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男老师了解到我不是编制人员后，就将我踢出了他们的择偶范围。我后知后觉地联想到印度的种姓制度，事业编、预聘制、直签制、派遣制对应的可不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以及首陀罗？”

本文为真实发生事件，以作者记述方式呈现。

2024年5月，我收到了同事袁丽的结婚邀请函。喜气洋洋的电子婚纱照上，她挽着新郎的手，笑得甜蜜灿烂——她终于如愿赶在35岁前“上岸”了，而我还在高校相亲的河流里挣扎。

我默默填写了出席筵席回执单，思绪不禁飘回到两年前。

2022年硕士毕业后，我入职了某高校的学院办公室，成为了别人嘴里“闲多事少”的高校行政人员。袁丽是我在单位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我们坐面对面的工位，共用一台固定电话，大我5岁的她像知心姐姐一样事无巨细地指导我工作。

唠嗑八卦是促进同事关系的润滑剂，得知我是单身，袁丽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了高校内部的相亲局。她说这种联谊活动通常由校工会承办，活动形式多种多样，目的是解决青年教师的婚姻大事。她目前的发展对象就是在校内相亲局上认识的，一个是校医院的医生，另一个是宣传部的老师。

我问什么是“发展对象”，她神秘一笑，解释道：“就是在诸多相亲对象里大浪淘沙挑出来、尚待进一步考察的结婚人选。”

“你是本地独生女，有房有车，父母有养老金，会很吃香的。”她兴致勃勃地帮我分析起个人优势，还不忘夸奖我的外貌，说得我瞬间就动了心，决定试一试高校相亲。

学生时代的短暂恋情后，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谈过恋爱。眼看着迈过25岁关卡，父母比我还着急，但由于资源和社交圈有限，他们托人介绍的几个对象并不靠谱。我想高校内部相亲经由内部审核，至少学历和智商是过关的，平均质量会更高。再说了，成功的例子已经摆在眼前——袁丽这不就挑到合适的“预备军”了吗？

在袁丽的介绍下，我加了校工会老师的微信，又被拉入名为“品诗词歌赋，绘墨香文韵”的群聊中。一开始，我对这个群名满腹疑惑，后来才明白“飞花令”和“水墨画”是这次高校相亲的主要活动——为符合大家的文化人身份，也为了让审批领导首肯签批，高校相亲活动一般要突出一个“雅”字，大有和校外花样百出的相亲活动划清界限之意。不过，没有人会抱着展现文化底蕴的念头去参加活动，醉翁之意不在酒，大家的终极目标还是找对象罢了。

2022年10月，我第一次参加了高校相亲局。初来乍到，难免有些不好意思，我站在会场门口探头探脑，直到一个女老师走过来主动和我攀谈。她叫司叶，是财务部的，和我同年入职，也是第一次参加相亲活动。让我们结伴踏入会场的，不仅是师海相逢的缘分，更是对婚恋前景的茫然与无措。

玩完三局飞花令和一局水墨画，便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十来个男老师朝我围了过来，手里都举着微信二维码，开场白如出一辙：“美女，加个微信吧。”虽然我在学生时代也算受欢迎，但这是我第一次同时得到这么多异性的青睐，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满足。

心绪一飘，就容易失智，我忙不迭应着“好的好的”，一遛儿加了十几个人的微信。期间，有人争先恐后地自报姓名、学历、工作岗位和房车情况，但现场乱糟糟的，我完全没记下来，更无法将他们和各自的微信头像对上号。有人不愿等待，只匆匆留下一句“线上聊、学校见”，又涌去加其他女老师的微信了——原来我也不是他们的唯一目标，淡淡的失落飘过我的心头。

据我观察，在场男老师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不等，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30岁以下、面容姣好的女老师。40岁上下的女老师则门庭冷落，只能尴尬地瞧着别人的热闹，有的比较大胆，选择主动和男老师搭讪，但往往是热脸贴冷屁股。于是，就有一些女老师在看清自己的“行情”后提前离场了。

