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兴曾经流落街头三个月，回想起那段日子仍然难受。

笑兴之前是香港的一名无家者，曾经栖息过香港的街头、连锁速食店、海滩等地方。差不多四年前，她得以住进政府资助计画的一个宾馆，结束三个月的游荡生活。

笑兴听说该项政府资助计划最近将要结束，担心自己又要回到露宿街头的生活。“很害怕又要再睡在街头，”62岁的笑兴告诉BBC中文。

露宿者是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贫富差距的缩影，女性无家可归人士因生活隐秘，更少收到关注。

新冠疫情期间，旅馆业萧条，政府出资，让一些非政府机构租用其中一些作过渡性房屋，给予有居住需要的市民，包括不少流离失所的女性露宿者（无家可归者）。该群体人数有明显减少。

疫后旅游业开始复苏之后，香港房屋局2023年已宣布不再接受非政府机构新的申请，目前一些参与其中的机构称，获得的资助也将于2025年底到期。

关注团体担心，露宿者人数，包括女性会有明显反弹，期望政府正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政府不应因目前的财困再次忽视这个群体。也有分析警告， 政府下一步取缔劣质劏房行动恐致露宿者问题雪上加霜。

根据香港社会福利署的资料显示，2022至2023年度登记的露宿者人数为1,441人。2023年底女性露宿者人数为114人，而两年前人数则为179人。

“担惊受怕”的三个月

因为上一段感情的失败，笑兴一度陷入抑郁，也试过自杀。她说，离开香港是让她生存下去的方式。大约2006年左右，她去到了珠海，在餐厅工作，能够租上房间独自过活。

一场疫情让笑兴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手上没有积蓄，也没有亲人的她选择了回来香港。

回来香港之后，生活也没有任何起色。迫于无奈她成了露宿者。“每一日都担惊受怕，”不想生存的念头又再次出现，“日子这么难，为什么要活着呢？”

回忆起那三个月露宿的日子，不时仍有惊魂落魄的感觉。

她曾经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面的走廊露宿过，也试过在快餐店捡拾别人剩下的食物充饥，后来有遇到为无家者提供服务的非政府机构，透过机构派饭获得食物。

疫情期间，虽然少了游客，但深夜仍然会有一些喝醉的年轻人，看到她在睡觉，会走去骚扰她。后来她选择加入“麦难民”行列，在连锁速食店麦当劳过夜休息。

栖身于连锁速食店麦当劳的无家者又被称为“麦难民”，根据社区组织协会（社协）2019一项“香港廿四小时速食店无家者”调查，在速食店休息或睡觉的女性无家者占整体16.1%，反映出女性无家者会偏向在速食店借宿，因为相对于街头，速食店比较安全。

该协会2021年一份有关香港女性无家者的研究报告指出，该群体往往比起男性无家者更隐蔽； 相比起男性无家者，女性无家者对住宿的要求较高，并且关注私隐、安全性、居住环境等情况，也更容易被骚扰。另外，也由于遇上危险的风险较高，相比起男性更容易遭到暴力对待及骚扰，故在选择住处方面会更为小心。

栖身于连锁速食店麦当劳的无家者，又被称为“麦难民”。

棒打鸳鸯的露宿者政策

女性无家者的“隐秘”，也与无家者的服务与措施过去都以男性需求为主导有关。

劳工及福利局局在2024年答复立法会议员的提问时表示，由社会福利署资助的三队露宿者综合服务队，会针对女性露宿者的需要去提供适切的服务，包括透过外展探访接触及支援女性露宿者、安排相同性别的工作员处理个案，提升建立关系的成效、处理女性露宿者的短期住宿安排、提供针对女性情绪管理的辅导服务、转介她们接受适切的福利服务等。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疫情之后，整体无家者的数目有呈现下降趋势，包括女性无家者，而部分无家者有透过非政府机构的协助而顺利入住这些宾馆单位及过渡性房屋。

他说，之前的研究显示，有八成的女性无家者受访者都有情感依附和陪伴的需要，远高于男性。而目前香港政府资助予无家者的宿位里面，以单一性别作划分，若果有异性恋伴侣关系的无家者，则无法一起共住。因为这样的限制，一些有伴侣的女性无家者，宁愿继续露宿街头。

年近70的少碧露宿街头近七年，目前与她的男性伴侣一起露宿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园，这是九龙区一个露宿者集中的聚居点，里面搭建了一个又一个帐蓬，她们的家当、行囊都收放了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少碧与男友的“住处”是一张床褥，偶然会有老鼠窜过床边。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少碧说自己大约是在2018年左右开始流落街头，本来与子女同住于公屋的她，家中无力接纳已经露宿街头的伴侣，她选择搬出来和伴侣一起流浪。

