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为何会陷入如今的大麻烦

我的感觉是，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过于强调近期的事件和政策。没错，习近平是一位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但中国的经济问题由来已久。习近平未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反映了他个人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执政党内部一些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

让我们从长远角度出发。

1978年邓小平掌权并推行市场化改革后的30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七倍多。平心而论，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飞跃，完全是因为中国一开始技术落后，可以通过采用国外已开发的技术，迅速提高生产率。但中国的融合速度是惊人的。

然而，自2000年代末以来，中国似乎失去了很多活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的增速仅为10年前的一半。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样的估计，但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

此外，中国的人口结构也不再能够支撑高速增长：其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

许多分析人士将中国失去活力归咎于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与前任相比，他一直对私营企业持敌视态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当然，习近平对国家控制的重视和独断专行对事态没有帮助。但中国的经济放缓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总的来说，没有人能很好地解释长期增长率。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慢的时候，到最后永远就是“一通业余社会学咆哮”。中国不能像2008年以前那样继续增长，可能有深层次的原因。

无论如何，中国显然无法维持过去那样的高增长率。

然而，增长放缓并不一定会转化为经济危机。正如我所指出的，即使是经常被视为终极警示故事的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放缓以来，也表现得相当不错。为什么中国的情况看起来如此不妙？

从根本上说，中国正遭受节俭悖论的困扰——如果消费者试图储蓄太多，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企业不愿意借钱，然后把消费者试图储蓄的钱全部用于投资，那么结果就是经济衰退。这样的经济衰退很可能会减少企业愿意投资的金额，因此试图增加储蓄实际上会减少投资。

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对原因是否有共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认为，最大的驱动因素是低出生率，导致人们觉得不能依靠子女来支持退休后的生活——还有不充分的社会保障网络，导致人们觉得不能依靠公共支持度过退休后的生活。

只要经济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企业就会找到有用的方式来投资所有这些储蓄。但现在这种增长已成为过去。

其结果是，中国拥有大量储蓄，但却没有好的去处。而中国的政策则是越来越不遗余力地掩盖这一问题。有一段时间，中国通过巨额贸易顺差维持了需求，但这有可能引发保护主义反弹。然后，中国将过剩的储蓄投入到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中，但这个泡沫现在正在破裂。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刺激消费者支出。让国有企业与工人分享更多利润。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政府可以直接给人们发钱——像美国那样发支票。

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几份报告指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不会采取这样显而易见的行动。据我所知，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对私营部门有着奇怪的敌意（让人们有能力花更多的钱就会削弱党的控制）；不切实际的野心（中国应该投资未来，而不是享受现在的生活）；还有一种对强大社会保障的清教徒式反对意见——习近平谴责“福利主义”可能会侵蚀勤劳的美德。

其结果是政策失灵，中国只能半心半意地推行过去那种以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

我们应该彻底不再把中国当回事吗？当然不应该。中国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有巨大的能力来协调行动。它可能迟早会摆脱那些目前正在破坏其政策反应的偏见。

但未来几年可能会相当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