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失独后，他们成了“被替补的孩子”
这群特殊的群体，或许只存在于一代人之间，即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老二”。
与那些深受“多子多福”观念影响、追求生“儿子”而超生的家庭不同，“老二”出生的原因只有一个：作为失独家庭的替补。
另一方面，“老二”们又是带着任务出生的：
他们从出生起就承担着家庭粘合剂的角色，遭受过丧子之痛的父母对他们格外“在乎”。但不少“老二”坦言，他们虽然拥有比常人更多的家庭关注，看似不缺爱，却很害怕亲密关系。
出生于1995年的王路，就是这样一个“替补”——王路曾经有个姐姐，姐姐在9岁的暑假和朋友们下河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三年后，王路作为“替补”出生；虽然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他却一直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
“因为我们的父母，爱的不只是我们”，同是“替补”的卢健说。
卢健的姐姐患有基因病，不满5岁便去世，她出生后，父母“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她健康”，因此取名卢健。
由于父母害怕她身上重演姐姐的悲剧，因此从卢健诞生起，这个家就在做“脱敏”训练，“父母爱我，又怕爱我，他们怕投入太多感情后，发现我和姐姐一样。他们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告别了”。
同时由于父母生育他们时已处于“大龄”，不少“老二”成年时，父母已经老去，他们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慢慢成长，必须立刻面对养老等话题。
本期显微一线观察就将走进这样一个群体：作为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在他们身上，独生子女、养老、中年危机等问题显得尤为尖锐。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 |叶一文
编辑 | 陈晓燕
公司总部搬迁时，身高1米82的28岁的王路再一次坐实了“妈宝”的称呼。
此时王路所在的事业部，要从中部省会搬到东部省份去。为了方便员工过渡，公司在迁入地提供员工宿舍。
王路63岁的母亲知道消息后，要求去王路即将生活的新城市“看看”，她特地从600多公里外的老家赶到省会，替他整理好了行李。退掉租房后，她又跟着王路去往1000多公里外的宿舍。
铺床、打理卫生、收拾衣柜、添置生活用品、观察菜色……
前后忙活3天，直到给王路冰箱里塞满半成品，王路妈妈才念叨着“你结婚了，有个人照顾你了，我就不用这么操心了”，然后买了最早一班动车，坐了7个小时回到了老家。
员工宿舍是个八卦中转中心，其他分公司的员工也刚来此，彼此之间尚不熟悉。由母亲陪伴搬家的王路就像一个“异类”，很快成为了大家的谈资。
“被大家当做妈宝看，已经贯穿了我的生活”，王路说，这一切源于他是“老二”。
从户籍上看，王路是独生子，但从懂事起，王路就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
王路有个素未谋面的姐姐，姐姐出生于1983年，于1992年暑假不幸溺亡。姐姐溺亡后，身为老师的父母相互指责，甚至在亲戚面前大打出手，这个曾经幸福的三口之家一度风雨飘摇。
直到1995年，王路作为这个家“替补”的孩子出生后，这个家才得以维系。
丧女之痛，让王父王母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王路身上。
从小父母接送已是家里心照不宣的约定，读高中时，王路的身高已超过1.8米，在南方小城算是“大高个”，但王父王母依旧会每日接送他。
高三时，为了让王路多睡一会，老两口在学校附近不到500米的小区租了房子陪读，即使这样的距离，父母也没有放弃“接送”。
“我也不愿意做妈宝女，但是我没有办法，我生来就是带着任务的。”同样是“老二”的卢健说。
卢健有个素未谋面的姐姐，姐姐自小有基因病，不满5岁去世。之后卢健作为修补父母感情的粘合剂出生，“从小到大，我身边的人总是会提醒我，我父母不容易，我必须比别的孩子更听话”。
长此以往，卢健习惯了当个“妈宝女”。
“或者说，我们不忍心再去伤害父母，他们内心的恐惧比我们大”，00后龚竞就是如此。
上个世纪90年代，龚竞母亲接哥哥放学回家乘坐公交车时，因没注意后方来车，哥哥下车时被后方来车撞倒，随后卷入车流后身亡。亲眼目睹孩子身亡的母亲，自那以后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直到现在我出门，我妈还是会时时刻刻联系我”，龚竞说。
根据中国致公党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虽不知道有多少家庭，会在此后诞下另一个孩子，但大部分家庭都会长期生活在阴影下。
看似拥有家里最多的爱，却无法像独生子女一样独占家庭宠爱、肆意享受，几乎是所有“老二”的共同感受。
