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那场匆匆结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持续很短，但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话题，因为这个事件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太突兀，与改革时期和谐开放奋发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改革史的时候，往往都会讲到这个事。

促使“清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新旧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党内的很多高层干部，以及知识界在越发深入反思“左”的错误根源，希望以此解放全体社会的思想活力，更好推动现代化建设；同时，随着社会管制的松动以及国门的打开，国外及港台生活潮流涌入内地，出现了很多新思潮和新风尚，主要体现在：

第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很多人经过对苏联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提出要完整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很多过去被视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属性的马克思学说或社会主义各流派学说，也被引进到国内。

第二, 在文艺界，随着对建国来历次“左”倾错误的反思深入，出现了“伤痕文学”以及“伤痕电影”，甚至这一时期“反思”成为文艺界主流，刘心武、张洁、冯骥才、从维熙、张贤亮都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

第三, 在政治学、经济学界，随着西方思想的引进，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计划体制的有效性，主张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并且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宣传新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理念的著作大量出现。

第四，在社会生活领域，西方及港台文学、艺术、时尚也开始进入中国，因为这些更关注人性、贴近生活，一经传入就受到热烈欢迎，比如港台流行乐，不足一两年就风靡全国，甚至社会上有“白天老邓、晚上小邓（邓丽君）”的说法。

而另一部分人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认为这些行为是离经叛道、思想堕落腐化，是新时代情况下产生的精神污染。正像当时一位重要人物忧心忡忡地说的那样：“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他们迫切希望捍卫思想和社会生活的“纯洁性”， 因此，从改革一开始就不断发生新与旧的冲突，比如，“歌德与缺德”事件、《苦恋》风波等。

而这次“清污”的直接导火索是围绕周扬所提出的“异化”问题风波及人道主义产生的争论。1983年3月系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党内老资格宣传理论界领导人周扬受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邀请，给学员做了一场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

周扬早年即爆的大名，在抗战前系国统区“左翼”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到延安之后，他更成为文艺界的党鞭执掌者，督促引导监督文艺界落实无产阶级文艺观，与党的政治路线保持一致。并且，后来周扬越来越“左”，参与或领导了很多对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大批判。

不过，经过那十年牢狱的折磨，周扬晚年痛定思痛，有了很多反思。这次，他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非常认真构思了一篇长文，重点谈“异化”及人道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堪称理论反思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充分显示了这位老资格理论家的笔力，至今读起来仍然具有鲜活思想冲击力。

（晚年的周扬与王元化等人）

周扬提出，由于我们经验缺乏及过去专制主义太浓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思想和政治领域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异化”。比如，因为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反而成为人民的主人，我们只有实行制度改革才能消除异化。

周扬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视人、关心人的学说，其核心就是解放人类，而过去我们片面吸收阶级斗争论，忽视了人的价值，并且把人性论、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以致酿成惨祸。所以，以后我们要关心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周扬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当场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事后却受到宣传领域主管领导的严厉批评。随后，宣传工作领域负责人立即组织北京大学教授黄枬森等人反驳周扬的观点。《人民日报》正副总编辑，也因为全文发表周扬的讲话，受到了撤职处分。进入夏季之后，先是在理论界、文艺界，一场“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轰轰烈烈展开，这时候很多理论机关开始审查研究人员作品的思想倾向，图书馆、美术馆等开始大量下架有“污染”倾向的作品。

接下来在10月中旬，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要整顿党的思想组织涣散、清理“左”的思想遗毒、清除“三种人”、清除资产阶级倾向精神污染等，总体上是既反“左”、又防右，以反“左”为主。

不过，一些人利用邓小平同志对“精神污染”的担忧（注释一），在整顿的执行上，将重点从反“左”转到清除精神污染，整顿范围从党内扩展到党外群众，整顿对象从思想战线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10月24日，关于清理精神污染的36号文件被正式下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展开。

不可否认，当时思想界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确存在一些不健康消极因素，很多偏激的、片面的言论有必要重视，加以消除社会影响。但是“清污”运动，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精神污染，某个行为或言论是否是“精神污染”，全凭各级各部门领导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处置权也无限下放，各种基层组织领导乃至保卫科干事等又得到了丢失了才六七年的，对下属的“生杀予夺”大权。因此，过火行为越来越多，本文试举几个例子：

1.  某大城市市委机关门口写着：“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

2.  北京大学学生会举办的学生交谊舞会被勒令停止，一些同学因顶风偷偷举办，全部音响设备被没收，并且面临纪律处分；谈恋爱也被视为精神污染，晚上校保卫部人员打着手电，在燕园四处抓捕谈恋爱人员（见北京大学法律系1981级邓杰《燕园追忆》）。

