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冤枉入狱遭枪决，他要一个道歉和国家赔偿

刘青水闷头往家走。这儿是天津近郊，城市改造后建起回迁房，路上有些荒凉。从山西老家到天津后，他在这里待了十多年，一直和小区的居民没多少交往。他说，这儿的邻居都是一个村子出来的，会抱团，瞧不上外地人。

只有到家后，聊起案子，他的表情生动起来——足够久的时间和财富积累可能将人生一些不如意消磨干净，但按刘青水的说法，即便是在人生最顶峰的时期，他开厂、买房买车，家庭和睦，心里那根刺也仍然没有拔除。

将近半人高，摞得整整齐齐的申诉材料浓缩出故事的原貌：1960年，他的父亲因犯投毒罪入狱，被判枪决。18年后，他开始尝试为父亲申冤，又花了9年时间，在1987年成功为父亲拿到了一纸无罪判决书。而如今他还在申诉，是想为当年的错判要一个道歉和国家赔偿。

过去一个多月，好几家媒体报道了他的案子。有老家的人看到新闻夸他坚持，赞同他该争取国家赔偿，和他一起讨论案件里可能存在的问题。刘青水挺高兴，将那些语音一条又一条地重播出来。

刘青水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微微驼背，法令纹撇下来，显得愁苦，但精神很好，看不出今年67岁的样子。只是一米七的身高，体重不足120斤，他说都是这两年跑案子累的。

2021年，刘青水找到当年作出父亲死亡判决的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地方法院，正式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又上诉到中级法院，也被驳回。他继续向山西省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诉，诉求再次被驳回。

讲到这，刘青水声音突然拔高，脸上皱纹因激动挤作一团。“我心里放不过它，你错判了就得赔偿对吧？”他反复强调，“我心里放不下。”

在他看来，这是一家人命运改变的开端。一纸薄脆泛黄的判决书记载着缘由：1960年，刘青水的父亲31岁，万荣县当地法院调查，刘青水父亲任职公社大队食堂事务长期间，经济手续混乱、账目不清。因为在整风运动期间被举报撤职，而心怀不满，在当年3月往生产队食堂水缸里投毒，导致5名社员中毒，幸亏抢救及时，无人伤亡。

父亲被捕后12天，刘青水的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去世了。4个月后，法院以反革命投毒罪判处刘青水父亲死刑。那时，刘青水4岁，家里最大的姐姐不过10岁。一家人到公社食堂吃饭，还没走到门口就会被人指点呵斥，疑心他们是否要往食物里投毒。村里待不下去，母亲和奶奶一度只能带着刘青水四姐弟暂别故乡。没有食物时，还曾沿街乞讨。

刘青水从小就知道，父亲的案子对于家庭来说是个“耻辱”。他至今记得，父亲被执行枪决后，按照当地习俗，棺材不能进家门。他被舅舅抱着，看到母亲和奶奶哭作一团，父亲的遗体被匆匆抬走，埋在离村子几十公里远的荒地。

两个姐姐到了说亲的年纪，先后订了三次婚，又被退了三次婚，都是对方听到父亲的案子，转头就反悔了。

后来，刘青水就再也没哭过了。初中毕业后，因为政审不过关，他成绩优异却也没法上高中，只能到生产队干活挣钱，“我妈妈挣的工分太少了，弟弟还要上学，以后还要结婚。”某种意义上，他需要担起这个家庭里“父亲”的角色。

十六七岁开始，他在农业社种地，成天拉土拉粪。双脚陷在泥地里时，他想，“我这辈子完了，将来没有前途了。”但他一直还记得母亲时不时告诉他，父亲是被冤枉的，“长大后要替父亲申冤。”

转机出现在1978年，环境松动，他还能想起在报纸上看到的那句话，“重在看个人表现。”那年他22岁，已经是村里一名熟练的木匠，人人都夸他手巧。他有点遗憾，离开校园太久，他没动过参加高考的念头。而弟弟初中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参加了中专考试。弟弟考的分数挺高，却迟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

刘青水决定上县里教育局问问。正是这一举动，敲开了命运的一丝缝隙。当时，刘青水所在的村子已经划归到山西临猗县，教育局接待了他，派人到村里审查情况，并到万荣县人民法院抄写了一份判决书。