“我姐姐去世30年了，我没见过她，但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卢健说。
她曾经翻到过妈妈给姐姐写的出生日记，日记里妈妈记录了她初为人母时的开心，也详细记录了这个家庭如何欢迎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爸爸和妈妈每天都在学习如何带孩子，还计划着以后要送女儿去学跳舞；奶奶梦见神仙托梦说这是文曲星下凡，未来会是个大学生；爷爷要求名字里必须带辈分，说是女儿也得记入族谱；外公和外婆则找人算她的八字，希望有难能提前化解，保一辈子平安无忧”。
姐姐出生的年代，家庭照相机并不普及，妈妈每年都会带她去影楼拍一张照片，背面郑重地写下时间。
但出生在物质更为丰富年代的卢健没有享受这个待遇。
单从名字来说，卢健的名字就单薄多了——姐姐的名字是爸爸跑到图书馆翻阅一整本辞海取的，寄托了父母对姐姐未来的期待，“但是到我，父母没有太大期望了，就希望我健康，所以给我取名叫卢健”。
从小卢健就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她总觉得这个男性化的名字太沉重，所以小学时QQ流行开来后，卢健“偷”了一个同学的小名“豆丁”当做自己的昵称，“因为那个女生在周记里说，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每个人都会无条件爱她，陪她过每一个生日”。
王路也一直生活在姐姐离世的阴影下。
王路的姐姐生前不会游泳，溺亡后这件事一直压在母亲心头。所以王路6岁刚进入小学时，妈妈就送他去学游泳了。
但和其他小伙伴学游泳不同，王路的妈妈总是会全程陪同，泳池里小男孩戴上泳帽和眼镜后看上去一个样，每当不能第一眼找到王路时，王路妈妈都会焦急地在泳池边喊“王路，王路”，直到王路安全重回视野，她才放心。
除了无时无刻盯着王路，母亲还会严抓王路游泳的每一个姿势，担心他因为动作不到位“发大水时不能救自己”。
王路还记得，自己有次上课时不认真，回到家后母亲用衣架抽打他，“那时她嘴里还在念叨‘让你学游泳，我是害了你吗？’”打完后，妈妈又抱着王路哭，求他“原谅妈妈，妈妈实在是担心……”。
但问及是否“憎恨”亲人时，卢健沉默了。她不知道该怎么憎恨、或者说不知道该恨谁。
“恨爸妈吗？我恨不了”。卢健的家庭富裕，从小就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刚上大学时，“对自己没什么希望”的父母，就给卢健买了房；而且卢健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她不想上学时只要说一句“不舒服，不想上课”，家里人便会放下手头一切，带着她去医院。
哪怕后面卢健为了证明自己能力，决定去外地工作时，父母也不是担心她的职场规划，而是担心女儿“身体行不行”，告诉她“撑不住了随时回来”。
至于姐姐，卢健更不忍心去恨。
“我姐姐也很可怜”，卢健姐姐患的是基因病，家里人虽然三缄其口不聊具体病症。但大学时卢健做过相关义工，看见过小小的孩子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场景。
图 | 某医院儿童住院病房
“我家人很苦了，我恨不了他们”，卢健说。
王路也不知道该怎么憎恶。他的父母都是老师，那个年代计划生育要求夫妻双方都是体制内的，不能生二胎，“如果不是姐姐去世，我连出生的权利都没有。”
但他更心疼姐姐，“游泳时我呛过水，我知道那种绝望”。
更让“老二”们迷茫的是，他们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人生，就要面临中年危机。
或者说，父母的年龄，没办法给他们缓冲的时间，他们必须比同龄人更早面对父母养老的问题。
这一点王路深以为然。
王路研究生毕业时，母亲60岁，父亲65岁，同时父亲还被诊断出了癌症，需要治疗。因此在毕业季，周围同学都在计划旅游、找工作时，王路只能奔波在医院和家里之间，“偶尔抽点空去面试”。
他找工作也不像同学那样，会考虑未来发展、工作强度，和自己是否热爱，“而是首先考虑稳不稳定、离家近不近，会不会失业”；最后权衡之下，他选择了老家省会的一份国企工作。
聊起这件事时，王路有些难过。
“我上学时很自卑”，王路说。他的母亲生育他时已经35岁，父亲40岁，到他小学时，父母比身边同学的父母大一轮，甚至赶得上有的同学爷爷的年龄。有好几次父亲接送自己时，父子组合被认为是爷孙组合。
所以从小王路就计划着要去“远处”读书，去一个父母不会接送的地方读书、留下来。
后来他如愿去了一个离家1200公里的城市读书，为了能在当地留下来，本科加研究生7年，王路比同学们更用功，年年都是优秀毕业生。
“但是最终我还是回家了，我父母需要我”，而这次公司搬到外地，王路也面临着比其他同事更大的压力。
“你知道的，我父母年纪大了”，他计划着“降薪也要调回去”，或者辞掉工作，回到父母身边“再考虑接下来的事”。
卢健的父母也不年轻了，总是念叨着“女儿再不结婚，以后没办法给她带孩子”，但实际上，父母的养老压力比婚姻压力来得更猛烈。
2024年夏天，卢健的父亲摔伤，母亲照顾了3个月后，也生病卧床，无奈之下家人通知了在外的卢健。
卢健得到消息后放下手头工作，赶回老家照顾父母，等她再回到公司的时候，原本的升职加薪机会也泡汤了。
“接下来父母的身体会越来越差，他们养老的问题迫在眉睫”，30岁的卢健不得不去打听养老机构，望着都是40多岁、50多岁中年人在给父母安排养老机构、讨论父母死亡话题时，卢健哭了。
