商心理师吴雅婷发文指出，洗碗事件成为“一个公开的标的”，让在父权体制中感到创伤的人们有情绪投射。

“洗碗”文为何引发争议？

事实上，贴文是男主角2022年出版了一本心灵成长书籍的部分章节。书籍讲的是有关他使用“萨提尔成长模式”认识自己的历程，“洗碗事件”就收录于其中。最近协会开办新的工作坊，将这一章节重新包装成网路文宣，经转发后意外引起讨论。

“洗碗”在1月7日一度冲上Facebook热门关键字，超过3万人实时在线讨论原作者描述，两人吃完太太煮的饭后，太太会期望他去洗碗。“我不习惯、也不喜欢洗碗，但在她的要求及理性的说服下，我勉为其难的洗了，”文中男子说。作者答应太太洗碗，眼泪却不自觉流下来，“当我不得不承诺要洗碗时，仿佛是幼年的自己失去了妈妈的爱，接触到很深的失落和悲伤。”

他说，透过心灵成长课程学到的自我觉察方法，分析自己抗拒洗碗的念头从何而来。他发现过去的自己将“不用进厨房、不用洗碗”与“妈妈的爱”划上等号。在原生家庭中，他不需要进厨房做家事，他原本希望能在婚姻中“复制这样的爱”，“期待我的太太也能对我这么做”。

在这篇1400多字的“洗碗”故事中，作者最后找到了洗碗的“新的意义”，称“它代表着我对太太的体谅和爱”，这又让一些网友感到不满，认为作者看待家事的心态，仍然抱着“家事是太太份内事”的父权思维。

意外成为讨论焦点后，协会已将原文从网路删除。作者随后在个人页面回应称，“为文字与意思未精准贴合深深地致歉”，强调自己不是替不洗碗找理由，“也没有‘使用父权意识去压迫女性’或是‘情绪勒索另一半’”。他澄清曝光家务事的用意是分享自己学习成长的过程。

许多网友仍感到忿忿不平，纷纷藉此抒发自己对家事分配、传统价值、性别平等议题的看法。

女人的家事 VS 男人的家事

也有网友称这是“买一台洗碗机就可以解决的事”，但学者认为没那么简单。

“买了洗碗机，那谁要把碗放进去？”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晋芬说。

她指出，家务的问题是在于“你要不要参与？”，即使有方便省时的家事工具，责任归属仍存在明显的性别框架。

张晋芬2007年发布并被多次引用的论文指出，洗衣、烹饪、育幼被认为具有女性特质，容易被归类为“女人的家事”；修理坏掉的家电、居家修缮等，则被视为“男人的家事”。由于“男人的家事”在生活中出现频率较低，因此性别化的家事分工，女生注定会负担更多家务。

学者指出，洗碗机并不能真正解决家务分工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她说，现代职场女性能付钱减轻家务压力，例如将小孩送往课后安亲班，或购买外食减少烹饪洗碗时间等，但这些育儿、洗衣煮饭等“女人的家事”，仍然被期待由女性来完成。

现代双薪女性只是多了“用钱解决”的选项，能让自己不要付出实际的劳动力，但仍无法摆脱“这些家事由女性负责”的社会期望。

这种性别定型也反映在教育系统里。在1990年代以前，男学生上工艺课，女学生上家政课。之后，随着性别平等观念逐步推展，教育部取消男女分科，所有学生都必须上“家政课”以及改名为“生活科技”的工艺课。

在台湾南部一所国中国中担任家政课老师25年的林老师对BBC中文说，她刚开始教书的头几年，偶尔遇到男学生表示“我爸爸说进厨房是女人的事”，但随着性平教育和社会风气转变，现在同学们不论性别，对于家政课缝衣服、煮菜等项目，都兴致勃勃地参与，觉得比閱读纸本书的正课来得有趣。

但林老师坦言，不管学校教育怎么与时并进，孩子对于家事分工的认知还是更取决于家庭教育。

“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家里谁负责做家事？一直以来的得到的答案都是：由妈妈主导。”

为何职业妇女怨气更大？

“早期的妈妈都是心甘情愿，默默的。现在都是双薪家庭，你有在赚钱、我也有在赚钱，家里是大家的，当然就必须要分工。”育有一双儿女的林老师说。

美国社会学家霍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的《第二轮班》于1989年出版，她指出当代职场女性白天在公司处理公务、下班回到打理家务，回家持续上“第二轮班”。