这些经历他已经讲过一遍又一遍，时间让他麻木，语气平静，但在讲到那封判决书时，他第一次提高了音量。他说，看着工作人员将判决书放进弟弟的档案袋，他心脏剧烈跳动得仿佛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之前一家人从没看过父亲的判决书，过程怎样，牵涉人员有多少，一概不知，“想找证据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他抱着档案袋出门，骑着自行车狂奔了十几公里，小心翼翼地找了个僻静地方，仔细揭开档案袋封口，第一次完整了解到18年前，那桩旧案的来龙去脉。

两个月后，弟弟被补录进一所卫校。他和母亲也正式提出申诉。他在申诉书里一一分析了毒药、案发时间、中毒人员等证人证据上存在的疑点，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大页。

1981年，父亲去世21年后，山西临猗县法院出具了复查改判报告，提到经实地复查核实，刘青水父亲一案证据不力，定案依据缺乏说服力，“拟撤销原判，对被告宣告无罪。”改判报告转到运城市中级法院等待批示，又卡住不动了。

刘青水能做的就是不断写信，1987年，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临猗县人民法院出具批复文件，对被告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撤销山西省高院1960年度的执行令。父亲去世27年后，一家人最终收到了无罪判决书。

但刘青水觉得，“人都死了，只给一份改判的判决书，就什么都没发生过了吗？”他要求有个道歉，起码得在全村人面前宣告父亲无罪，“我总不能天天带着判决书，见一个人给他看一遍。”

他自己拿了主意，在1988年2月，过春节那会儿，掏钱请了当地最有名的剧团，让演员在台上唱《窦娥冤》之类的曲目，将全村人都引到台下。村干部在台上拿着判决书，一字一句地当众读出来。

拿到无罪判决书后，他还模糊地意识到，一家人应得到一份赔偿，“自古以来说人命关天，不可能一份判决书就把错误消了。”但法院对赔偿一事始终没有明确回复。在这期间，有同乡拉他去天津做买卖。刘青水说，他没有一刻忘了父亲的案子，改判后也一直希望上诉要求正式赔偿。只是在法院陆续碰壁，找了几个律师都说没办法赔偿，他无计可施，“确实泄气了一段时间。”

日渐顺遂的生活也将心里的刺磨得圆钝。他在天津干得不错，开了个食品厂，最巅峰时期，厂里雇了100多名工人。1991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旧照片里，他穿着时髦的呢子大衣，头发用发蜡梳得整整齐齐，眼睛神采奕奕。

挣了钱后，他在村里给学校捐课桌，捐钱修路。一年干旱无水，他出钱给村里打了一口水井，村里特地给他造了一块牌匾，黑色底上描着，“赠给刘青水同志”，中间是四个方方正正的金字，“兴水利民”。牌匾至今保存在家里阁楼上。他不再是那个被取笑的，认为自己没有未来的孩子。父亲案子的阴影似乎一度消失在他的生活里。

但这都是过去的辉煌了。村子正日渐衰落，青壮年纷纷离家。知道当年案子的人也老的老，死的死，当初举报父亲的妇女主任半年后因为难产去世了，母亲在1997年也去世了，法院调查的工作人员要么早已经调走退休，要么已经八九十岁，话都说不利索。

刘青水也老了，和照片里意气风发的青年相比，整个人缩水了一大圈。他的事业在1997年前后也走起了下坡路，勉强又撑了十来年，到后来挣的不如赔的多，最终彻底关掉了食品厂。

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但厂子关闭后，刘青水的时间多了起来，更能集中处理父亲案子的赔偿问题。两个姐姐支持他，但她们已经有自己的家庭，没法做更多事。弟弟从卫校毕业后在医院工作，会给他经费支持，和他一块讨论找律师、案例等问题，但对外代言，奔波申诉，几乎都由刘青水一人包办，“他要忙工作，不像我。”

他说心里的刺没有拔出来，“脑子一闲下来就想这个事。”

五年前，他在老家碰到自己过去的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后来去了县里纪委监察委员会工作。他又提起赔偿的问题，张老师很支持他，动笔替他写了一份申诉信。信件寄往各个法院，没有回应。一直到2019年，他去上访，一位接待人员告诉他：你可以上诉，先准备好案件材料去立案。刘青水很懊悔，“我们一直不知道要立案，我一普通老百姓谁经过这事儿。”

