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

America Became Great Because of the Things Trump Hates

Photo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 photographs by Brandon Bell/Getty Images and Stephen Jaffe/AFP, via Getty Images

每次读到川普团队的策略是“震慑与敬畏”——即迅速、大规模、多线并进地接管美国政府，以精简官僚机构并推翻既定的国内外政策重点——我都会回想起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那可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这是乔治·W·布什政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所采用的策略，当时迪克·切尼曾预言，我们会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

战争爆发大约三周后，我和一些救援人员进入伊拉克，看看“震慑与敬畏”策略实施得如何。我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先别鼓掌》，因为，正如我所解释的，我当时和一个科威特红十字会小组一起前往乌姆盖萨尔的一家医院，“那是第一个被联军解放的城镇。但战争已经进行了20天，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安全保障，也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我写道，和我在一起的科威特救援人员“可怜伊拉克人”，我们离开时，他们把多余的午餐盒从公交车窗口扔了出去。我看着医院的工作人员争抢那些吃剩的食物。

我说，“这是屈辱的一幕，而不是解放……我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有所改善。但目前，美国已经打破了旧秩序——萨达姆政权——但还没有建立起新秩序，而且在太多地方，这个真空正被抢劫者、暴徒、混乱、干渴、饥饿和不安全所填补”。

唉，我的专栏文章发表于2003年4月9日上午——就在这一天，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平民推倒了巴格达的萨达姆·侯赛因雕像，所有人都在庆祝这一政权的倒台，仿佛这和柏林墙的倒塌一样意义重大。而我呢——一个支持这场战争是为了在该地区传播民主，而不是为了寻找虚无缥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却在告诉人们先别鼓掌，同时向他们保证情况会好转。

我想，亲爱的读者，现在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回忆起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低谷时刻了。我当时太天真了。我原以为，任何一个发起“震慑与敬畏”行动去接管半个地球之外一个国家的美国政府，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政府里应该都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专家。我真是大错特错了。

几周后我回到巴格达，和我的朋友纳比尔·库里待在一起，他是一位睿智、会说阿拉伯语的美国外交官。我们和布什团队的文职行政人员交流时，我很快意识到，他们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在对待侯赛因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意识形态纯正——我现在称之为“右翼觉醒主义”。他们对刚刚被他们“震慑与敬畏”的极其复杂的伊拉克体系一无所知。

特别是，布什支持什叶派强硬派，包括后来担任总理的努里·马利基及其团队，他们成立了一个“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将几十万逊尼派阿拉伯人——包括军人、教师、官僚——从伊拉克体系中清除出去并使其失业，而且在分配工作时往往优先考虑什叶派。这最终引发了逊尼派的叛乱，最终导致了“伊斯兰国”（ISIS）的出现，这又迫使奥巴马政府实际上再次入侵伊拉克。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与“伊斯兰国”作战。

如今，唐纳德·川普扮演着布什的角色，埃隆·马斯克扮演着马利基的角色——只不过这一次，被右翼觉醒主义意识形态者“清洗”的是我们自己的政府，这些人想要从政府中清除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理念、环境保护措施、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对外援助。但我认为这只是他们的借口。

我认为马斯克和他在硅谷的兄弟们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想要实现共和党战略家格罗弗·诺奎斯特的狂热梦想，诺奎斯特喜欢说，他的目标是把政府“削减到可以拖进浴室，溺死在浴缸里的程度”。

我并不反对精简政府规模，但我更赞成改善政府治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一个考量以下问题的过程：

1.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最大的经济、技术、教育和健康趋势是什么？

2. 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在这个世界中蓬勃发展的能力？

3. 因此，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税收资金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削减开支，又在哪些方面进行投资？

马斯克的追随者们可没有这样的考量过程。他们只知道谈论削减了多少开支——却从不提及他们的行动如何成为一项能增强我们社会实力、更好地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的乐趣在于削减，而非建设，就如同川普在《飞黄腾达》节目中的乐趣在于解雇员工，而非招聘员工一样。