活动结束，当晚我就开始了忙碌的线上聊天。我一边审视男老师们发来的个人条件信息，一边观察他们朋友圈，根据长相、气质、爱好，大致在心中给对方捏个模样。由于缺乏经验，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他们问一句，我答一句，几个来回就乏味了。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半数男老师都问了我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和学校签了几年合同？”在我回答“3年”后，有1/4的男老师就不再有兴致和我继续交谈了。

次日上班，我第一时间请教袁丽：“这是什么讲究啊？”

“哼，这些男的还挺直接！”袁丽撇撇嘴说道，“这是在打探你的编制和合同呢。”

原来，我们学校有4种用人方式，简单从等级上讲：事业编（约等于终身合同）＞预聘制（签5年合同，5年后通过考核会纳入编制）＞直签制（签3年合同，每3年续签，有一定希望纳入编制）＞派遣制（和第三方公司签两年合同，不一定续签，流动性大）。

近年来，高校缩减编制已然是趋势，一进校就获得事业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大多数新人是预聘制和直签制，前者80%是博士，后者大多是名校硕士。最末一等的派遣制中，本硕学历对半开，也不乏转业军人和各色关系户。

俗话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袁丽就赶上了好时候。几年前，211本985硕的她签下了预聘制，编制还有1年不到就能到手。而985本硕的我则逢上疫情后学历贬值的浪潮，成了直签制人员。

我老早就知道校内有不同等级的用人方式，但未曾想过这事居然会和校内相亲局挂钩。显然，部分男老师了解到我不是编制人员后，就将我踢出了他们的择偶范围。我后知后觉地联想到印度的种姓制度，事业编、预聘制、直签制、派遣制对应的可不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以及首陀罗？

原来在高校相亲局里，我的定位是三等公民。

如果把相亲比作一场面试，那么应聘者和HR相看两厌的情况常有，双方看对眼才是小概率事件。小部分男老师因为编制问题对我直接亮红牌，剩余男老师里也有让我警铃大作的奇葩。

有人聊着聊着就化身为“家庭分工规划师”，认为事业编的他理应在外打拼，直签制的我应该为家庭牺牲，最好是在孩子上幼儿园前辞职当家庭主妇。虽然他月薪才9千，但对供养三口之家充满信心，还画饼说等他升职了就给我安排个工作。

有人直接化身健身教练，还没聊几句就冒昧地询问我的身高、体重和三围，遭到拒绝后叹气道：“我喜欢微胖的，女人太瘦了不好，容易气血不足，将来也会很麻烦。”显然，他是担心我体格虚弱以至于无法尽快怀孕，还存在着无法替老X家传宗接代的风险。

有人是霸总文学的爱好者，坚持称呼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接触对象为“宝宝”、“乖乖”、“小丫头”。发现我很抵触这类称呼时，他气呼呼地指责我为人冷漠、慢热，一把扣下“不利于两人关系之推进”的罪人之帽。

“总之，高学历无法筛掉奇葩。”坐在油乎乎的食堂长椅上，我三倍速地向司叶讲述我最近删掉的那几位男老师。

司叶则表示上次活动她也没加几个人，听说工会又在准备筹办两天一夜的相亲活动，带男男女女去城市周边的农家乐转一转。她把希望寄托于新的相亲局，并热情鼓动我一起：“接触时间久一点，也能更好地看出这人到底咋样，有没有做家务的意识，能不能扛事。”

“算了吧，我筛到了两个还能聊下去的男老师，先和他们了解了解。”出于道德上的顾虑，我婉拒了司叶的提议。我不想被人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所以不打算同时接触太多对象——后来才知道，同时相几个对象，这是高校相亲里再常见不过的事。

李辅导员和马博士后是我暂时判定的两个“正常人”，和不太正常的人聊多了，越发显得他俩奇货可居。

李辅导员本硕皆毕业于我们任职的高校，据他说因对母校感情深厚，故而放弃了高薪工作，成为了一名留校工作、为学弟妹辛勤服务的辅导员。他是外地人，还未在本地买房买车，但表示父母有能力支付房屋首付，自己的住房公积金也完全应付得来。学校给有编制的辅导员按最高比例缴纳公积金，给我们无编人员缴纳的公积金比例足足少了3个百分点。