目前台湾双薪家庭约占六成，但家事的责任仍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价值主导。根据2019年台湾主计处资料，35至44岁妇女每日平均从事无偿家庭工作的时数，是同年龄男性的三倍。

台湾大学社会系2023年一篇硕士论文也显示，在家庭中，妻子家务贡献度整体高达71.22%，以性别意识程度强弱分组，赞同传统价值的女性，负担八成以上的家务，而最在意性别必须平等的女性，也还是要做六成的家事，无法与男性真正平分。

该论文也揭示，当女性家务贡献程度增加时，性别平等意识较高的女性更容易感受到不公平。

2016年蔡英文就职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回顾台湾女性平权发展历程，197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女性就业率显著提升，改变了传统“女主内”的女性家庭角色。女性虽走出家门，但中研院调查显示，1991年仍有62%民众赞成“男性养家、女性顾家”的性别角色区隔。

1990年代，台湾社会发生多起震惊社会的性别暴力事件：不堪丈夫长期家暴而杀夫的邓如雯案、为妇女参政权奔走期间遭杀害弃尸的彭婉如案⋯⋯等等案件，在舆论高度关注下，保障及提升女性权益的修法陆续推出。

2016年，蔡英文当选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女性当选立法委员的占比，从2008年的30.1%开始，每届逐渐增加，2024年女性当选者占41.6%。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画署（UNDP）发布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 ，该数值越小，代表该社会的男女发展越平等，台湾排名全球第7名，同时是亚洲第1。紧接在后是新加坡排名第8，南韩16名、日本23名，中国49名。

台大社会系硕士刘莅关于家务分工的论文指出，虽然台湾在政治、经济等公领域缴出亮眼成绩，但从其他指标细看，在性别分工、婚姻、生育及照顾、家庭义务等四个指标上，台湾的性别意识形态并没有明显比日本、韩国、中国平等。

已婚者对家务事的态度，可以从中研院2020年公布“家庭动态调查”进一步了解：对于“丈夫的责任是赚钱养家，太太是照料家庭”的说法，已婚男性“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为20%、女性则为10%，显示台湾男性对于家庭性别角色分工的看法，仍较女性传统。

家事分工如何更平等？

学者张晋芬指出，男女婚后的家务分工，是复制从原生家庭中学习到的模式，因此改变“家务分工性别化”的关键仍在于：男性必须有意愿从事洗衣、煮饭等被视为“女人的家事”。

她指出，具体实践的方式是从小培养，教育孩子有性别平权意识，父母也要多要求小孩从事不同类型的家事，跳脱“家务性别化”的框架，例如让儿子去晾衣服、叫女儿去换电灯泡。

台湾行政院在2012年成立“性别平等会”，旨在推动破除性别刻板印象，是台湾第一个性别平等专责机制。2016年该机构曾发表男性穿着围裙洗碗的文宣品，传递“愿意分担家事的男人是重视性别平等的具体表现”。

教家政的林老师也观察到，近年来，越来越多影视作品，男主角会下厨、做家事，展现出与过去不同的、正面的居家男性形象。 她说，自己乐见未来能看见性别角色更多元的呈现。

在政策层面，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值得参考。

性平意识领先全球的瑞典早于1974年将“育婴假”改为不限性别的“父母育儿假”，提高父亲参与意愿，现行双方各有90天的育儿假，就算不使用也无法转让给另一半，确保双亲都要负担育儿责任。此外，在孩子满8岁之前，瑞典双亲也能够依法减少的工作时间。

但有民间团体认为，台湾朝向国际性别平权“第一梯队”迈进还有漫漫长路。

妇女新知基金会指出，虽然从行政院公布的2024年台湾性别数据看到，男性使用育婴留职停薪的比例达到四分之一左右，但仍有高达约四分之三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是女性申请。

妇女新知发文指出，“追根究底，（台湾）低薪资高工时的就业环境也是家务照顾分工以及职场难以落实性别平等的重要关键”。 也有民间团体认为，台湾在育婴假法规与制度上的改革，以及立法院是否能推动降低工时等相关修法，都仍有改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