3.  文艺界积极开展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被定性为“黄色歌曲”的典范，连李谷一的《乡恋》和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也被认为是靡靡之音。老音乐家贺绿汀说，美国“先锋派”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虚无飘渺，叫人听不懂，商品音乐、港台时代曲，这中间有很多是三十年代酒吧歌女的黄色音乐，党中央提出消除精神污染，我们也应该净化音乐领域。（《人民日报》1983年11月5日）

4.  科幻文学也被定性为“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钱学森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称：“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光明日报》1983年11月3日）。这次运动之后，当时最知名科普和科技文学专家叶永烈开始思考“左”的思想的根源，转行研究“文革”主要人物，后来写下了赫赫有名的四人帮传记。

（1983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文《清除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

5.  某期《瞭望》杂志因为杂志封面系穿着紧身裤的女性体操运动员，被认为有“黄色”嫌疑，列为禁书；新出版的《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

6.  浙江大学历史系近代史学教授杨树标，因为说“国民党是个有光荣传统的政党”，被浙江省纪委列为“精神污染”大案，几番被调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由于给《中国青年报》投稿写了一篇《为“钱”正名》，也被视为严重精神污染，对于是否处置，一直向上惊动到省委。笔者以前工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原国家经济体改委的一部分，里面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因为主张市场经济，被定为“精神污染”分子。

改革开放后制度进步的本质是权力执行的科学化、规范化，而这场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颇有回归那种极端人治化的苗头。对于什么是精神污染，下面执行中越来越宽泛，罪与非罪之间全凭个人解读，一时间人人自危，刚刚形成的宽松、心情舒畅的社会气氛，陡然又凝固起来。加上之前不仅开始的“整顿特区”、“经济严打”等行动，也令外部质疑，中国是否要继续改革开放。

对于这场运动，最先警觉并且全力踩刹车的是胡耀邦。11月初，胡耀邦首先找到《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佘世光，委托他写一篇《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的评论，明确提出反对将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而后又让《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以给当时形势降温。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又召集人民日报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这三位宣传口最关键领导谈话，提出了对清理污染的总体看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我们做思想工作必须注意两个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为此，他提出要严格划清七个具体的界限：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来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但是对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也得须经过批准；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那些露骨淫秽的东西；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

第六，绘画、雕塑方面，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教育方面，生理卫生课不是精神污染，现在青少学生基本生理知识缺乏，越禁止、他们就越感到神秘。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胡耀邦一次在谈起不要干涉人们穿衣问题时，某位领导干部插话道：“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机关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当即幽默地回复：“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耀邦说完，满堂哈哈大笑。

对于最关键的，如何应对这些所谓的“精神污染”的问题，胡耀邦认为：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是无法清除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鼓励创作，推出更多文艺、体育、电视优秀作品，才是最好抵制精神污染的办法（1984年2月11日在上海锦江饭店、17日在石家庄同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总体来讲，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取代“清除精神污染”是胡耀邦的应对思路，在他的努力下，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并且肯定人权、自由、博爱等思想是全人类的普遍共同价值追求。

在胡耀邦明确划定这七个界限之后，事实上清除精神污染就在各领域急速刹车了（注释二）。同时，邓小平也意识到，“清除精神污染”早已经违背了他一开始就提出的，决不能采取“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的警告。1984年初，他明确告诉中央有关负责人，此事可以告一段落，这实质上是放弃了“要搞三年”的设想。这样，“清除精神污染”持续了两个月左右，就逐渐偃旗息鼓了，中国迎来充满宽松记忆的1984年，人们卸掉精神包袱，这一年在改革上做出来太多突出成就。

那么“精神污染运动”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于管束性政策法规，一定要有明确的范围，否则依据中国文化惯性，下级执行一定会从严从宽、宁左勿右（去年核酸及封控也是例子）；严格规范执法程序，不能随便授予执法权，否则会滥用国家权威，损害公权威信，制造官民、党群对立局面；政治与经济信心是高度关联的，但是如果不慎产生紧张局面，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由于我国千百年来是一个大政府社会，人们从骨子里对公权边界变化特别明显，一举一动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打算，所以我们处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好，亟需搞好建设、增强国力的时候。

在这场短暂的运动中，胡耀邦在关键时刻，不惜得罪很多人，挺身而出、扭转方向，堪称大无畏的英雄勇士；邓小平敏锐洞察动态，及时止损，也不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睿智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