我名下有父母过户的住宅，所以平日里对公积金不太在意，作为一个社会化程度很低、尚未摆脱学生思维的人，我对结婚所需的房车一事也尚未过多考虑。我更在乎的是两个人平时能不能聊到一起、吃到一起、玩到一起，可惜李辅导员的答案是否定的。

小镇做题家出身的他在消费理念上和我就不太一致，他平日里节俭惯了，难免给人抠搜之感。比如，我认为约会餐厅不能低于人均200元，他却尽力说服我“美食尽在人均50元的小馆子里”。最终，在一家海鲜大排档里，我婉转地给他发了“好同事牌”。

“吃完再散伙，不然浪费了。”李辅导员哧溜一声把烤鱿鱼从木签上拔出来，“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年纪，要找的不是酒肉情侣，而是搭伙过日子的人。吃什么、玩什么，只是人生里很小的一部分，还是应当把目光放长远到未来发展。”

我点头，他说的没错，可我认为我的坚持也没错，那么错的是谁呢？或许是我俩之间被强栓的红线。

另一位马博士后是本地人，有房有车，和我家各方面情况相似，因此消费习惯与生活理念也差不多。但不知道是不是本地高学历男生不多，他又是被父母宠惯了的独子，相处之下，我发觉他颇有自矜自傲之态，简言之，就是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深入聊天的时候，他不是看不惯学历平平的表兄弟，就是暗讽昔日同门不具备如他一般的国际视野。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也不太看得起我，只是穿了鞋勉强达到1米72的身高限制了他找更好的对象，而1米66的我，是愿意接纳他身高的女生里最高的——综合下来，他认为我们的结合可改善下一代的身高基因。

马博士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我所学的文科专业和考博失败的轻视让我觉得很挫败，因为学业也是我的价值感来源之一。当我在线上提出断联时，他并没有表现出和李辅导员一般的高素质，而是恼羞成怒地说，他这样的师资博士后未来可以留校，再混个国外访问学者回来很快就能到副教授。

末了，他扔下一句：“你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袁丽听完我的两段经历，皱着眉头说：“辅导员就算了，那个博士后应该抓住的。”

“你没发现吗？他这人挺狂的，还有点看不起我。”我不解。

袁丽摇摇头：“你啊，还是年轻了，这点小问题根本无伤大雅。”

紧接着，她向我科普了博士后的生态链：师资博士后是高校的后备师资，从事科研的同时也分担教学任务，迟早会被我校正式聘用。在职博士后门路较广，背后有人，出站后通常会回到原单位。普通博士后的人事关系只是暂时转入高校，出站后的工作并无保障。她说，等马博士后真成了高校讲师、副教授，不用纡尊降贵参加校内相亲，门槛都会被介绍人踏破，谁还在乎他是1米68还是1米72。

“现在这些博导夫人呐，哪个不是早早下手绑定潜力股的？”

这我倒是知情，在高校，即使是教师队伍里最末等的讲师，只要不被“非升即走”的制度淘汰掉，按部就班地评职称晋升，其地位也大于普通行政人员。

唾沫直飞的袁丽，眼中写满“恨铁不成钢”的哀叹，就差直接说我愚蠢短视了。她之前接触过一位是没什么资源的普通文科博后，她通过中国知网摸了摸他已发表论文的底——根本没有顶刊！她还查了和他联合署名的通讯作者们，最后用排除法锁定了他的博士导师——成果倒有，年纪太轻，想来自顾不暇，在圈内没什么资源可以继承给学生。这位文科博后的前途想想也知不算明朗，说不定会因无成果被迫退站，即使出站也恐怕会降级去次几等的高校任职。导师不够大牛，全凭自己打拼，未来在学术圈也会少了托举。综上所述，袁丽斩钉截铁地给他打了叉。

但马博士后不一样，他学术能力突出，以后会留校任教。作为理科教师，基金项目的经费也会更充足，钱途和前途明光铮亮。加之昔日导师是业内大佬，同门也大多留在本地，相当于形成了圈层力量。