她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成长，就要去告别，“就感觉我的生命总是匆匆在赶路，没有一刻是在为自己活的”。
“但我知道，这是我作为‘老二’的宿命”，卢健说。
面对父母的养老压力、父母随时离世带来的孤独，以及会面对的风险，王路有思考过找一个伴侣去抵抗。
但他发现自己没办法进入一段亲密关系。
王路小时候生活的城市有一条纵贯城市的母亲河，那条河有许多支流。
80-90年代的暑假，孩子们娱乐方式有限，很多孩子都会结伴去河边玩耍。姐姐暑假背着父母，和朋友下河游泳溺亡后，父母担心悲剧再度发生，不允许王路单独出门。
“小时候是把我锁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看管，爷爷奶奶去世后，就是给我报补习班”。
另一方面，父母将对大女儿的期待也投射到了王路身上。“他们总担心我受欺负”，王路回忆说，每当小时候自己和其他孩子之间有点摩擦，他的爸妈都会找上门去要个“说法”。
“我生活在一个小城市，大家知根知底”，那些家长知道王路父母的遭遇，就会再三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欺负招惹王路、要让他。
“小孩子又不知道什么叫欺负”，于是他们只能选择远离王路。
加上父母做老师的职业习惯，他们会严格地管理王路的社交，“他们担心我学坏，毕竟我们家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
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王路，没有一个谈得上交心的朋友，也不知道怎么和同龄人相处。
“换句话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经营一段健康的，属于我和同龄人之间的关系。”王路说。
龚竞和卢健也发现，虽然享受了家里无微不至的关爱，但很难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
“我自小就觉得母亲对我若即若离”，龚竞回忆说。
比如母亲会和他保持联系，但不会搂住他、给他讲睡前故事；会给他准备好换季衣服，却不会关心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也不会主动拥抱他、夸奖他，“感觉我的母亲有些抵触爱我。”
稍大一些后，龚竞知道了和母亲相处的“别扭感”从何而来，他亲耳听到母亲对亲戚说“那次（姐姐去世）疼怕了，自己不敢再对孩子投入感情了”。
从那以后他和父母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外界看上去我们很紧密，但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是紧密又松散的一家人。”
卢健的经历和龚竞有些类似，“我父母总是说对我没有什么期待，就希望我健康”。
但是她又明显感到父母其实是有期待的，只是太害怕再度失去自己，所以一直处于“逃避”感情之中，“就好像他们随时做好了和我告别的准备”。
而且在卢健的回忆里，父母经常争吵，尤其是自己生病住院时，“父母会互相指责，是对方基因不好，担心又生了一个病孩子，或者是对方没有用心照顾孩子”。
从亲戚的口中，卢健也得知，姐姐去世后、自己出生前的那段时间，父母分别考虑过“再找个人，生个健康孩子”。
不知不觉中，卢健逐渐养成了“讨好型人格”，总是担心别人生气，“我总是在内耗、诚惶诚恐，我害怕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别人”。
在这种难以用语言描绘的共生关系下成长起来的“老二们”，感情之路也走得格外艰难。
父母的变态的“管控欲”成了王路感情路上的绊脚石。
“我只谈过一次恋爱，对方在私企工作”，但对方并不符合王路母亲的标准。在王路母亲心中，儿媳身高应该在1.65米以上，名牌大学毕业，最好有个编制，父母也应该在体制内工作。
“我甚至觉得她不是在找儿媳妇，而是在按她心目中的女儿挑选。”认识到母亲企图通过“儿媳”去填补“姐姐”的位置后，王路选择了和对方分手，并不再恋爱，“因为不管我怎么找，都没办法找到‘姐姐’。”
卢健则在感情中历经多次失败，始终没有办法去享受其中。
“虽然我很不想把自己的感情失败归结于原生家庭”，卢健顿了顿说，“可每当我想起来我名字的由来，就感觉无时无刻在提醒自己，家里有基因病史，我不配进入一段感情，我不配拥有高期待。”
而龚竞则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伴侣”这一角色，干脆拒绝进入感情，他觉得那些关于家庭的“使命”，就到自己这代就好了。
就如同余华的小说《第七天》所描述的“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我永远困在这潮湿中，在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掀起狂风暴雨”一样。
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家庭，这个雨季永远也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