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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维贝克·维内玛（Vibeke Venema）、史蒂芬妮·赫加蒂（Stephanie Hegarty）和莱奥尼·罗伯逊（Leoni Robertson）

今年，几乎一半的全球人口参与了选举，但女性代表的进展却停滞不前。在结果已经公布的国家中，有六成国家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下降。

在印度、美国、法国、葡萄牙、印尼、南非和其他21个国家，新选出的议会中女性人数少于前一届。欧洲议会更首次出现女性当选人数下降的情况。

在某些国家，女性甚至完全被选出局。

普阿基娜·博雷汉博士（Dr Puakena Boreham）是图瓦鲁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议员——她曾在16人的议会中，作为唯一的女性议员待了八年。然而，今年她失去了议席。

在她任期的末段，她参与了一项成功的运动，通过修改宪法，将性别歧视定为犯罪。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她曾在一些传统上不允许女性发言的社区会议中发言，而她注意到，许多男性会起身离开。

“我认为我作为女性发声，已经付出了代价。”博雷汉说，“当我意识到未来四年将不会有女性代表时，我感到痛苦。”

太平洋岛国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女性议员比例——仅为8%。全球范围内，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为27%，而只有13个国家的女性代表与男性比例接近相同。

英国、蒙古、约旦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女性代表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同时墨西哥和纳米比亚选出了首位女性总统。目前，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地区在这方面领先。

然而，自1907年芬兰选出了世界上首位女性议员以来，朝着平等代表性迈进的步伐一直缓慢。在1995年至2020年期间，全球女性代表翻倍，但过去三年增长变得缓慢。

2000年10月25日，希拉莉·柯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纽约中央车站竞选美国参议员。

在这么多不同的国家、背景和政治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很难定义为何今年女性选举结果不佳。

在一些国家，如葡萄牙、巴基斯坦和美国，随着议会趋向右转，女性政治人物的数量随之下降。这些国家的右派政党中，女性成员较少。

而在女性当选数量大增的地方——例如英国，发生的事正好相反。

在法国，提前选举会对女性候选人不利。

“当选举被认为风险较高时，政党往往会提名较少的女性候选人，”性别与政治专家、巴黎政治学院的雷詹·塞纳克（Réjane Sénac）说。

并非所有选举都是如此，但要达到50／50的目标，确实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障碍。

政治学教授罗茜·坎贝尔（Rosie Campbell）在伦敦国王学院举行的国际妇女节中说：“女性不太可能醒来后，觉得自己能够胜任高层领导职位。他们通常需要被提醒：‘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一名议员？’”

这正是普阿基娜·博雷汉进入政界的原因。作为一名麻醉师，她亲眼目睹了许多图瓦卢人因为糖尿病而失去四肢。一位导师告诉她，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进入政府。

“一开始家中的长辈，主要是家里的男性非常反对。他们认为从事政治不是女性的角色。”她说。

普阿基娜·博雷汉博士（Dr Puakena Boreham，中间）是图瓦鲁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议员。她作为唯一的女性议员待了八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性别与政治专家雷切尔·乔治（Rachel George）指出，在大多数社会中，比起男性，女性仍然承担更多照顾责任，这令她们难以进入政治。

因为很少有议会提供产假，这一个问题并未得到改善。

有大量研究发现，女性在筹集选举资金方面也面临更多困难，或者没有财务自由去休假参选。

这些问题并非最近出现的现象。然而，根据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无论是在线上还是面对面，对女性公共生活的攻击都有所增加。

去年，几位著名女性领袖因为面对不断的骚扰，最后选择退出政界。

作为墨西哥的参议员，印迪拉·肯皮斯（Indira Kempis）不得不面对极端的骚扰和辱骂。她说，男同事则没有面临这些困境。

“我曾经受到威胁，我曾被政治迫害，他们攻击过我家人和团队的声誉。他们非常暴力。”

