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浪潮

“你是当时甲骨文把你派到中国来工作的是吧，那是几几年？”

“那是1996年。”

“1996年是不是张朝阳已经创办了搜狐？”

“没有，互联网那波最早也要1997、1998年。”

“是不是当时张树新在做瀛海威？那时候中关村还是一个’大倒爷’的地方，好像刘强东就在中关村攒电脑呢。”

……

北京的冬天，望京附近的一家酒店，西装搭牛仔裤的俞敏洪和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坐下来做一场朋友间的“闲谈”，这是《酌见》第二季的第二期。对谈才刚开始，话题很快被两人的共同记忆拉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从中国互联网的兴起、中关村的创业浪潮、到携程的创立，这些两人信手拈来的回忆。

©《酌见》第二季

1990年代末，北京、上海、深圳的创业者涌入互联网，大家对“线上经济”还一知半解，甚至很多人不相信互联网可以赚钱。但在中关村，一群年轻人已经在摆弄服务器、搭建网站，试图从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里挖掘机会。

“我记得你们创办的时候，我到机场去，到处都有人给我塞携程的卡。”俞敏洪笑着回忆，“（你们有）无数的人在机场。”

梁建章点头：“对，这不是我们的创新，是我们借鉴了传统旅行社的一种模式，很有效。”

俞敏洪记忆中的这些“携程小卡片”，最早只是一张比名片稍大的淡黄色塑料小卡片。卡片上面只印着一个酒店预订电话，设计简单，甚至做工有些粗糙。但正是这样一张卡，改变了无数人的出行方式。上世纪90年代末，出差的企业采购和销售人员随处可见，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去一个陌生城市住宿仍是一件麻烦事：他们不知道有哪些酒店，不清楚房价，还得提前四处打听。找不到住的地方，最后只能挤在小旅馆里，甚至打地铺。

这一切，在携程发卡大军出现在全国各大机场、商务区、开发区之后，慢慢改变了。穿着衬衫西裤的发卡员穿梭在陆家嘴、淮海路的写字楼里，一张张地派发卡片。有时候，为了不被保安赶出来，他们佯装成租办公室的客商，掩护同伴逐层拜访公司。

从1999年起之后的六年时间时间，携程发出了10亿张卡，几乎中国人手一张。这不仅让携程积累了庞大的用户群，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方式——从“得靠熟人帮忙”到“说走就走”，短短几年间，订机票、订酒店变成了一件触手可及的事。

这仅仅是那个年代，互联网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无数例子之一。

1990年代末的中国，互联网还是一个模糊而新奇的概念，没人能准确预测它会如何改变社会。但在北京、杭州、深圳，一群创业者已经开始尝试把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变成现实。马云在杭州的公寓里召集了17个人，试图在互联网上卖东西，但没人能说清“电子商务”到底是什么；张朝阳在搜狐推出了国内最早的新闻门户，试图让人们摆脱报纸的束缚；而在深圳，腾讯的QQ正成为年轻人之间最流行的社交方式。

在这股浪潮之中，梁建章和他的合伙人们创立了携程。

“我们做旅游，主要是因为喜欢旅游。” 梁建章回忆。90年代末，梁建章和几位合伙人都热衷旅行，但当时人们订酒店、订机票都是个麻烦事——买东西还能去线下商场，订机票和酒店却只能打电话、找旅行社，信息完全不透明。旅行社赚取的差价过高，用户被层层盘剥，而酒店也希望有更高效的预订渠道。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线旅游预订，可能比电子商务更容易跑通。

1999年5月，携程在上海南丹路80号的天文大楼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旅游公司之一。公司初创时，团队还不到二十人，办公空间不过150平方米，条件简陋，甚至连像样的会议室都没有。

彼时，梁建章仍是兼职身份，白天在甲骨文上班，晚上和合伙人们挤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他常常一边写代码，一边讨论如何优化订单流程。合伙人们都身兼数职，一边开发网站，一边给酒店、航空公司打电话，希望能谈下合作。

与梁建章的对话，自然也聊到了合伙人的问题。正如俞敏洪介绍的那样，中国有三大知名的合伙人故事：一个是冯仑、潘石屹、王功权，他们一起创建万通，书写了房地产界的合伙传奇；一个是梁建章、沈南鹏、季琦、范敏，他们在旅游和投资领域各自开辟了独特的商业版图；还有一个，是他自己与徐小平、王强，三人共同创办新东方，后来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酌见》第二季

“我想跟你聊一聊，这种朋友在一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伙创企业，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弊病？” 俞敏洪问。

梁建章笑了笑，说：“我觉得互补很重要，肯定会有摩擦的。除非一开始某一个人明显强于其他人，那他就是说了算。我们那几个人背景也不一样，过程当中肯定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强，觉得自己更适合，肯定会有一定的摩擦和紧张。但只要是互补的，最后大家会找到自己不同的领域。”