马博士后出站后一定比现在更抢手，可我觉得，这福分还是留给有福之人吧。

2023年春天，我参加了第二次高校相亲局，这次的主题是“共携手，踏青云”。简单地说，就是组织老师们一起爬山。不得不夸一句工会的深谋远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爬山活动的吊桥效应更容易促进牵手成功。

我们爬的那座小山不高，但地形崎岖，早些年是坟场，半山腰上还矗立着未被迁走的坟冢，年长之人都觉晦气。但不打紧，我们是上午十一二点的太阳，且正值荷尔蒙高涨的求偶时节，怪力乱神见了都要绕道走。

虽然只是四月初，但气温很高，走几步路就能出一身汗。女老师们多半穿着不适合远足的衣裙，此时只能把精心搭配的外套褪至腰间。我看着司叶潮红的面孔和洇掉的眉毛，仿佛照镜子一般瞧见了自己即将花掉的妆容。

骄阳放大了众人的面部缺陷，疲累更添几分狼狈。相比之下，轻装上阵、素面朝天的男老师们反倒被衬托得个顶个的清爽，他们铆足了劲儿观察被太阳卸了妆的女伴，眼镜片是他们的显微镜，女老师们的脸则是实验标本。这怡然自得的模样令我想到《倾城之恋》里女宾抱怨范柳原的话：“他在那里掏坏呢。他要把人家搁个两三个钟头，脸上出了油，胭脂花粉褪了色，他可以看得亲切些。”

司叶喘着粗气说：“工会咋想的，这么热来爬山，不是折腾人吗？”

“待会还有更无语的——”我扬了扬手上的活动单，“‘漫漫人生路，由你来相伴——行至半山平缓地带，请女老师们戴上眼罩，在男老师的带领下前行’。”

我俩达成共识，待会儿无论工会人员如何劝说，我们也坚决不把人身安全交付给陌生的男同事。

蒙眼上山环节是自由搭档，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的两位男老师主动邀约组队。被婉拒后，他们对我们的选择也毫无异议，还将眼罩叠好塞入口袋内。这一没有爹味、洋溢着人文主义关怀的举措显然是加分项，我们不由得仔细打量起一路尾随的赵老师和钱老师。

比起高校内其他男老师，他俩的身形要魁梧些，长相也更为舒展。两人爬山经验丰富，矿泉水和小面包带得充足，还拾起树枝充当拐杖。走到崎岖地带，赵老师和钱老师贴心地用“绅士手”护着我俩前进。走到休息区，我们四人坐下闲聊，司叶询问他们归属的部门。这一问不得了，对方憨厚一笑，答曰：“保卫部。”

我在心里默默翻译了这句话——不是保安就是司机——方才的粉色泡泡瞬间破灭。我和司叶搭讪了几句就离开了，唯恐自己走得不够快，并庆幸还好没有加微信。

高校的保卫部里除了领导，其余人基本是流动性很高的派遣制。因为值班强度高，对学历不做过多要求，所以赵老师和钱老师位于校内生态链的最最底层——哦不，不应该再叫他们“老师”，而应当称呼为“师傅”。没有歧视的意思，可他们确实不在我们择偶范围内，三等公民也不想向下兼容。

帮院里的学术会议准备茶歇点心时，我照例和袁丽“咬耳朵”，分享了这场无功而返的爬山相亲局。她一针见血地说，我和司叶不应该一开始就被那两个男人套牢，白白错失认识大好青年的良机：“下次啊，你第一句话就问对方是哪个部门、哪个岗位、签的哪种合同！”

我觉得这样太直接，但又不得不承认她的做法更有效率。

和袁丽正聊着，院里负责盖章的徐主任走了进来，听闻我校内相亲的一波三折，他爽快地提出帮我介绍个好对象。之后，他又神秘兮兮地强调，他要介绍给我的这位生科院的孙教授虽然结过一次婚，但没有孩子，如今是十分抢手的黄金单身汉，好男人不在寻常市场上流通，请我务必抓住机会。