立案必须有1960年最初的判决书原件或复印件。刘青水所在的村子经历了行政区域划分的改变，有两年时间，刘青水就在两个村里不断奔波，“找这个法院调档案，又被踢到另一个法院。”

到了2021年初，在当年复查案件的法官的帮助下，刘青水才在临猗县人民法院拿到相关卷宗，随后向当年作出判决的万荣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但一路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上诉皆被驳回。法院驳回的理由是一样的：经审查，《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不溯及既往。本案中，侵权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故不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刘青水不能接受，“我们一家过去受的伤害不算了吗？”

刘青水的代理律师曾鸣介绍，“1954年宪法，包括民法通则对类似案件有一个宏观上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当中，给公民造成损害的，应当进行赔偿。但1995年之前，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比如被关押了三年五年是怎么赔偿，被判了死刑又该怎么赔偿？”

曾鸣表示，“该不该赔偿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争议，如何赔偿是不是能有更好的方式，比如参照当年的人均工资等等。”

刘青水至今遗憾，因为父亲案子的影响，当年他只能到农业社干活，而不能上高中。他的同学里，许多人后来考了大学，有人去了医院工作，有人在学校当上了校长，混得最好的一个，成了市级干部。

过去还在做买卖时，他觉得自己也不差，“他们不小看我。”这些事业有成的老同学们拉了个微信群，把他也拉进去了。可现在呢，老同学们也退休了，还能被人尊敬地喊着这总那总，退休工资每月能领一万多元。免不了产生对比，如今，他只是一个在家带孩子的老头，每月退休金只有一百来块。“但我当时成绩比他们都好。”他很久不在微信群里说话了。

妻子一直不太支持他。从2018年重新开始申诉后，他前前后后在案子上也花了十几万，其中有被骗的，他找“媒体”报道，对方告诉他得先交钱。还有各种人情来往，刘青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托人办事，得请吃个饭啊。”妻子认为，官司打来打去，只会是同一个被驳回的结果，根本不会有回报。刘青水也不辩驳，只是不怎么和妻子说申诉的事了。

三个孩子倒是不阻止他申诉，他们从小就听父亲讲过爷爷的案子。但刘青水也不敢和孩子们要钱打官司，“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他只能偶尔打零工，或者靠弟弟借些钱，一年一年地坚持着提出申诉，要求赔偿和道歉。

他对父亲其实没有更多记忆了，“他去世的时候我才4岁。”家里也没有遗物，父亲死前只留下一张照片，是和大姐的合影，文革时期，唯一的照片也被烧了，“我和弟弟就不记得父亲的模样。”刘青水对父亲的印象只有那桩“冤案”，他听老人说父亲当年被绑在广场的柱子上，公开枪决；他听母亲反复诉说父亲的冤屈；2011年他为父亲重新立墓碑，写在碑上的也只有那桩案子。

有人跟他说过，算了吧。他头一扭，嘴巴抿起，“我放不下。”他曾经以为，过去的人老的老，死的死，父亲的案子似乎也会被慢慢淡忘。但前几年回到老家，村里一个青年人和他闲聊，随口提了父亲的案子。他不能接受，“年轻人怎么会知道，肯定是他家里人跟他说的。”没人在他面前说过不是，但背地里呢？他不敢想象。他认为，只有成功获得国家赔偿，再次替父亲证明无罪，事情才能最终被解决。

他还在准备继续上诉。刘青水没有什么爱好，同一个小区的老头常会聚在一起唠嗑、下象棋，他不想融入，也觉得没意思。他把为父亲追讨赔偿当作自己晚年最大的目标和事业，“我这一辈子就为这个家庭奉献，以前忙着挣钱，不能闲下来，我没有父亲，闲下来就没钱了。现在这事就是最大的事。”

他想过，如果上诉成功，拿到了赔偿，就在村里搭个舞台，把当年为父亲唱《窦娥冤》的剧团请回来。他会请他们重新编写一个剧目，将他这40多年为父申冤的经历全写进去，“就为唱声势嘛，让大家都知道，你看我父亲确实是冤枉了，国家还给我赔偿道歉了。”他微微眯起眼睛想象，顿了片刻，客厅的时钟在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