携程创立之初，四位合伙人各有所长。梁建章是典型的理工科思维，逻辑清晰，做事严谨，善于用数据和模型思考问题；沈南鹏精于资本运作，后来成为红杉资本的领军人物；范敏是行业老兵，擅长推动业务落地；季琦则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在携程之后，他先后创办了如家、汉庭等连锁酒店品牌。

“你们有没有四个人像我和徐小平、王强那样，吵到天翻地覆的时候？” 俞敏洪笑着问。

“我们也有关系紧张的阶段，但现在回过头看来，大家都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梁建章说，“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有很多摩擦，但最后还是埋下了一个成功的种子。”

1999年底，携程获得IDG的50万美元投资，投资方提出需要调整管理架构，以便让业务扩展更快。梁建章很快做出决定，他认为自己更擅长技术和产品，愿意退居幕后。

“我觉得你性格里面有一个点，该让步的时候还是让步。” 俞敏洪说。

在创业初期，这个调整确保了公司在关键阶段的稳定发展。季琦短暂担任CEO后，很快又将公司交还给梁建章，而他自己则转身去创办了如家酒店。

回头来看，每个人都在最适合自己的领域里继续前行。而归根结底，都是时代齿轮与个人奋斗的交织。

“那个时候刚好是中国互联网一个大的机会浪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抓住了（机会）。”25年后，回忆起当年的起点时，梁建章这么说。

“像创始人那样背水一战”

在一家面馆里，梁建章和俞敏洪一边吃着羊肉面，一边聊起人生选择。俞敏洪曾说，战争年代容易成就将军，而改革开放带来了企业家的崛起。他自己从农村考入北大，最终创办新东方，也得益于时代给予的机会。这天，在面馆里，他与梁建章聊起这些，话题自然地转向了梁建章的成长经历。

梁建章的求学经历，是一个“超优等生”的故事。他1969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从事稳定的工作，家庭条件虽算不上优越，但足以支撑他自由地探索兴趣。从小，他便对数学和计算机展现出浓厚的兴趣，13岁时加入计算机兴趣小组，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学习编程。不久后，他写出了一款能自动作格律诗的软件，并在全国计算机编程大赛上获得金奖。为了掌握更深的数学知识，他自学了高等数学，仅用几个月便掌握了大学课程。16岁时，他考入复旦大学少年班，但仅仅一年后，他又决定前往美国深造，进入乔治亚理工学院，并在四年内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

©《酌见》第二季

1991年，硕士毕业后，他加入硅谷的甲骨文公司，从事数据库研发。工作初期，他专注于技术，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意识到，仅仅掌握技术并不能帮助他真正理解商业世界的运作。他主动申请转岗到ERP（企业资源计划）部门，开始接触企业客户，积累管理经验。这段经历让他对技术如何服务商业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为他日后回国创业埋下了伏笔。

俞敏洪做《酌见》的初衷之一，就是让外界看到真实的创业者，而不是那些被符号化的“企业大佬”形象。在他看来，很多人对企业家的印象，要么是成功学故事，要么是对财富的想象，真正的创业经历和抉择往往被忽略。而相比严肃的商业访谈，他更相信，真正的交流，往往发生在放松的氛围里。

吃完羊肉面，他顺手拿起酒杯，笑着说道：“过去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喝一斤白酒，但现在会控制，因为喝多了第二天会不舒服。”梁建章笑了起来。

出了餐馆，两人一起散步，这时俞敏洪提起：“现在美国有个词叫‘founder’s mode’，主要核心观点是，职业经理人去管公司这个模式已经失效了，只有创始人才能真正把公司做得比较好。”

携程的历史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从成立至今，公司已经经历了三次重大危机，每一次都考验着它的生存能力。

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时期，旅游行业受到重创，许多企业为了控制成本选择裁员。携程董事会上也有类似的声音，但梁建章坚持认为，非典总会过去，市场迟早会迎来复苏。“当时我的判断是，如果行业回暖，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团队和准备好的业务，才能抓住反弹的机会。”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非典结束后，旅游需求迅速恢复，携程因为没有裁员，在竞争中抢占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在同年年底成功登陆纳斯达克。

2013年，移动互联网的冲击 让携程股价跌去三分之二。那时，梁建章已经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但携程面临着“去哪儿”等竞争对手的挑战，公司管理层找到他，希望他能回归掌舵。回归后，他推动携程全面转向移动互联网，仅用八个月时间，公司重新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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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旅行业停滞，携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次，梁建章选择了亲自上阵做直播，开始了一场新的尝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共直播了37场，累计观看人次过亿，为公司带来了超过40亿元的预售额，帮助携程熬过最艰难的时期。

“你对携程的每一次变革，从危机中间挽救过来又继续往前走，到今天为止，确实你的功劳是不可否认的。”俞敏洪说。

梁建章说了自己的思考：“职业经理人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很多东西就像MBA上的课一样的东西，就是书本里可以学到，然后可以复制的，没有那么稀缺，真正不可复制的稀缺的东西，是创新的东西。创新不是职业经理人看不到，创始人也不是说一定是最能干的，但是创新需要变革，变革需要巨大的风险和巨大的投入成本，职业经理人从利益上，从激励上，他没有看得那么长远。”