徐主任的面子，我不敢不从，当即掏出手机加了大我13岁的孙教授的微信。通过好友申请后，我自报家门，孙教授回复了一个拱手的表情，我们就没再聊过一句话。通过朋友圈，我一睹青年才俊的繁忙生活——不是在教课授业，就是在出席会议，确实难以分出凡心。

就像男医生随着年龄增长，结婚对象会从女医生变成女医药代表再到女护士，部分高校男老师的择偶范围也会从女同学到女同事再进阶到女学生。他们增长的是岁数，减少的是头发，不变的是对青春活力的永恒追逐。我们这些行政老师并非首选，有时只有在其通讯录河流里安分当一条鱼的资格。

多次我都想删掉孙教授的微信，但一是怕显得我太在意，二是怕徐主任会心有芥蒂。后来有一次，我在电梯里碰到徐主任，想向他解释几句，便鼓起勇气：“徐主任，您还记得上次介绍给我的孙老师吗？”

“哦，小袁，我有印象，他是历史学院的嘛，听说很有希望评上青年拔尖人才呢。”他笑眯眯地回答。

原来徐主任不仅把人弄混了，还经常帮不同学院的优秀青年老师介绍对象，拿身边的未婚女同事做人情。也许，这件事对他而言根本就不值一提。

我释怀了，走出电梯就掏出手机删掉了孙教授的微信。

2023年6月，我在监考四六级考试时遇见了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人事部上班的姜乙。这张颇具亲和力的脸，我在之前的两次联谊里都见过，他也算是校内相亲局的老选手了。他显然也认出了我，拿着金属探测仪的手顿了顿，递过来一个和煦的笑容。

午间休息，我俩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就着两份冷掉的盒饭闲聊，话题自然逃不出相亲。姜乙告诉我，自打入职以来，大大小小的相亲活动他已经参加了10余场，线下见了30多位女老师。他平时工作很忙，微信闲聊太没效率，所以会把接触对象统一约到周末，排得最满的一天一口气见了3位女老师。

我好奇地问：“连着应付3个人，你不累吗？”

他笑笑：“一天面试3个人，比上班轻松不少嘞，集中见面还不用换行头，省事。”

我疑惑：这么多女老师，他分得清楚吗？不会也像微博热搜里的那样，用EXCEL表格登记每个人的情况，再挨个算分吧？

姜乙摆出人事部专员的专业架势告诉我，他用的是可以手机电脑端同时编辑的飞书文档。考察指标分为：个人学历、外貌年龄、合同性质、房车情况、父母工作、是否独生等等。

我来了兴致：“你把学历排这么前啊？”

他点头道：“当然，第一学历尤其重要，我们985本最多向下兼容到普通一本，二本是免谈的。”

我提出“工作以后，学历的重要性不如收入”的观点，他却强调，第一学历不只是一纸文凭，还关乎一个人的心智水平和父母认知，这二者对后代影响力深远。

本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精神，我又追问：“男生是否都想找独生女？”他却说，城市户口的话，有姐妹也无妨，正好分担养老压力，要紧的是不能有弟弟。

谈到这里，我很诧异他为何会对我坦诚至此。他说，在校内各部门，多个朋友就是多条路，况且我根本不在他的婚恋考虑范围内。

我顿觉自己的魅力被否定了，低声问：“是因为编制吧？”

他摆摆手，说一看我就没有结婚意愿，需要在相亲市场上再磨个几年才会变得现实。

紧接着，他趁热打铁道：“我也有件事想麻烦你。”

原来，他为了评职称想读个在职博士，想让我帮他和院里的资深教授搭搭线。我有该博导的私人联系方式，但推给他名不正言不顺。他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似的，飞快表示，只需要课表就行，他会去“偶遇”。我劝他，不知道多少人在排队呢，何况他的专业并不对口。他叹气道：“没办法呀，上升途径那么狭窄，行政人员想混上去，肯定要博士学历的。”

他边收拾我俩的饭盒，边不经意提到：“最近咱们学校有个和事业单位的高端相亲局，男的验房产，女的审相貌，你要不要去看看？有时候走出围城，没准有新收获。很多女老师报名的，听说还要线上面试初筛呢，但你直接报我名字就行。”

