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柯察金，承载着我们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曾经很长时间内都被当做苏联人的写实形象。但解密的资料却显示，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保尔形象，被苏联内务委强行做了7次重大修改。比如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内容全部被删除，主人公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同样被全部清除，反而代之以不断强化的忠诚。还比如主人公原本赞成新经济政策，结果修改为反对新经济政策，拥抱计划经济。

因此所谓的学习榜样，不过是被精心雕琢的盆景，是被权力意志操控的提线木偶。苏联庞大的官方榜样群像，折射的不是人性的光辉，而是权力对人性的规训，是权力机器对精神世界的操控。

原版的保尔·柯察金，有理想、有爱恨，敢于针砭时弊，勇于表达个性，是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现实青年，结果却被扭曲成了崇拜意识形态的圣徒，泯灭了个性意识，成为了一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苏联的榜样文学，便是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意识形态的符号。正如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所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活生生的英雄，而是不会说话的纪念碑。

苏俄的造神工程，始于1917年10月。苏布建政的当月，列氏便被捧为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苏俄的制度化造神开始于1920年，服装、领巾、语录、头像等等一应俱全，而且苏俄的意识形态，也拥有了第二个名称。

1934年9月1日，苏联作协成立。从此之后，苏联的文学艺术便沦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比如著名的《青年近卫军》，便按照苏联作协的指示，删除了主人公对集体化运动中大饥荒的不满。

​​​​​​​

与苏联造神工程一同开始的，还有苏联的榜样工程。制度化的榜样工程开始于1927年，苏联的第一个官方榜样，便是煤矿铁人——斯达汉诺夫。

顿巴斯的矿工斯达汉诺夫，在《真理报》的妙笔生花之下，竟然创下了一个人一天采煤20.4万斤的“壮举”，一个人相当于100名正常的工人。

1935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斯达汉诺夫。《真理报》的摄影师，特意拍摄了斯大林轻拍斯达汉诺夫肩膀的亲密画面。这个精心设计的场景，很快便通过《真理报》传遍了苏联，斯达汉诺夫成了苏联人的劳动榜样。

可是，斯达汉诺夫的工作效率被宣传为常人的14倍，集体农庄里的农妇们为了完成超额的生产指标，只能饿着肚子把粮食上交。虽然人人都知道是在造假，但斯达汉诺夫的事迹依旧被包装为无产阶级觉悟的胜利。

1935年，苏联开始在全国展播集体农庄的纪录片：金黄的麦浪中，女庄员们红润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可是镜头外的现实却是，这些演员在拍摄结束后，需要立即归还借来的布拉吉连衣裙，赤脚走回漏风的木屋。

这种榜样的宣传与现实的割裂，在1953年达到了顶点：当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养育12个子女时，她只能用配给的肥皂票换黑面包，用以喂养营养不良的孩子们。

1954年，赫鲁晓夫在苏布大会上公开指出：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效率，只有美国家庭农场的17%。但同年上映的电影《库班哥萨克》，却把集体农庄描绘为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世外桃源。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的尖锐批评：苏联的乌托邦叙事，如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将现实裁剪得支离破碎。

当先进工作者瓦西里每天工作16小时，却只能在日记里忏悔自己偷喝了儿子治病的牛奶。当顿巴斯的劳动模范尼古拉耶娃获得勋章的同时，却在举报车间主任破坏生产。这种认知体系的崩溃，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披露后达到了高潮，原来斯大林时期的英雄榜样们，竟然都是虚假的宣传。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真理报》将阵亡的士兵包装为国际主义战士，而前线寄回的信件却在控诉战争的荒谬。1986年，苏联为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相关人员授予了切尔诺贝利勋章，可是苏联的大学生们却成立了真实俱乐部，揭露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

上世纪80年代，苏联虽然用黄金重塑了保尔的雕像，但这种价值的割裂，伴随着整个苏联大厦的裂痕，反而加速了民众的觉醒。尤日马什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彼得罗夫，便在日记中写道：当我第八次站在红旗勋章的领奖台上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提线木偶。正如柏林墙倒塌后东德青年的涂鸦：我们不需要水泥铸就的圣人，我们只要会犯错的活人。这些认知的裂缝，最终汇聚成了解体的洪流。

在俄罗斯的旧货市场上，经常能看到苏维埃的勋章与东正教的圣像，它们经常被摆放在同一个摊位出售。这个荒诞的场景，正是苏联榜样工程的历史隐喻：当意识形态的圣徒像被赶下神坛，他们既不能回归人间成为真实的人，也无法升入天堂成为真正的神，只能作为历史的标本，在现实的橱窗里继续展览。

那些被精心设计的学习榜样，既是权力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乌托邦工程最苦涩的墓志铭。当崇高的理想异化为意识形态的工具，那些被精心塑造的学习榜样，必将沦为历史废墟中的荒诞符号。正如平庸之恶的提出者阿伦特所说：任何试图用标准化人格塑造社会的努力，终将在人性的复杂面前碰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