同样身为创始人的俞敏洪表示理解：“他（职业经理人）不敢像创始人那样背水一战。”

“你是天生的战略家，

我是天生的吃喝玩乐家”

北京对谈后，两人再次见面是在深圳，冬天的南方气温舒适，俞敏洪穿着卫衣，头戴鸭舌帽，看上去比往常更为松弛。此前他刚完成了一场计划多年的旅行，并在2024年出版了新书《我从雪域走过》，记录了这次长达21天的西藏自驾之旅。

俞敏洪笑着对梁建章说：“你站在国家未来几十年的趋势上思考问题，而我更愿意站在个体的角度，体验生命。你是天生的战略家，我是天生的吃喝玩乐家。”

过去二十多年，梁建章的身份几经转换，从互联网创业者到经济学研究者，再到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公共政策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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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说，他也在思考旅行的意义。“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旅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类的进步和旅行密切相关，人生意义的追求，旅行应该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思考，在他去年出版的新书《创新主义》中，也有所延续。在书的最后，他谈到了旅行的意义——人类历史上，迁徙、贸易、航海探索都极大促进了创新，而未来，旅行的边界或许会延伸到宇宙。书中写道：“旅行可以促进创新，也可以分散风险和促进传承。在人类进化史上，很多部落因各种原因消失，但幸运的是，还有许多分支因旅行而散落世界各地，最终形成了我们的文明。”

如果说旅行是一种短暂的流动，人口迁徙则是影响深远的长期变革。人口的流动、城市的变化，往往决定了社会活力的走向。从携程到人口经济学，从旅游行业到社会发展，他的关注点始终围绕着资源如何配置，社会如何保持活力。

2007年，他辞去携程CEO职务，赴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开始研究人口结构如何影响创新，以及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他关注到日本在老龄化后经济增速放缓，并开始思考中国可能面临的类似问题。他的观点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书中提出，人口增长并非单纯的负担，而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

这一观点引发了争议。支持者认为，他的分析揭示了人口结构对经济的深远影响，而批评者则认为，他的表述过于绝对，甚至带有危言耸听的倾向 。面对不同声音，他并未止步，而是通过社交媒体持续讨论相关议题，并联合经济学者推动政策调整 。2012年，他与多位学者发起建议书，呼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他的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生育率下降的现实问题，也让俞敏洪开始关注相关讨论。去年，他与梁建章在一次公开对谈中探讨了这个议题。两人都认为，经济压力是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重要原因，教育成本高昂，机会成本巨大，尤其是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的时间分配问题，使得许多家庭望而却步。梁建章提出，政府应当在财政上加大支持力度，直接补贴生育成本，同时通过灵活办公、普惠托育等方式降低女性的生育负担。而俞敏洪则更关注教育体系，认为当前的竞争压力过高，使得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过度，影响了整体生育意愿。他提出，真正的教育改革应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让养育孩子成为可承受的生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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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争议永远存在，俞敏洪问道：“你怎么看？”

“如果所有人都认可你的观点，那就不叫创新了，”梁建章说，“创新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学术上，都一定会有不被接受的部分。你今天提出一个观点，90%的人反对，但如果几年后，只有50%的人反对，那就说明你的市场份额扩大了五倍。”

“人生总要做一些选择”

“如果让你在‘人口经济专家’和‘携程创始人’之间选一个，你会选哪个？”俞敏洪问道。

梁建章想了想，说：“如果从社会价值来看，人口研究当然更重要。但我也越来越觉得，旅行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商业，它与人的生命体验、与社会的发展，都息息相关。”

俞敏洪也曾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是去旅行，还是继续经营新东方？

过去，他总觉得自己离不开那些日常的事务，直到西藏之行之后才意识到，或许真正被困住的是自己。在317北线上，他从成都出发，穿越色达、昌都、阿里，一路向西到仁波齐，再抵达珠峰。沿途的地貌变幻、民族文化交汇，让他对时间和生命有了新的体会。在书中，他写道，人们总以为事情离不开自己，但往往最后是自己离不开那些事情。旅行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种与世界和自我的对话。

这趟旅程让他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向世界的告别，随时都可能发生。他的很多朋友，或因疾病，或因意外，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不知道未来和意外哪个会先到。真正想通之后，便不再犹豫，想做的事情就该去做，因为明天是否还能站在这个世界上，是无人知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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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之所以有这个思考，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新东方，也不是不喜欢东方甄选，而是我已经63岁了，人生总要做一些选择。”

他想象过，假如有一天站在人生终点回望过去——如果自己没有去过想去的地方，没有体验过想体验的生活，那一定会遗憾。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梁建章的答案，他们这类人总是不想停下脚步，从创始人到学者，看似跨越了多个领域，但其中的逻辑始终一致。他并不满足于已有。他对俞敏洪说，“我总是不安于现状，所以喜欢转工作。你总会更喜欢新奇的东西。太舒服了，也就觉得不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