我知道，这便是那份课表的回报了。虽然只和姜乙见过三面，但他的机灵劲儿和眼力劲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个当领导的料，我推测他以后至少可以混到学校中高层。

2023年暑假，在姜乙的介绍下，我和司叶参加了校内外联合的高端相亲局。

我特意翻出压箱底的粉色碎花连衣裙，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土是土了点，但土气清纯风最符合直男口味。对着镜子摸索后背拉链时，我觉得有点悲哀——昨晚我还在看上野千鹤子，今天就在琢磨“斩男穿搭”了。

此次活动的主办方不是迂腐老派的校工会，而是外包给了市内一家婚介公司，想来也是门路很野的关系户。之前填写个人信息时，司叶有些担忧：“以往把信息交给校工会还算安全，现在交给外面公司会不会泄露信息？”

我说：“上次爬完山，我连接了几天的推销电话，如今哪还有绝对的隐私安全？”

这场高校女老师和事业单位男性的相亲局，脱去了繁文缛节的长衫，再也不硬凑文化主题。“八分钟交友，邂逅意中人”的标语贴在粉色气球上，和我们七上八下的心一同热蓬蓬地跳动。

活动采取“八分钟轮桌会议”的形式，女老师们矜持地安坐不动，对面的男嘉宾们每8分钟从左至右轮换一次座席。彼此间只有不到500秒的时间交流，有眼缘就加联系方式，没眼缘就快进到下一个。听说这是相亲活动里最常见最高效的形式，大多数人都能在短暂时间内迅速做出可行度判断。但我是个慢热的人，8个月都不足以把新认识的朋友摸透，更何况是8分钟。

不出意外，如坐针毡的我走神了，只看见对方的唇齿翕合，每一张热情推销自己的脸都极为相似。许是又一个8分钟快到了，对面不知是卫生局还是文化局的男嘉宾着急地说：“留不留微信，倒是给个准话啊！”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后宫选秀，脑补了一出“留牌子”的大戏，终是不合时宜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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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对面坐过来一个肚子上卡着LV腰包的中年男人，周身的logo令人眼花缭乱，处处彰显经济实力。他潇洒地表示自己是开建材公司的，一年“轻轻松松几千个”。

看着他和地铁里无公德的乘客如出一辙的岔腿坐姿，我失去了敷衍的兴致，打断他：“不是男嘉宾只能是事业单位的吗？”

他自谦道：“嘿，婚介公司，都是哥们。一听说是女老师局，就赶紧通知我了。”

他表示，自己最想找高校女老师当老婆，有文化，时间多，以后小孩一路上附属学校，择校费省了，连家教都不用另外找，“太省心了！”他看上去沾沾自足，较之场上拿死工资的男公务员，自认为赢面很大。我和司叶轮番拒绝了他的示好，他毫不在意地转向其他女老师。对于他而言，我、司叶或者其他人根本没有太大区别，他相中的是我们的职业，只要是长相尚可的年轻女老师，“人尽可妻”。

活动结束时，logo男和一名打扮入时的女老师共同离场，看来两人相谈甚欢，要再续晚餐。他在停车场隔着100米就“滴”一声摁开了宝马车的安全锁。

“也就是个宝马5系。”司叶轻哼一声告诉我，那位女老师是我们学校后勤部的，八成是派遣制员工。“对外还不是宣称自己是老师，哈哈，枉他精挑细选。”

我也幸灾乐祸地笑了，一番嘻嘻哈哈后，心中升腾起几分愧疚——我们厌恶被别人贴上高校三等公民的标签，但转头又毫不客气地嘲笑聘用方式更不稳固的同事，无形间也成了高校鄙视链的促成者。

这次“八分钟交友”，还是让我认识了“新朋友”——狱警小周。

起初，吸引我的是他的职业，听起来是个有故事的人。随后，他乐观活泼的性格一扫我连日相亲的阴霾，我们愉快地互换了联系方式。早期聊天里，他看我对他的工作感兴趣，便滔滔不绝地讲些日常见闻，还展示了一些不能外传的照片。我听得津津有味，兴头上答应了他的进一步邀约。