马斯克希望以挥舞大锯子、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扔进“碎木机”而闻名。他和他的同僚们似乎乐于让公务员失业，还热衷于摧毁我们的一些科研瑰宝，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更不用说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气候科学家和天气预报员等众多专业人士弃之一旁了。

如果你认为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因为“震慑与敬畏”行动之后缺乏明智的后续计划而迅速陷入动荡，那么想象一下对美国政府采取同样的做法会怎样吧。在一个扁平化的世界里，美国政府与各方都息息相关——在其他地方失去的东西，最终会在这里显现出来。

怎么会这样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对该机构的打压以及撤回对外援助，很可能会导致每年新增多达1800万例疟疾；每年有20万名儿童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还会出现数亿例感染病例；每年新增超过2.8万例埃博拉和马尔堡等传染病病例。也许他是在夸大其词。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你觉得这不会对美国产生反噬吗？你听说过新冠疫情吧？

给我看一项研究，证明川普政府对这些情况进行过任何压力测试。或者给我看看川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会对福特和通用汽车造成何种毁灭性影响的压力测试结果。川普一再坚称外国出口商将承担关税成本，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正如沃伦·巴菲特在周末播出的一次电视采访中所说：“关税是对商品征收的一种税。我的意思是，牙仙可不会来付这笔钱！”

你觉得看到美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和海军作战部长被解雇——不是因为有任何明确指出的失职行为，而是似乎仅仅因为第一位是黑人，且曾经表达过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支持，第二位是女性，这会对美国军队的士气、征兵和留用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呢？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肯定暗示过，这两人得到晋升是出于觉醒主义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优秀战士的真正功绩。

不是因为功绩？真的吗？被解雇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查尔斯·Q·布朗将军毕业于空军武器学校——这相当于海军的“壮志凌云”项目；他的飞行时长超过3100小时，主要驾驶F-16战斗机，其中包括130小时的战斗飞行时长。他拥有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和航空科学硕士学位。

相比之下，赫格塞思曾是福克斯新闻的二线主持人，他的母亲曾指责他经常虐待女性（后来她收回了这一指责），他堪称川普时代为平庸白人男性推行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政策下任用人员的典型代表。

马斯克在他真正的商业领域里，肯定不会雇用皮特·赫格塞思、卡什·帕特尔、图尔西·加巴德或小罗伯特·F·肯尼迪等人到特斯拉的展厅当销售人员。但川普雇用他们恰恰是因为他们是二流的意识形态者，愿意把对川普的忠诚置于宪法和真相之上。

川普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乌克兰战争需要结束——现在就结束。但要想在乌克兰以及整个欧洲实现最持久的和平，办法是对挑起战争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实施“震慑与敬畏”，让他接受必须与一个由西方武装、融入欧盟的乌克兰为邻的现实——而不是通过公开抨击和敲诈他的受害者来助长普京的气焰。这种行为实在可耻。

（顺便问一下，那些去年因为加沙问题让大学校园陷入瘫痪的社会正义斗士们都去哪儿了？当川普背叛我们的民主盟友并站在普京一边时，他们似乎却对川普网开一面。）

这是可耻的行为，而且是因小失大。没错，在过去80年里，美国为构建自由世界秩序的支柱所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但通过这样做，我们让全球的蛋糕变得更大，也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更稳定的环境。而且由于美国拥有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我们分得的蛋糕份额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越来越大。

如果你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对这个体系实施“震慑与敬畏”——除了右翼觉醒主义的报复行动以及川普19世纪式的地缘政治和贸易观——那就等着看我们和其他人分得的蛋糕份额会变成什么样吧。

作者简介：托马斯·L·弗里德曼是外交事务专栏评论员。他于1981年加入《纽约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其中《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本文的一个版本刊登在2025年3月6日《纽约时报》纸质版A版第23页，标题为： Failed ‘Shock and Awe,’ in Iraq and at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