有一次，她在开车时被武装男子跟踪，并在WhatsApp上威胁她。肯皮斯说，有人想破坏她的婚姻，刻意将匿名信息发送给她的丈夫。而她的家人也收到威胁电话。

“他们会把你的家人卷进来，因为他们知道作为女性，我们不会对他人的安全不负责。”而看到女性有份参与这些攻击，她感到非常伤心。

现在，当人们问她是否觉得女性在政界很困难时，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该怎么告诉年轻的女性，她将不得不经历这一切？她将不得不进入一场‘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活着出来’的战争？”

参议员英迪拉肯皮斯（Indira Kempis）举起示威牌，提及透明度和反腐败措施。

“咒骂、侮辱和嘲笑——这些举动在网络上变得如此正常化，”张慧英（音，Jang Hye-Yeong）说。她曾经是韩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直到今年失去议席。

“每次我出现在电视上，电视台会接到抗议电话，人们会说，‘为什么要播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说。

在竞选过程中，她曾多次谈及女性问题，例如同工同酬或性骚扰。她注意到有一对夫妇停下来听，然后男人把女人拉走，有时还很粗暴。

“我完全意识到，我将会面对强烈的反击。”

作为韩国#MeToo运动的一部分，数名知名男性被指控性骚扰。自那时以来，该国出现了对女权主义的反击，许多年轻男性感觉自己成为了反向歧视的受害者。

这些问题在今年的选举中再次突出。国际议会联盟（IPU）的性别项目官员玛丽安娜·杜阿特·穆岑伯格（Mariana Duarte Mutzenberg）说，韩国一些政党继续加剧或利用年轻男性中的反女权情绪。

张慧英的政党今年表现不佳，这无疑有份导致她失败。但她认为对女权主义的反击是失败的关键原因。

这次选举并非对韩国所有女性候选人都是灾难——女性在国会中的比例从19%小幅增至20%。但该国仍远低于全球27%的平均水平。

除达到基本公平之外，平等的议会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的卡琳·谢勒（Carlien Scheele）援引研究称，性别多元的团体会做出更好的决策，性别混合的董事会能够带来更高的利润，甚至可能提高国家的GDP。

实现性别平衡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使用性别配额——没有配额的国家，女性的当选比例平均为21%，而有配额的国家则为29%。

张慧英曾经是韩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

得益于政治意愿和配额，墨西哥在2018年实现了性别平衡，当时强大且受欢迎的前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决定，国会应该有50%的女性。今年，墨西哥选出了首位女性总统克劳迪亚·谢因鲍姆（Claudia Sheinbaum）。

但进入政权只是战斗的一半。2018年当选为参议员的印迪拉·肯皮斯说：“我是一个想进入政坛并拥有权力的女性。我公开这样说，因为很多女性对此感到羞愧。”

她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做出真正决策的会议之外。“我不得不强行进去。这就像一个男孩俱乐部。”她说，她每天都面对来自男性同事的歧视。

“他们不断告诉你，你不够有才华，你做不到，”她补充说，“有一个男人曾经告诉我，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只是因为他。”

联合国妇女署的朱莉·巴林顿（Julie Ballington）说，内阁职位才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但这些职位的女性代表数最低。“这真令人震惊，因为这些是任命职位，所以如果政府有政治意愿，应该很容易实现性别平衡。”

她们的研究还发现，女性通常被限制在某些角色中——人权、平等和社会事务领域，而财务或国防等领域通常由男性担任。

雷切尔·乔治（Rachel George）说，这是个问题。“当女性在场时，和平协议更有可能达成，而且更可能持久。”

印迪拉·肯皮斯有意参选总统。她声称自己的政党不支持她，因为她是女性——该党否认了这一指控，她因此辞职以示抗议。

尽管如此，她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当我进入政界时，并没有年轻女性对我说：‘我想成为一名参议员。’但当我离开时，却有很多。”

张慧英计划再次参选。图瓦卢的柏基娜·博汉也有同样的计划。

“即使我无法回去，女性的声音也应该存在，”她说。