第一次吃饭看电影，我就发现了问题：小周烟瘾很大。午饭时他溜出去抽了两根还不够，看电影《封神》时也犯了瘾，焦灼地摸摸口袋，就一溜烟出去了。他整整消失了半小时，我不得不分心看手机，关注他的动向。收到“马上马上”信息后的第21分钟，他回来了，毫不客气地往按摩椅上一倒：“安全通道居然也禁烟，好家伙，我只好跑到外面去透口气。”

我小声为他讲解错过的电影情节，他却果断挥手，斩钉截铁地说：“没啥好看的，都是哄你们女孩子的帅哥。你知道嘛？那个男的绳子都没绑对，哪有那样捆犯人的。”然后，他用手示意了一下擒拿捆绑的正确姿势。我心虚地环顾四周，生怕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暗自庆幸没有选择和他一起看《芭比》，不然会听到更多“肯言肯语”。

从电影院出来，小周捏瘪酒精饮料的易拉罐，作投篮状扔进了空荡荡的垃圾桶，“叮”的一声引来路人侧目。我慢吞吞跟在后面，保持一定距离，不想让旁人觉得我们是一起的，便推说晚上有事便想先行离开。

小周有些不快，强调自己的假期来之不易：“我难得调休，就是为了和你见面，算了算了，找我朋友喝酒去。”

我以为约会后的冷淡便是最好的拒绝，但小周没有读懂我的潜台词。几天后的晚上9点多，他打来微信语音电话，一听他含混不清的声音，我便知道他喝多了。他大着舌头，结结巴巴地报了个地址，让我去和他的兄弟们见见面。

我瞳孔地震，质问为什么？

“这……这还用问？”小周大声说，“他们都带女朋友来了啊。”

我强忍怒气，没有多言，挂掉了电话。

次日，小周为他的酒后言语向我道歉，我索性提出以后不必再联系。他不悦：“你这人也太小气了吧，都说我是喝醉了。”

“倒也不是因为昨晚的事。”我耐心回答，“我觉得我们性格爱好都不太一致。”

他声辩：“你喜欢看电影，我也陪你了，要你陪陪我就不行，感情需要两个人共同妥协，你懂不懂？！”

平日性格温和的我也忍不住了：“‘懂王’你好，我们还没发展到那步。”

他飞快回了一句：“大小姐，都出来相亲了还指望我追你啊？”

我还没来得及拉黑他，就看到他又发来一段：“你不是事业编我都忍了，你这种条件，应该配我们单位的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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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意识到，小周认为我高攀他了，在他眼里，高校非编老师和事业单位临时工才是门当户对。删掉他的微信后，我也反思了一下这次并不“高端”的校内外联合相亲局，深感学历还是有一定重要性。围城外的人说话往往更直接，而高校内部人士即使心中不爽，也会和和气气结束聊天，至少表面上双方都不会太过难堪。

接下来，我有好几个月都没参加相亲局了。

2023年底，我刷到司叶朋友圈的恋爱官宣，私戳她：“速速交待爱情故事。”

我们还是坐在昔日约饭的老位子，但两个人都比以往疲惫得多。司叶默默抿了一口学校食堂的勾兑奶茶，说：“哪有什么甜甜恋爱，找人搭伙过日子罢了。”

司叶的男朋友是财务部热心大姐给介绍的她闺蜜的儿子，在国企上班，学历外貌都不如司叶，但最大优势是本地人，且有3套房子。

说到房子，我便明白了她的难言之隐。

入职高校时，人事部曾表示我们可以排队等校内的福利公寓。所谓的福利，指的是校内的未婚老师能以低价向学校租赁房屋。但等待福利公寓就像等待戈多一样无望，一旦有空出的房源，都优先分给了事业编和预聘制老师，哪还轮得到我们。

司叶是外地人，为了上班方便，一直在学校旁边租房住，租金是校内房的5倍。久而久之，她经济上有些承担不了，而买房则是需与老家父母商讨的大事，于是她相亲时免不了倾向于本地有房的男生。