与伴侣一起过了接近七年露宿街头的生活，少碧在露宿之后，脚部患上了严重的静脉曲张，现在需要电动轮椅代步，最近有人偷了她的轮椅里面的电池，她的家当，不时也会被人偷去，让她感到懊恼。

由于政府的资助宿位将男、女分开，她也没有考虑申请。 社协的研究指出，有伴侣的女性无家者往往都很依赖另一半，也会愿意跟随其露宿的决定，并会因为不想分开而选择继续露宿。

近70岁的少碧在公园露宿了接近七年

54岁的阿洁去年年底脱离了露宿的状态，目前在一间冻肉店工作。回想起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她形容是痛苦的状态，也常会遭到恶意的对待。

多年流浪中，阿洁有过独自露宿的经历，也曾与前男友一起睡过街头、公园、天桥底、银行柜员机厅等地方。

因为曾经代朋友收取一包藏有毒品的包裹，背上贩毒罪名而被还柙的阿洁，后来获法庭宣判无罪释放。本来居住的公屋单位因拖欠租金而被收回，本身是全职妈妈的她，两名儿子也被社会福利署接管，无法负荷租屋的费用的她，因而流落街头。

受到精神疾病困扰的她，过去露宿街头的日子里，前男友是她其中一个精神支援，会提醒她要定时服用精神科药物。然而，香港提供给无家者的资助宿位，并不能让情侣入住，当时为了跟前男友一起，故选择继续露宿街头。

阿洁也曾经入住过临时宿舍，惟环境恐劣、没有私隐，这些情况亦令她并不愿意留在那里生活。后来在非政府机构的协助下，她与前男友有租住过劏房，也找到了清洁工的工作，能够赚取收入。

吴卫东指，即使过去几年社协曾经倡议政府可以参考外国例子，为无家者增设不限性别及关系的双人宿舍，以让有伴侣的无家者可以入住，惟这些建议仍未看到有推动或落实的情况。

劳工及福利局在回覆立法会的提问时称，就露宿者及伴侣的住宿需要，社工会因应需要作出安排，例如使用紧急基金为露宿者支付短暂租金或租金按金，协助他们租住宾馆或私人楼宇，或转介入住过渡性房屋等。

前无家者阿洁目前在一间冻肉店工作

政府取缔“劣质劏房”的隐忧

位于香港深水埗的通州街公园是九龙区一个露宿者集中的聚居点。

笑兴入住宾馆之后，经社区组织协会的帮助下申请了综援（针对弱势族群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及公屋，目前正在轮候当中。据香港房屋署的资料显示，截至2024年9月底，单身长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3.5年。

稍为安顿下来之后，目前她有从事一些散工的工作，赚取微薄收入。笑兴希望能够尽快入住公屋，这让她在心理上能够获得安全感。

香港政府在2024年公布的《施政报告》中，提出要立法规管、取缔“劣质劏房”，并且将合符规格的单位命名为“简朴房”。

若果业主违例出租不合规格的劏房单位，政府表示会逐步采取执法行动。然而，当时有关注香港劏房情况的民间组织表示，若果没有适当的配套安置措施，这或会导致基层的劏房居民面对无家可归的风险。

香港城大学社会科学及行为学系助理教授陈绍铭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同样提到这个担忧，他认为目前居住在劏房的单身人士将会最受影响，“因为他们是住在比较小的板间房，如果连三、四千元（港币）的板间房都没法租的时候，要不就是住回床位，再差一点就会露宿街头。”

陈绍铭解释说，若果这样的情况出现，很有可能会导致无家者服务的需求增加。即使目前政府有推出过渡性房屋等政策，能够惠及部分无家者，但他形容仍是“杯水车薪”。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

政府资助的过渡性房屋的计划于今年到期，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目前仍在营运105个宿位，入住者有约九成为单身人士，当中包括无家者。

吴卫东指，宾馆计划于2025年到期，虽然可以尝试向政府申请续期，但在目前房屋政策仍不利于非长者单身人士的情况下，认为只有政府在政策上作出改善，才有机会惠及更多无家者。

随着宾馆的租约快将完结、未知是否能够续期继续居住，笑兴对于未来仍有种不安之感。

少碧说，在公屋还没着落之前，“希望能继续让我们居住在宾馆里。”

“不想重返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