“其实有时候我很羡慕你。”司叶咬着吸管说，“你是本地人，父母朋友都在身边，还可以玩几年再挑人。”

司叶说的孤独，确实是我没考虑的问题。我和发小及中学同学走得很近，掏出手机就可以摇人出来玩，回家后也不冷清，总有父母和热饭热菜等着我。不过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结婚生子，攒局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不知道几年以后，待大家的生活重心都转移，我是不是也会倍感孤单。

办公室同事再给我介绍对象时，我没有拒绝，只是一想到狱警小周，就会特意叮嘱他们：“最好是校内的。”

老黄给我介绍了学工部同事，我们喝了一次咖啡，我比较在意他严重超标的体重，遂拒绝了他。

后来，老黄婉转地劝我：“你外形好过他，但他有编制你没有，蛮互补的咧。”

我叹气：“190斤……也不只是外形不好，健康怕是也有问题吧。”

红姐给我介绍了校内心理部的吴老师，这次我特意问清了情况，对方也是门当户对的直签制，遂不带心理压力地赴约了。

平心而论，吴老师是个性格温和的好人，他学历家境与我相仿，事业追求上进，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2024年寒假，我们吃了3次饭，看了2场电影。看《热辣滚烫》时，他没有爹味评论女性体型；看《飞驰人生2》时，他也没有攻击爱豆转型的男演员。饭桌上，他彬彬有礼，教养不俗，有一定绅士风度。

我无数次想过：他人很好，我也累了，要不就选他吧。但又不得不承认，我对他没有半点心动的感觉。想起昔日和暧昧对象看电影时，我是完全没办法静下心来的，会密切关注男方的一举一动，时刻注意自己吃爆米花的声音大不大，对着他的右脸够不够好看，什么时候吐槽空调风力才是拿到他外套的最佳时机……但和吴老师在一起，我看电影很认真，还可以在脑海里为豆瓣短评打草稿，他更像是一个朋友，而非男友。

思来想去，在新学期来临之际，我郑重地向吴老师告别了。

他问：“可以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咱们还是挺合拍的。”

我说是挺合拍的，但可能少了一点心动的感觉吧，希望以后能和他成为朋友。

他说：“那没必要了，恕我直言，过日子是找队友，不是找感觉。讲感情和缘分，你应该去自由恋爱，而不是相亲。”

得知我和吴老师也没成，我妈忍不住吐槽：“你啊，表面上看起来温温柔柔的，实际上想法忒多，难搞得很，我是男的绝对受不了你。”

可高校相亲局是适合我的模式吗？我心里没底，只是看旁人都在这么找对象，便随了大流。我究竟想找怎样的人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2024年5月底，我参加了袁丽的婚礼，她最终选择嫁给了校医院的医生。从原学院调任其他部门后，我俩就分开了，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迎宾时，袁丽不忘打听我的个人问题。得知我还没有找到心仪对象，她打包票说：“我老公还有不少未婚同事咧，都是大好男青年，有编的我优先介绍给你。”

看到她顺利入编、如愿结婚，事业爱情双丰收，我由衷地替她高兴。高兴之余又想到自己既没编制又没爱情，很有几分乐景衬哀情的意味。熟悉的前同事在酒席上小声议论两人结缘于工会活动的爱情故事，不知情的人听得津津有味。但司仪的话术却很巧妙，特意强调“美丽的新娘和帅气的新郎是经由朋友介绍认识的”，仿佛承认相亲结婚是一件剥除双方性魅力的耻辱之事。

我想，工会老师也算是我们的朋友吧，勉勉强强说得过去。

“上来呀！快上来！”司仪和袁丽热情洋溢地召唤单身女孩们上台，原来是到了扔手捧花的环节。

我顺着人群走到新人身后，司仪说这是传递好运的花束，接到花的人会与正缘步入婚姻殿堂，成为下一位幸运的新娘。随后，袁丽用力抛出捧花，粉色缎带在空中划了一道好看的弧线。在幸福的喧嚣中，我下意识退后一步，讪讪地把手揣进了口袋里。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